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适逢鲁迅长安行一百周年之际，本报连载王鹏程教授的《1924鲁迅长安行》。该书穿越百年时空，聚焦鲁迅人生轨迹里唯一一次西北之行，透过日常生活、旅途行踪和阅市交游等，在鲁迅的行迹和视线里，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民国长安，也让我们有幸与鲁迅在长安相见。
1924年7—8月，时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的傅铜有感于陕西交通不便、文化闭塞，遂在陕西省政府的支持下，与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邀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李顺卿，南开大学教授李济、蒋廷黻，前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法国大学法学博士王凤仪等十几位学者名流前来西安讲学。他们以民国暑期学校最“豪华”的师资阵容，为三秦大地输入新思想、新学术与新方法，可谓规模空前的文化盛宴，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学术史与文化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一页。
鲁迅先生等学者在西北大学讲学期间，西北大学校方招待殷勤，彼时正值盛夏，炎热异常，校方招待我们饮汽水喝啤酒，洋气十足。在那时啤酒、汽水都是高贵饮料，不像现在这样普遍，况且那时西安并不生产这些东西，都是从几千里路以外的京、沪运去的，交通极不方便，价格当然是十分昂贵的了。校方以此来招待，未免过于奢侈。鲁迅先生感到当时河南人在陕执政（陕西督军是刘镇华，河南人），所以西北大学校长傅铜（傅也是河南人）用钱很方便，请我们去讲学，花这么多钱，毫不在乎；可是有位陕西人李宜之，是水利专家，想给陕西兴办水利、治理黄河之害，而上峰却不拨给经费，鲁迅先生对此颇表不满。讲学结束时，他决意将讲学的酬金捐赠易俗社，作为举办戏曲改革事业之用。临行前，鲁迅先生和我各将讲学酬金现洋五十元捐赠易俗社，由我亲自携款送去。这也是鲁迅先生“取之于陕，用之于陕”的一片深意。
当年听讲的李瘦枝回忆西北大学对暑期学校讲师的款待也印象深刻——“（我）看到了西北大学傅铜校长对学者们的阔绰招待，学者们住在学校东斋教员院，门窗油漆一新，院内搭有凉棚，附设有奇花异草；室内芦席铺地，所有木器家具，帐幔被褥均系专置。在饮食方面，设有专灶供应，佳肴盛馔，自不待言。鲁迅先生对此豪华招待，颇为不满。”鲁迅在《说胡须》中也慨叹：“陕西人费心劳力，备饭化（花）钱，用汽车载，用船装，用骡车拉，用自动车装，请到长安讲演，大约万料不到我是一个虽对于决无杀身之祸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见，只会‘嗡，嗡，对啦’的罢。他们简直是受了骗了。”
正因为对陕西当政者这种铺张浪费讲排场却克扣水利工程经费行为的厌恶，才促使鲁迅决定“取之于陕，用之于陕”。鲁迅不顾自己的经济拮据，豪爽地拿出讲课酬金并川资的四分之一，赠予易俗社，可谓一片盛情了。
第三十一章
“午后盛热，饮苦南酒而睡”：
鲁迅在西安饮酒
鲁迅喜欢饮酒，但酒量不大，喝起来很是节制。
周作人在《忆鲁迅》中说：“鲁迅的酒量不大，可是喜欢喝几杯，特别是与朋友对谈的时候。”郁达夫说，鲁迅“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酒，也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许广平回忆说：“他的尊人很爱吃酒，吃后时常会发酒脾气，这个印象给他很深刻，所以饮到差不多的时候，他自己就紧缩起来，无论如何劝进是无效的。但是在不高兴的时候，也会放任多饮些。”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说：“鲁迅先生喜欢吃一点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鲁迅先生吃的是中国酒，多半是花雕。”曹聚仁回忆说：“我和鲁迅同过许多回酒席，他也曾在我家中喝过酒，我知道他会喝酒；他的酒量究竟多少，我可不十分清楚。”曹因此揣测，《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与“我”饮酒，透露出鲁迅的酒量：“‘一斤绍酒，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而好友范爱农要比鲁迅能喝一些，要两斤多。”藤井省三也如此认为，他做了细致的计算发现，吕纬甫与“我”的添酒，“这么以来两人竟喝了五斤绍兴酒”。
鲁迅几乎饮酒必记，常饮偶醺，偶尔也会过量。1924年2月6日记“夜失眠，尽酒一瓶”。1925年6月，端午节过后的一个周末，鲁迅在家中宴请了许广平及其女同学五人，酒席上恶作剧似的“打了打”女学生。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解释说：“我到现在为止，真的醉只有一回半，决不会如此平和。”
在西安期间，鲁迅日记中记饮酒三次：7月21日，“夜赴酒会”；24日，“晚赴省长公署饮”；25日，“午后盛热，饮苦南酒而睡”。至于8月3日，“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鲁迅是否饮酒不得而知。三次饮酒，只有25日写明是“苦南酒”。那么，苦南酒是什么酒呢？
明清时期，西北商务中心陕西三原县流行的“山台席”在省内外素享盛名，配酒主要是甜酒、苦南酒和白酒三类。所谓“山台席”，是以山珍海味为主料，以牛、羊、猪肉和禽蛋为辅料的菜肴宴席。甜酒是米酒，即稠酒。白酒主要是陕西的西凤酒和太白酒。苦南酒是黄酒，更接近绍兴黄酒，实际上是陕西的仿绍酒。当时北方的黄酒分为甜与苦两种，山西的黄酒称“甜南酒”“苦南酒”；北京天津的黄酒称“甘炸儿”“苦清儿”。1940年，《晨报》上刊登的《京市之黄酒业》一文介绍称，19、20世纪之交，北京市面上有五种常见黄酒，分别是南黄酒（绍兴产）、内黄酒（内府黄酒，清帝逊位后绝迹）、京黄酒（北京周边土产）、仿黄酒（其他地区模仿绍兴酒）、西黄酒（山西产）。长期以来，人们以为黄酒只流行于江南一隅，不出长三角，实际上并非如此，连交通不便、闭塞落后的西安，都有仿绍兴黄酒出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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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高思佳
审 核 | 张建全
终 审 | 张嘉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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