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化肥出现以前，农作物的产量是特别低的，清代时期粮食平均亩产367斤，我们就不算赋税和土地兼并，假设一个人一亩，一天亩产不足一斤，而一碗面都有六两，这还是因为明朝末年引进了红薯。而在战国时期，平均亩产还不足300斤，更为扎心的是，在古代的土地兼并之下，很多人是没有土地的。再加上赋税如果沉重，那么百姓饿死就是一种常态。比如元朝末年，元朝的赋税已经收到了洪武年间，百姓的粮食交完赋税还是负债累累，因此朱元璋的家人所剩无几。
如果论古代王朝的组织，最多的莫过于满清了。从天地会到白莲教再到洪门和小刀会等等，他们真是闲的没事干吗？当然不是，他们是饿得受不了了。这句话很搞笑，但也很不搞笑。有人问古代的本质，其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压迫。不管汉唐还是明清，虽然偶尔会出现几个明君，但君主制的本质决定了这个王朝的人渣更多一点。而且即使有明君，这种集权制度也很难约束其他人的执行力，自下而上的集权必然是自上而下的腐朽堕落。这几乎是必然的，没有任何悬念。
所谓的盛世也不过是由百姓拥有百分之四十变成百分之六十，仍然无法改变这些世家大族垄断土地、教育、文化、仕途的事实。甚至后来的盛世和百姓的生死都没有关系了，而是君主好大喜功的自诩。比如清朝的康乾盛世，表面是四海承平，开疆拓土，但实际呢？康熙时期河道灾害频发，乾隆元年天下颗粒无收，百姓饿殍遍地，甚至很多地方出现了吃人肉的情况，一个地方人口不足百人，连老虎都敢出来觅食。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到，百姓生活究竟是多么可怕。
而康乾盛世对我的震撼不是灾害，而是诺大一个王朝，百姓竟然连存粮都没有，抵抗风险的能力完全为零。明朝为了自己的苟活发动蓟州兵变杀害戚家军，而清朝则用一种车轮放平人头落地的军国主义残忍杀害当地的百姓。从汉朝的世家大族再到魏晋隋唐时期的关陇贵族，以及皇族功臣，明朝时期的王爷和官僚再到清朝的八旗圈地。我能看到一个又一个王朝更迭，一个又一个权贵的贪婪成性。从管理学监督来说，生产力是生产，而制度则是分配，生产落后分配集中怎么可能幸福呢？
在古代任何一个王朝，每年因为没有棉衣被冻死和饿死的人都大有人在，而历朝历代的王朝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停滞循环，没有一点对百姓有福利的进步。我们总是以四大发明自豪，但四大发明哪个不是因为权贵的需要而产生呢？而这却是数千年的极限，我觉得我们应该自豪的是曲辕犁是灌溉技术，是靳辅、陈湟的水利工程，是那个将红薯引入华夏的人，因为他们的出现，直接拯救了千万在死亡线徘徊的人，这才是真正的伟大，最起码比那自欺欺人的盛世和泰山封禅闹剧强多了。
君主制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开局是巅峰，而后面则是一地鸡毛，纵观所有王朝，税赋最轻的还是刘邦的十五税一和汉文帝的三十税一。有个神棍发明了编户齐民，这个制度是非常恶心的。因为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那些没有田地的百姓也要承担赋税了。而在此之前是按照田亩收税的，虽然年景会影响生计，但不会因为人头税而走投无路。而在百姓心中，文景之治一直是古代的主旋律，这个即使是后来都是无法超越的。
一个王朝实行三十税一竟然还能有余粮，这在明清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明清的赋税不但多而且重，即使这样都是一种亏空的状态。因此嘉靖时期想了一个馊主意改稻为桑，然后嘉靖一朝亏空更严重了。因此相比于这些，生产力低微的汉朝能在轻徭薄赋的环境里实行盈余就很是难能可贵，虽然文景之治时期君主制的弊端仍然存在，比如诸侯为祸一方。比如这些地方官吏有的中饱私囊，比如外戚仗着汉文帝的身份巧取豪夺等等，但比其他王朝则是好得不是一星半点。
如果你做过生意，你就会知道一个问题：公司的经营制度基本就将一个公司的上限固定死了。而你所说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说到底就是老板个人专权的表现而已，你体现的不是企业文化而是讨好老板的文化。同样，王朝制度的优劣就像职业之间的不同，虽然老板和员工都说今年没挣钱，但没挣钱的概念却是不一样的，老板再没挣钱，他的收入也比你几年的努力要高，这也是民主制为什么比君主制好的原因。因为别人的底线，就是你一眼望不到头的高度，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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