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是我一生中最忙的几年，几乎没歇过。”电影人黄建新不禁感叹。继《1921》《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父辈》之后，他携其监制、徐展雄导演的新片《孤星计划》归来，电影上映至今票房破亿。黄建新近年来参与制作不同维度的新主流电影，而这部讲述百年前上海大学青年革命者救亡图存的作品何以吸引他的目光？他回答：一是高校党建与教育对中国社会与革命的独特价值，二是展现一批年轻人历经伟大历史过程的“心灵成长史”。
红色电影如何深入“年轻心灵”？近日，党史、电影领域相关专家学者齐聚上海，讨论新主流电影的新探索。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原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认为，以电影的方式致敬红色信仰，以新的方式走进青年人，是上海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重要收获，也是讲好党史故事的重要路径。
主流电影类型化
早期革命者的故事都与青春有关，用百年前同龄人的故事与当代青年人共振，逐渐成为红色电影近年来的“叙事显影”。电影《孤星计划》以李一民等三个青年人的成长之路展现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员的万千革命群像，《1921》用热烈的青春视角望向1921年建党的夏天，《望道》聚焦青年陈望道翻译首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历程，《长津湖》中的抗美援朝战场上也不乏年轻的英雄战士。影片中年轻人那改变旧世界的信心，令当下影院中的年轻观众共情，是消弭百年距离的最有效方法。
导演郑大圣回忆黄建新拍摄电影《1921》时的话：“不管多么伟大的题材，首先它得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如何让热烈的红色青春“好看”，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近年来，类型化成为新主流电影的新面貌之一，在历史真实感上做放大，在叙事中勾连青春的活力与理想。郑大圣认为，惊险、悬疑、动作、青春等类型的糅合，有如一场“类型化”的“飙车”。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处长吴海勇看来，不同类型的融合，“是历史题材电影向虚构创作的攀升，是电影的一种新拓展”。
业内人士认为，新技术产生新的观影方式，看电影正成为对观众时间支配权的争夺战，看主流电影更应注重与青年主体观众产生“心灵沟通”。黄建新认为，这是主流电影的类型化价值所在，“反转情节、青春气息、历史悬疑等种种探索，能激发观众的好奇感，让电影同观众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这也提示主流电影发挥效用的根本诉求，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教授张斌用“青春颜色”予以概括：“不仅是要把电影拍出来，更重要的是在主流观众当中能否得到精神反馈和价值认同。”
真诚讲述红色故事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如何用电影语言展现上海丰厚的红色资源，书写更多不曾为大众知晓的党史，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近期不少影片将关注点放在早期高校党建独特的历史意义和价值，这为红色文艺提供启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建强认为：“讲述党领导和影响的爱国青年学生社团，从这一切口进入，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能以更广阔的角度表现党的战斗力、影响力和感召力。”
要彰显历史细节中的“生命质感”，就要做最具体的“考古”。黄建新在电影《孤星计划》筹备时期，曾如侦查员般用脚步丈量上海大学百年旧址，剧组全力考察史料力图1:1复原红色建筑。而一群青年、一所红色学府、大革命时代的党史以何种情节进行“编织”？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认为：“影片在众多的人物中找到了‘孤星社’社员，在历史长河中寻到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用切片的方式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来做电影。”
上海是有着深厚红色文化底蕴的光荣之城。黄建新认为：“在上海，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便关注教育问题，为革命培养高层次、眼光宽阔的人才，这体现出其前瞻性。而呈现青年群体介入这一时期的心灵史，极具艺术吸引力。”正如导演徐展雄所言，“红色上海的故事源源不断”，聚焦青年革命者的红色海派电影还在继续，改编于茅奖小说《千里江山图》的同名电影正在筹备，青年人陈千里的革命故事即将搬上大银幕。如何真诚讲述红色故事、赓续红色血脉，创作史实有出处、艺术形式新颖、符合年轻人审美时尚的精品力作，是万千文艺工作者不断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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