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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若要评选最具故事性的朝代，东汉绝对榜上有名。
王朝伊始刘秀于各路豪强中左右逢源，灭亡新莽、光复汉朝、实现中兴的故事为人津津乐道。
王朝后期爆发了黄巾起义，最为脍炙人口的三国时期便由此开始。
然而，与这跌宕起伏、英雄频出的一头一尾相比，我们对东汉中期的历史似乎知之甚少。
那么，这段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为何如此缺少存在感？
一、文学弃子：无人垂青的时期
缺少相应的文艺作品演绎，应该是这段历史鲜为人知的“罪魁祸首”。
陈寿的《三国志》将东汉后期单独编史，罗贯中在此基础上所写的小说《三国演义》凭借曲折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内含的文化精神享有巨大的影响力。
这两部作品使得后汉三国这段历史成了最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片段之一，除了历史和小说原著，各类评点、评书、戏剧等艺术形式也使其热度居高不下，且逐渐深入市井平民之中。
相比之下，刘秀的创业史描写就少了许多，孤身定河北、揽天下英杰、十年平九州、抱得美人归。
刘秀的人生太过顺利、个人光环太过耀眼，创业过程的顺利和相比之下黯然失色的天下英杰使得这段历史着墨要远少于三国时期。
饶是如此，《光武兴汉》的故事仍是山东大鼓、评书、小说等久久传唱的桥段，赤眉、绿林、云台二十八将、“娶妻当得阴丽华”……许多人物典故依然人所共知。
与一头一尾相比，描写东汉中期的文艺作品实在是少得可怜。
就连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也刻意地忽略这段历史，在光武中兴和黄巾起义这两节之间没有提到任何王侯将相。
相反则是蔡伦、班超等占据了不小的篇幅。
二、历史真相：你死我活的厮杀
平心而论，光武和桓、灵之间历代皇帝在位期间，并非没有高光时刻。
光武中兴之后紧随的明章之治是东汉王朝的顶峰。
政治上推行德政、法令分明；明章二帝均严禁后妃外戚和军功勋贵干政，将皇权牢牢握在手中。
社会经济上兴修水利、轻徭薄赋、赈济鳏寡孤独；修复了汴渠、成功整治了黄河，使得黄河近千年不再改道。
军事上击退匈奴并重新沟通西域，设立西域都护。
文化上明章二帝鼓励儒学又引进佛教，知识分子享有高度的自由，东汉重义不羁的士人气节正是在此时形成。
此外，缔造“永元之隆”的汉和帝、推行“阳嘉新制”奠定科举制基础的汉顺帝执政期间都有可取之处。
东汉时期亲政的皇帝，总体上质量还是颇高的。
然而，东汉的皇帝最大的问题不在能力，而在于寿数。
自第三位皇帝汉章帝之后，东汉就再也没有成年后继位的皇帝。
东汉十四帝中有三位幼年夭折、两位非正常死亡，平均年龄只有27岁，比西汉皇帝平均短命10岁，甚至比不上东汉时期的平均年龄29岁。
开国皇帝刘秀竟然就是东汉最长寿的皇帝。
皇帝年幼即位又壮年去世，带来的就是政局的反复动荡。
自汉和帝开始，东汉中央权力就一直在重复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皇帝幼年时由太后及外戚专权；皇帝成年后无所依靠、只能靠着最亲近的宦官夺回权力、由此给予宦官集团相当的权柄；皇帝壮年去世，新一任太后又与新一家外戚辅佐新的幼年皇帝……（桓、灵二帝这样由当朝太后和外戚拥立即位的旁支也类似）
同时，由于光武帝的改革，原本丞相及其下属的九卿成为单纯的办事机构、不再参与决策，称为“外朝”。
原本的“尚书”开始发挥作用、形成尚书台，负责对接皇帝和外朝官员。
在外朝和尚书台中作为中流砥柱的正是国家的士族集团，他们既有家族势力、又有高质量的文化教育背景，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角色。
然而，由于皇帝的短命和更替，使得“皇权”实际上由太后和皇帝轮流控制，二者为了更好地掌控尚书台、进而控制外朝，于是向尚书台中安插外戚、亲信甚至宦官，这就严重侵害了士族集团的既得利益。
地方士族集团的斗争最终在汉桓帝时期发展为“党锢之祸”，并由此动摇了东汉在地方的统治根基，为黄巾起义和三国动荡埋下了伏笔。
三、文明之光：青史留名的人们
由上文可见，东汉中期的政局并没有开国时期的一枝独秀，也没有三国时期的群英荟萃，而是朝中各股势力的反复倾轧。
不仅太过“正经”、缺乏故事性，甚至还有不少政治斗争的阴暗面，难怪没有相关的文艺作品，历史教科书中也没有提及。
与政治斗争相比，平定外患、打通西域的班超，改进造纸术的蔡伦，学科著作《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四民月令》这些推动中国历史甚至人类文明进步的人和事才足以被教科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和传颂。
参考资料：
《后汉书》
《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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