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8.6万中央主力红军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关于红军长征的原因，普遍观点认为，红军长征的原因在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当我们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发现答案并不仅仅是这样的。
从1930年开始，随着国民党内部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的战略重心开始向大规模“围剿”革命根据地转变，企图彻底剿灭红军。即使最开始的几次“围剿”遭遇连续失败，国土逐渐被日本帝国主义蚕食，蒋介石都固守“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起初，蒋介石并没有对红军太过于重视，再加上军事准备不充分，导致最开始的“围剿”一次次损兵折将。后来，蒋介石不但亲自临阵指挥，又改变了“围剿”的战略战术，步步为营朝着中央根据地逼近，迫使红军放弃擅长的运动战，不得不以阵地战应对。
尽管红军接连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在国民党军队的持久包围下，根据地的补给日益困难，经济建设不能正常进行，导致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财政危机。
再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左”倾路线的领导，导致根据地的危机变得越来越严峻。
除了以上这些原因以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有计划地蚕食华北。国民党政府一再妥协退让，但共产党却坚决主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随着北方游击队逐渐成为抗日的主力，位于南方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决定北上寻找与日军直接作战的机会。
种种的原因让中国共产党在严峻的形势下作出长征的选择。1934年5月，共产国际根据中国共产党递交的报告，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尽可能保卫苏区，但也要开始为将来的撤离做必要的准备。
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书记处即成立了以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具体的战略转移行动计划。原本“三人团”计划在当年的11月初，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然而一份秘密情报的传来，将这一行动整整提前了近20天。
这一年的9月上旬，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德国顾问制定的“铁桶计划”。该计划准备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在距中央苏区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之后国民党军将以每天5公里的速度，向中央苏区推进，除了修筑碉堡工事构建火力封锁线，还要竖起铁丝网防止红军突围，彻底切断中央苏区与外界的交通，封锁红军一切信息和物资来往。
“铁桶计划”一旦形成，中央苏区周围方圆150公里，将构建出30道铁丝网和严密的火力封锁线。
由于“铁桶计划”内容繁多，光是文件就有三四斤重。为了保证计划成功，蒋介石调动所有“高参”，制定了详尽的保密计划。但让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军事会议刚刚结束，这份三四斤重的文件已经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而将这一份计划送出去的人，正是蒋介石任命不久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莫雄。
莫雄早年毕业于陆军讲武堂，参加过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被尊称为“莫大哥”。1930年，莫雄与共产党建立联系，曾经几次要求加入共产党，最终经党组织说服，继续留在党外工作。
1934年，莫雄受邀前往南昌帮助薛岳工作，经推荐出任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上任前，莫雄专门与上海的中共党组织商量，将十多名地下党员安排进了保安司令部。
带着全套“铁桶计划”下山之后，莫雄将其交给了项与年。经过和其他地下党员商量，大家一致决定将情报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由项与年亲自负责送去中央苏区。
最开始项与年假扮成教书先生，但项与年上路之后，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要严重，尤其到了兴国之后，几乎每个村子都有碉堡，每个路口都有岗哨。为了将情报尽快送到，项与年一狠心，用石头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
第二天，项与年由于面部肿胀，整个人已经变得狰狞吓人，再加上连日来东躲西藏赶路，项与年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叫花子。将四本字典放在乞讨而来的发馊食物下，项与年光着脚下了山。
沿途的哨兵见了这副模样的项与年，捂着鼻子摆手让他赶快走。就这样，项与年一路到了中央苏区，将情报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上。“三人团”看过“铁桶计划”之后，当即决定红军必须立刻转移，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10天之后，等国民党军按照计划，推进到瑞金城下时，才发现红军主力早已经转移。如果不是项与年及时将情报送到，中央红军将会遭遇毁灭性的打击。
由于这份情报当年极少数人知道，再加上战略转移仓促，就连毛主席在内的很多领导人都不清楚。后来毛主席得知此事，称赞“搞情报的同志功不可没”。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特意叮嘱叶剑英要安排好莫雄的工作，1956年国庆节，项与年和莫雄参加了国庆典礼，叶剑英元帅代表中央，设宴招待了两位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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