“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
如果我说，这振聋发聩的呐喊声，出自于一位29岁的青年，你是会意料之中的安然，还是惊诧莫名的不解？
是有着怎样经历的男儿郎，才能发出这样的誓言？是谁的儿子，谁的丈夫，又准备着以身殉国、 万死不辞？
他是陈延年，陈独秀的长子，陈乔年的长兄。
1898年，陈延年出生于安徽南水关旧居，他的父亲陈独秀，则在这水深火热的当年赶赴东北，次年，义和团在山东起事，沸沸扬扬。
因为父亲是陈独秀的缘故，陈延年出生就注定了不平凡，这不是所谓的光环，而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的一份责任。
虽然，陈独秀打一开始是并不想让后代继承自己的大业或是说志向的，他之所以给儿子取名延年、乔年，就是希望他们不求荣华富贵，但求岁岁平安。
可若是后代当真以自己为榜样，那凶多吉少、如履薄冰的日子就是板上钉钉，连挣扎的余地都不会留……
父亲事务繁忙，陈延年小时候与陈独秀的相处并不多，所幸的是，他有小自己四岁的弟弟陈乔年陪伴，也有生母高晓岚依偎。
6岁，高晓岚送陈延年入私塾念书，但陈延年浑身的气质与私塾却格格不入。
他自幼生得魁梧黛黑，性格内向不说，还是个极其执拗的主，平日里是沉默寡言的，与陈独秀思考的样子实打实的相似。
不仅是私塾里的同窗打趣儿说陈延年不像个读书人，就连家里人都偶尔戏称一句陈延年是个“黑面武生”，恐怕改行做武将要更符合形象些。
但是陈延年本人是不认同这个办法的，前途怎能和长相挂钩？
他遗传了父亲的聪明机敏，也有着父亲一般的踏实用功。在学堂里，陈延年往往是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那一个，他求知若渴，常步行去几里路外的书店借书阅读。
如若陈延年生活在安逸的现代，那他一定是所谓的豪门贵子、不浮于表面，也绝不纨绔享乐。
可陈延年偏偏出生在民族陷入危难的时代，他的父亲是他血缘上最亲近的人，却也是距离上最遥远的人。
陈独秀犹如是一盏可望不可及的油灯，在陈延年梦醒时、迷茫时，发出那微弱但刺眼的光芒，好似在提点着陈延年：“往前走，再往前走”。
陈独秀与儿子陈延年之间，贴心的交流不多，但是血浓于水的牵连与牵绊，让他们的路途慢慢交汇又相融。
1915年，17岁的陈延年与13岁的陈乔年，决心走出安庆，走出闭塞的老家，到外面去求学。
对此大志愿，他们的生母高晓岚已经没了做主的权力，因为在此事上，她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也没有立场再与陈独秀商讨些什么。
陈延年只好写信给陈独秀，阐述自己与弟弟的心愿。
那一年，陈独秀刚好从日本回到上海，着手于期刊《新青年》的创办，听闻两个孩子有着走出舒适圈、在外闯荡求学的心愿，陈独秀是欣慰都来不及。
他当即表示十分赞成，并且亲自将陈延年兄弟俩接来上海居住。
最初，来到上海求学的兄弟二人，对周遭一切新鲜玩意儿都感到好奇，同时还惊叹上海城中先进、开放的新式教育。
他们的父亲是上海有威望的革命先锋，凭借此，陈延年与陈乔年也能获得大把的资源以及唾手可得的光辉前途。
唯一不算称心如意的，恐怕就是生母高晓岚无法陪同，他们与继母高君曼的关系也不温不火，疏离得体。
在父亲陈乔年家住了些时日，陈延年与陈乔年就主动提出要搬出去住，原因是想自食其力、自谋生路。
但是想来，其中肯定是包含着一些与高君曼之间不和的缘故的，尤其是年纪还小的陈乔年，根本不懂得隐藏自己的情绪，还因此与陈独秀之间生了间隙。
陈独秀心中，两个孩子的脾气都随了自己——倔！所以明白挽留无用的他，还是同意让他们搬去了《新青年》的杂志发行所。
那时候，陈延年与陈乔年就打定主意，要脱离陈独秀的庇护，做独当一面、顶天立地的人。
他们白天在外打一些零工，晚上则去夜校学习法语，最后拖着疲倦的身体躺回发行所的地板上歇息睡觉。
这一阶段，与其说是陈独秀照亮了陈乔年的前路，不如说是哥哥陈延年给了他目标。
长兄如父，在陈独秀在外漂泊打拼的日子里，陈延年就是陈乔年风雨里的依靠，是他懵懵懂懂间识得人间的活教材。
他们就这样半工半读，一小笔一小笔的凑齐去法国留学的费用。期间，陈独秀偶尔邀约两个儿子回家吃饭，他们也都是拒绝的。
理由是：忙。
陈独秀是心疼人生地不熟，还要打工学习的骨肉的。他说，去法国留学，钱的事他完全可以解决。
可惜，陈延年他们根本不愿意接受这份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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