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更好地凝练新发展知识体系孕育的成果，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团队推出了 “国际发展、区域国别与全球治理系列丛书” ，旨在通过系列著作、译著、优秀博士论文、实地调研笔记、学术随笔等多种形式，以国际发展研究为专门领域，推动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和区域国别等新型学科的建设。自2021年开始，国家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同时，公共管理学、区域国别学和政治学等一级学科下也陆续发布了“全球治理”和“全球与区域治理”等相关二级方向；“国际事务”专业硕士、国际MPA、MPA国际组织与社会组织管理方向，以及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等系列新型学科、专业的顶层部署都在深刻地塑造着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版图和人才培养格局。在此学人共同努力、促进“关键性中层”体系转型的大潮中，我们期望贡献一臂之力。
国际发展、区域国别与全球治理系列丛书
徐秀丽 唐丽霞 陆继霞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全球事务与发展
徐秀丽 张悦 李小云 等 著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与发展问题紧密相连。通过对全球挑战与国际事务的辨别、国际组织与治理机制的讨、治理过程与实践案例的展示，本书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去关注全球事务与发展这个新兴的领域，它又能在何种程度上重塑我们的世界观和发展观，这些观念与实践对我们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意义何等。本书具体内容涉及中国与世界的新型发展关系和跨文化认知、全球公共挑战与全球治理实践、国际发展政策与实践三个部分，反映了我们对于全球公共事务的关注逐步从观念塑造到制度建设，再到具体实践路径探索等不断聚焦和落地的系统过程。
发展援助体系：美国、英国、日本国际发展合作多元主体的建构
徐秀丽 李小云 等 著
什么是国际发展体系？为什么我们要建立国际发展合作共同体？它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面对上述有关发展合作本体性的问题，本书结合当前国际和国内新型发展格局和态势，采用“叙事一主体一实践”三维分析框架，以英国、美国和日本三个主要发展援助国国际发展共同体形成和实践为研究对象，总结上述三个主要援助国的国际经验，并对我国在新时代国际发展合作中如何搭建新的机制、发育新的主体、生产新的发展知识，推动新型国际发展合作实践，从而形成新时期立体、多元的国际发展合作共同体等方面带来启示。
国际发展教育全球概览
徐秀丽 张悦 武晋 等 著
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刻画全球不同区域国家国际发展教育与人才培养建制的参考工具书，内容涵盖英国、北美、欧洲、澳大利亚、日韩，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发展教育体系。该书历经十多年调整与修改，无论国际，还是国内，有关国际发展合作的政策与实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下新一轮国际发展范式的合法性危机又起，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新设了国际发展合作专署机构和相关体系，并使之不断蓬勃发展。在这一关键时期，该书所提供的国际发展教育在全球不同区域国别的全景式视角具有互相借鉴的意义。
援助的命运：比较视角的国际发展合作
李小云 齐顾波 徐进 等 著
本书从整体性视角、历史演化的视角和比较的视角来阐述中西方国际发展合作范式的差异，以及国际经验对于中国建设国际发展共同体的启示，进而探索中国依托对外援助体系，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新的全球发展格局下，对外援助如何服务于：促进中国国内发展和履行国际责任的需求？本书将国际发展合作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放置于历史演变的脉络中，分别围绕国际发展理论、知识生产、战略政策、组织管理，以及援助有效性、援助专家和民间组织参与援助等典型议题展开分析，进而形成建议。
全球公共品：供给、需求与治理的挑战
李小云 徐秀丽 徐进 等 著
本书是国内学者首次系统性提出“全球公共品”理论的专著。本书通过回溯人类历史上全球公共品产生及演化的历史脉络，推动读者理解全球公共品或作为一种集体行动实践，或作为某些公共物品，或作为机制性联系和制度建设等多种形态，其供给机制也从危机驱动型, 到制度规范型，再到当下面临复合挑战和多元主体时推动共识建设型的可能性。该书还特别分享了中国作为全球公共品提供者所具有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
研究团队简介
在李小云教授的开创下，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团队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发展研究领域，通过搭建全球性、区域性、全国性和全校性不同层面的公共组织和学术联盟，通过前沿学术理论研究、政策咨询与政策对话、人才培养、国内外扎根基层的农业发展和减贫实践四大支柱，不断推动新型发展知识的孕育和新型发展合作人才的培养。团队在非洲和国际组织两个场域上的工作尤为凸显。这些工作始于30多年前，最近十余年团队沉潜非洲，对话国际组织，开展了扎根基层、协作中层、对话高层的中国发展与减贫经验国际分享工作，探索出了以国际发展合作为切入点，统筹国别区域、国际组织、国际传播、国际事务等五位一体的特色模式，有组织、多层次、系统性探索新型科研与人才培养机制。
研究关怀
进入21世纪，尤其自“一带一路”倡议践行以来，中国“走出去”已成为国内外政界和学界日益关注的全球现象。近年来，随着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倡议的提出，来自不同主体（公共和私人部门）、不同层面（宏观和微观）、不同机制（政治、经济、社会、多边、双边）的新型合作实践不断累积，从而塑造了一个“全球中国”的实践景观和知识景观。这里既包括全球治理体系机制的改革与完善，也包括国际发展合作方式模式的拓展与创新，还包括来自普通民众、企业、大学、政府等跨文化交往中的日常碰撞与磨合。
在中国“走出去”合作实践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新型知识体系的构建和新型人才队伍的培养成为发展的关键。这些新型知识体系的构建、新型人才队伍的培养应聚焦于全球既有秩序的把握和新格局的想象、全球发展新动能的激发与开拓、全球公共品的治理与供给、国际发展规范的谈判与协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管理与经验分享、私营部门海外经营的社会文化融入和劳工关系、新型的政商关系等领域，尤其要重点关注在不同区域国别、国际组织、社会组织等场景下的挑战应对和机遇利用等方面。这些新问题都是我们既有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中空白的部分。当前我们看到，一方面，宏观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导性倡议陆续推出；另一方面，基层各种类型的实践创新也不断涌现，但恰恰是“关键性中层”日渐成为构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的挑战。这里所说“关键性中层”是指一系列认识范式、话语、技术、组织流程、管理规范和人才队伍的集合体，是维持整个社会秩序的制度架构、组织管理体系和知识体系，稳定且坚固，只有当这个系统发生转变，大规模高水平对外开放方能逐步顺利落地。
在新发展知识建构中，研究团队逐步形成三个支点。
首先，关注普通人之间的互动日常是突破当下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下研究的新思路。中国“走出去”过程中的实践积累是新时期中国重新构建与国际社会关系的缩影。而要理解这些努力，仅靠宏观视角是不够的，而是要看见这个过程中微观层面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性和共同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作为普通人与他国的民众通过交流和互动，以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推动合作与实践的展开，进而推动思想的开放与心态的转变，并最终推动宏观层面的政策转变。
其次，关注合作双方的交互性和互助性是捕捉新型发展合作的重要视角。在中国走向“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通过援助来支持低收入国家的过程中，这些援助项目和援助活动，给我们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学习机会。比如在与坦桑尼亚合作十多年的“小技术大丰收”“小豆子大营养”实践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新的作物种植系统，见识到非洲人如何同缺水、缺化肥、缺钱做斗争，尤其是他们如何提高食物的多样性、更好地获取植物蛋白等做法。这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从全球视角、非洲视角去重新看待自己。
再者，行动研究和实践性是研究团队推动新发展知识孕育的重要方法论。一方面，在诸多发展中国家中，社会关系、管理机制与规范并非像成熟社会那样具有鲜明的文本指导，而大多隐藏在互动的现场中，因此，研究者需躬身入局，使自己成为“局内人”方能看见更加真实的隐藏“文本”；另一方面，我们注重倡导一种更加平等的知识建构过程，因为在行动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将通过系列行动实践建立一种更能促进平等对话、加强浸润式日常互动和双向启发的关系，而非一方单方面“调研”另一方构建悬置性知识的不对称过程。此外，在实践场域中，相互对立冲突的理论范式之间往往能进行更有效的对话与融合，从而也更能提升新知识的有效性。无论聚焦国内的农村发展研究，还是聚焦海外，实践项目都是我们创新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式。
转载自：CIDGA 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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