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字楼、高校、新老社区环绕的中关村商圈，活跃着一个八百余人的外卖骑手兄弟连。“青铜”新手、深藏不露的“单王”大姐、手握神秘“权力”的站点调度员、身兼多职的“扫地僧”…… 怀着对高收入和自由生活的向往，他们背井离乡，成为全中国外卖骑手的几千万分之一。
2021年，北大社会学博士陈龙骑上电瓶车，加入兄弟连，与他们并肩疾驰，每天送外卖。他想借此了解：几十万骑手如何在全国各个城市走街串巷，看似混乱却能做到井然有序？看似自由和灵活的表象下，平台如何巧妙地应对骑手的精细控制与管理？本应让骑手如虎添翼的大数据，为何最终织就了一张围住骑手的巨网？当人与代码短兵相接，所谓“打工”，又在经历怎样的变化？他的所有调查始终围绕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命题：资本如何控制劳动者，而劳动者又是如何反抗的？
三年后，陈龙的博士论文《数字疾驰：外卖骑手与平台经济的劳动秩序》由世纪文景出版。
为什么要亲自送外卖
陈龙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研究方向是劳动社会学。2018年，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他加入了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花了5个半月时间进行田野调查，每天送外卖，体验骑手的劳动过程。
怎么进入这个圈子呢？陈龙先给自己做了一份假简历，去58同城和赶集网上投，投完以后很快接到了很多公司的电话，但是很遗憾，找过来的公司大多是招保安的，没有一家外卖公司。后来，还是一个骑手给他出了主意，“你没有必要跑这么远，就在你住的附近找一个骑手问他，你跟着他送就可以了。”陈龙这才找到了门径。
2018年3月初到8月中旬，陈龙加入了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送了五个半月的外卖。那个团队是北京最早出现的骑手团队之一，当时的站长说过一句话，“咱们团队称得上全国单量第一的外卖团队，如果说全国的外卖团队看北京，那么北京的外卖团队就要看咱们了。”
刚进到团队的时候，陈龙跟着保利（《数字疾驰》的主人公）一起送外卖。送了一段时间，就发现问题了，大家是一个团队的骑手，这些骑手会很关心你，关心到什么程度？他们说，你不需要跟着他跑，你完全可以自己跑。因为大家都是出来赚钱的，你送外卖不为赚钱，大家不信任你。
还有一点，有一次陈龙跟着保利送外卖，跑到欧美汇大楼里取餐。坐电梯上行时，陈龙注意到保利额头上的汗珠不断往下流，“我们俩跑的距离是一样的，他怎么会这么累？”保利当时告诉他：“龙哥，我不是累的，我是急的。”因为他当时手里有四到五个订单需要取。这让陈龙突然意识到，光这么跟着送外卖，自己并不能够切身地感受到骑手的紧迫感。
于是，陈龙决定自己送外卖。
为什么送餐会超时
2018年6月发生了一件让陈龙印象很深的事，当时他已经送外卖快3个月了，突然有一天早晨，所有骑手送餐都超时了。为什么会全部超时？陈龙介绍，“我们平时送外卖大概对去某一个地方多长时间，心里面是有数的，但是那天明显感觉，预计送达时间要比我们心里的预估时间短了很多。”
后来，经人介绍，陈龙咨询到了负责外卖平台公司算法的技术人员。陈龙问，“预计的送达时间，比如一个订单是25分钟、35分钟还是40分钟，究竟是靠什么计算出来的？为什么那天突然把所有的送餐时间都压缩了？”技术人员给出的答案是，之所以能压缩时间，主要是基于大量的骑手跑单的历史数据。他们一直在收集骑手所有的送餐数据，包括送这个订单要多长时间，平常走哪条路线，数以千万计的轨迹数据产生以后，平台就可以进行优化了。别的骑手可能10—15分钟送到，给你35分钟明显就是多余的、没必要的，所以这个时间就可以从35分钟压缩到15—20分钟了，因为别的骑手做到了。
这也让陈龙意识到，研究问题的提出往往不是我们在办公室、在下田野之前就能想清楚的，可能恰恰是在做田野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能有的。
为什么“挂单”越来越难了
除了“优化”送餐时间，外卖行业还有一点特别能体现数据的“力量”，就是 “挂单”。单子不多的时候，如果突然有一单去北大的，按道理骑手拿到这单就应该去取它然后派送。但是那时候骑手通常不会这样做，因为跑一趟只送一单，才挣8元不划算。这个时候，很多骑手就会选择挂单。
挂单就是我先不移动，直接点确认到店，然后等着，看有没有也去北大的单子，如果有的话系统一般会派给同一个骑手。这样他送一趟就能送两个单子，运气好的时候，第三单、第四单跟着就来了。
也有运气差的时候，等了10分钟还没有挂上单子，这个时候骑手就会着急，因为这一单可能需要35分钟内送达，等了10分钟，只剩25分钟，再不送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骑手如果真的因为挂单耗费了很长时间的话，他就可以在系统里报备，比如以餐厅没有按时出餐为理由，要求再延长20分钟。等后来大家都知道这个规律了，挂单就会越来越多。但是慢慢就会出现问题，因为骑手的规模很大，大家都这么做，超时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多，差评也越来越多。
等到陈龙送外卖的时候，系统就修改了报备的条件，“要写清楚，你现在离这个店有几分钟，在几点之前能到店”。条件改变以后，骑手发现，想挂单并通过报备延长时间就变得不可能了。这也是骑手们提供的数据让系统做出了这样的改变——数字控制更加精细化了。
“很多人说送外卖很自主、很自由，刚开始可能确实是这样，因为平台掌握的数据还不够多，一旦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它们掌握的数据越来越多，骑手的自主性就会非常有限了。想要自由就赚不到钱，想赚到钱就得牺牲大量的时间。”陈龙说。
为什么你成不了“单王”
“还有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刚刚去送外卖的时候，每个骑手都希望自己成为单王，因为确实能赚更多钱。但是跑着跑着会突然发现，你永远成为不了单王，你迈入这个团队的第一天就决定了你能不能成为单王，我就是成为不了的那一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要成为单王你就要送很多订单，能送很多订单的前提是系统给你派很多的订单。但是你会发现，所有的骑手可能等级是一样的，系统派的单子却不一样。”在陈龙的外卖生涯里，他只拿过两次特别好的单子。
什么是好单子？就是送单时间特别短的单子。举个例子，一次是从欧美汇的四层取了两三单送到欧美汇的五层健身房，这两三单就是16—24元，几分钟陈龙就赚到。还有一次是从食宝街的冒鲜取了7单，这7单都是从冒鲜取的麻辣烫，这7个订单还是送到同一个地方，就是中关村里边的微软大楼。微软大楼不允许骑手上楼，所以送到楼下就算送到了。陈龙骑上电动车1分钟不到就到了，这7单56元也是几分钟就赚到了。
怎样才能成为单王呢？就是你尽量去拿那些好的单子。有一次陈龙手里大概有两三个订单，突然系统给他派了3个爱奇艺的单子，他很高兴，因为知道这是好单子。“爱奇艺大楼有一个特点，你可以坐它的货梯上楼，3个单子就坐到其中最高的那层，货梯一开手一伸，旁边就有一个货架，连电梯都不用出，单子就送完了，所以爱奇艺的单子特别好。”这时突然调度打来电话，“你单子有点多跑不过来，我给你调吧。”结果，陈龙爱奇艺的订单被调给了张三。后来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陈龙才发现，“我们有个调度叫张四，跟张三是亲哥俩。所以，我就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很多好单子是可以给到某些人的。”
可见，外卖团队里也是有关系网的。又比如6月初，陈龙发现突然有很多外卖骑手要请假，这个时候站长还特别意外地全部准了假。“我当时特别不解，6月天气慢慢热了，订单也多了，原本需要更多外卖骑手，站长反而让大家回老家，为什么？后来我才知道，河南和山东6月要收麦子。”站长在晨会上说过一句话让陈龙印象深刻，“你们在我这里挣没挣到钱，挣了多少钱，你们心里都有数，如果你们回到村里以后，有人想来挣钱，你就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站长之所以给骑手放假，就是希望这些人给他招兵买马。“你会发现大多数的兄弟连也好、外卖团队也好，其实都是靠老乡带老乡的方式组建起来的，一定有关系网在里边。”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选择送外卖
送外卖的过程中，陈龙也意识到，平台在不停地收集数据。通过智能手机和上面安装的配送软件，平台可以不断地追踪骑手的轨迹。到了室内，GPS信号一般会比较弱，但没多久平台就能通过商家的Wi-Fi网络、室内定位基站等等去收集记录骑手的数据，包括骑手的运动状态、到达商家的时间、停留的时长、消费者住址楼层、等待消费者取餐的时长等等。
这些数据不仅来自外卖员，还有商家、消费者。比如骑手送餐晚了，有消费者就会直接给一个差评，有些消费者可能连续几次都不会给差评。平台就会开始测算，给你一个预计送达的时间，对于好说话的消费者那可能时间多少都没关系，对于比较计较的人，平台可能就会故意地在送餐时间上多放点水，本来30分钟可以送达，平台给的时间是35分钟。
“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投喂’，所有的数据、每个人的习惯都可以让系统去学习和吸收。平台掌握了大量的数据，再用数据去给你规划怎么取餐、送餐，怎么给每个订单定价。我最后写的其实也是这一点，这样庞大复杂的劳动秩序之所以成为可能，是有这样一套数据支撑的系统，是把所有一切可以纳入的，都纳入到了可以计算的程度，是一种高度的控制和精准的预测。”
数字控制的强化意味着劳动者自主性的空间越来越小，但是陈龙也想说，这个空间不会一直缩小下去。“我认为算法和数字控制其实是有边界在的，总是留有空间给骑手发挥。那些在这个行业送了三年、四年、五年，甚至七年的老骑手，从他们的身上能够感受到他们的高技能，一个叫隐性知识，一个叫匠心精神。如果他经常在某片区域送外卖，经过的红绿灯的变换时间，他甚至比旁边的安全员都了解，这就是他的隐性知识，他可以靠直觉和判断去做事。
另外，骑手们也在努力地把这件事情做好。我对一位骑手印象很深，他会把外卖摆到公司的外卖台上，但是大家的包装都一样，这个时候他就拍张照片发给顾客，还怕顾客找不到，特意拿记号笔在包装袋上写好顾客的尾号，再画个圈。这些我觉得都是无人配送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算法也好，数字控制也好，是有一个边界的，人还是有发挥自主性的空间。
由此，我想到社会上总有人说，‘现在送外卖的人太多了，制造业出现了用工荒，年轻人不要送外卖，应当去制造业。’以我的实际体验来讲，送外卖其实是一份手脑并用的工作，我自己衡量好工作和坏工作的标准就是能不能让你手脑并用。如果一份工作不允许你手脑并用，只动手，就像工厂里拧螺丝钉那样，每天重复一个动作，不需要动脑，那个工作是很糟糕的。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回到工厂而选择去送外卖，就是你会发现，送外卖要去挑单子，这个单子我送不送，我怎么能送得快一点，同时我怎么骑电动车，怎么避开人流，等等，他是需要手脑并用。在这个意义上，送外卖的确是一份更自由的工作，比工厂相对简单、枯燥、重复性的工作要有乐趣得多。”陈龙说。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编辑/崔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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