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为拓展党的组织，陈延年坚持在斗争中考察和吸收新党员。
他认为“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生出来的，更不是从海外飞来的，而是在长期不断的革命斗争中，从困苦艰难的革命斗争中生长出来的，强大起来的”。
他多次在区委有关会议上强调，要在重大的革命斗争中物色发展对象，将真正经得起实际斗争考验，阶级觉悟较高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吸收到党内来。他还深入工厂、农村和学校，亲自介绍先进分子入党。
这样，从1924年底至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前，广州市的中共党支部有粤汉铁路、广九铁路、广三铁路、海员、自来水厂、石井兵工厂、电话局、汽车、内河轮渡、驳载、码头、邮务、印务、油业、建筑、钢铁、酒楼茶室、人力车、车衣、理发、店员、洋务、卫生、手工业、农协、商协、市郊、中山大学、妇女等30多个党支部，党员400多人。
其中，以粤汉路和海员等支部规模较大，党员人数较多。陈延年经常深入到粤汉、广九、广三、海员、人力车、中山大学等支部了解情况，参加支部会议，听取党员干部意见，指导工作和帮助解决问题，因此各支部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
1、大力发展党员
1925年省港大罢工发动后，中共中央在充分肯定广东区委政治、军事和工农运动方面工作成绩的同时，也对广东区未能充分利用省港罢工时机大力发展党的组织提出了批评。
根据中央的指示，广东区委立即加快了发展工农党员的工作。
当时，许多在广东工作过的党员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清晰地记得，陈延年在一次报告中尖锐地问道：
“我们大家都立志要做一个列宁式的共产党员，但是，列宁式的共产党员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呢？怎样做，才能成为一个列宁式的共产党员呢？”
接着，他又以生动的事例阐述了列宁式共产党员的标准及如何努力的具体途径。
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以后，党内有些同志，甚至包括个别领导干部，因对残酷的阶级斗争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产生了恐惧心理。针对这种思想动向，陈延年及时地在报告会上提出，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怕死？
然后，他又十分严肃地说道：“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这些话铿锵有力，使许多同志懂得了做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有的革命精神。
据谭天度回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谭平山是我党的一个高级干部，也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他是不轻易赞扬别人的，对人的评价是很讲究分寸的，但是，他与陈延年同志长期接触中，发觉陈延年同志优点很多，所以乐道不倦。
谭平山对同志们说：
“我最喜欢听陈延年同志作报告和讲话，因为他分析问题全面、深刻、客观、稳健、中肯，理论水平确实不错，使人听后受到启发和帮助。”
1926年2月，为加强党的宣传工作，陈延年、张太雷创办了区委的机关刊物《人民周刊》。刊物的编辑出版事宜，具体由区委宣传部和张太雷负责，每期重要稿件都经过陈延年审阅和修改。陈延年还以“陈东”，“年”，“林林”等笔名经常为该刊撰写社论、评论和署名文章。杂志从创刊至1927年4月一共出版50期，每期发行万余份，在宣传马列主义、指导革命运动、反击国民党新老右派进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6年9月，广东区委又创办了仅供党内同志阅读的不定期内部刊物《我们的生活》。
陈延年亲自为该刊撰写了发刊词《告同志》，指出：
“我们的党现在广东领导一百万以上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为求工农群众生活之改良及民族解放运动之巩固与发展，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革命派奋斗”“然而现在我们还是非常之幼稚。客观事实的表现，革命潮流的高涨往往超过我们党的主观力量。这不是因为我们同志不努力，而是因为我们缺乏切实的教育与更好的训练。为推进党的教育与训练，所以我们要印行这个小册子”。
《我们的生活》同《人民周刊》一样，迅速成为当时教育党员和干部的重要阵地。
2、基层党组织的发展
省港大罢工后，为解决大批工人积极分子加入共产党组织，但又欠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修养的情况，陈延年积极组织开展了党员的集中教育工作。1926年间，他们利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央及各省高级负责人云集在广州的有利条件，适时举办了几期党员干部培训班。
学员主要是工人党员，由组织部选定名单，编班上课。每班30人至40人，4周为一期，每周上课3晚。课程内容有社会发展史、唯物主义论、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的秘密工作、帝国主义问题、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职工运动、广东农民运动以及其他的政治专题报告等。任课的主要教员有恽代英、罗亦农、萧楚女、邓中夏彭湃、穆青等。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等人也曾前往作专题报告。
此后，中共广东区委与团区委合办了一间党校，以集中省内各地负责实际工作的党员到校学习。这主要是考虑到党员训练班的参加者多是广州的党团员，各县党的负责人只能寄去学习材料指导他们学习，极少有面授的机会。
党校校址设在东皋大道广东省农民协会内，由组织部及宣传部共同负责。1926年9月1日，党校第一期正式开课，学员60人。
学科分为理论、党务、政治及实际工作4个方面，每个方面又分若干课程，学习时间为每期2个月，每天上课不少于4个小时。学员集中住宿，并组成校内的中共支部。广州各支部书记则到班旁听，区委的主要领导干部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教员。这种比较正规的党校学习班举办了几期，基本完成了对广东各地领导干部系统的理论教育。
当时，周恩来、陈延年就遇到一个不小的挑战，即如何处理周佛海要求脱党的问题。
周佛海出席中共一大后，曾参加了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工作。1921年11月返回日本继续学业后，由于日本严禁共产党的一切活动，特别是中国留学生的共产党组织及活动，周佛海实际上便与中共组织少有联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
同时，由于受到日本思想界的影响，对中共的离心倾向也日益加重，“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渐次动摇起来了”。
他的解释是：“中国经济方面，目前只能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渐次向着社会主义进行。”
1924年5月底，周佛海受国民党宣传部长戴季陶邀请，从日本回到广州，就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月薪200块大洋。同年9月份，国民党元老、时任广东大学校长的邹鲁又聘请他兼任广东大学的教授，别的教授月薪是220块大洋，邹鲁给了他240块大洋。每月能领到400多大洋，周佛海对自己的“引荐人”戴季陶、邹鲁等感恩戴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了一封长信，要求脱离中共。
他还认为：
“我们既然承认和国民党的目的相同，且进而加入国民党，为什么共产党还继续存在？既然大家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就应该解散，如果说两党的最后目的不同，目前不过暂时合作，那就应该两党平行的合作，共产党员不应该加入国民党。”
为此，周恩来和陈延年都曾找上门做他的思想工作，劝他三思而后行，但周佛海不为所动。1924年秋，为纯洁党组织，准其脱党。
1925年省港大罢工开始后，区委组织部有个叫蒲成德的干事，携带党费3000多元潜逃。陈延年知道后，一面组织追查，一面召开有关人员会议，对组织部长穆青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陈延年和穆青是在苏联东方劳动大学时的同学，交谊甚笃，但他从党的原则出发，严厉地批评穆青粗心大意，责任心不强。穆青除在会上作了深刻的检讨外，还受到了党纪处分。这件事给区委的全体工作人员以深刻的教育。
而对于要求入党的同志，陈延年总是热情关怀，严格要求。时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1926年北伐前就要求入党，但陈延年认为郭沫若要先通过实际斗争锻炼，并先后让毕磊和恽代英代表党组织同他进行了谈话。郭沫若听后，表示愿意放弃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职务，到部队去做些实际工作。
不久，恽代英就介绍他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后来郭沫若还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随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样，经过陈延年领导下的广东区委的不懈努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广东地区的党员从原有的几百人增加到1926年9月的5000多人在1927年春发展到近万人。中共党的各级组织遍布广东全省、广西和闽南的重要地区，是当时全国辖区最广、党员人数最多、组织机构最健全的地方党组织之一，并迅速成为广东地区数百万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
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有声有色，固然有国共合作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但陈延年个人的才华和努力也起着很大的作用，由此他被大家誉为广东党的“开疆辟土的拖拉机”。
对此，包惠僧曾回忆评价讲：
共产党调陈延年、周恩来两位同志到广东工作，并改组广东区党委，是为了加强国共联合战线的工作。广东区的组织开始于1920年冬，只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刘尔崧等4个党员，谭平山任书记。
在广州工作期间，他最为人称道的一件事就是，为了深入群众，了解实情，亲自去做“黄包车夫”。
广州手车夫在陈延年、沈青、周文雍等人的发动下觉悟迅速提高，很快就组织了起来，成立了手车夫工会，会员达数千人，并且参加了州工人代表会，成为广州工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面旗帜，在后来的省港罢工和广州起义中发挥了骨干的作用。
当时的香港《工商日报》为诋毁共产党人，曾就此事发过一条新闻，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手车夫，等等。陈延年看到后，却很高兴。他微笑着对同志们说，共产党人当手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十分光荣的事。由于陈延年坚持和工人打成一片，当工人们得知他曾去法国、苏联留过学，竟不敢相信。工人们说，陈延年根本不像出过洋、留过学的洋学生，倒像一个道地的苦力。
不谈恋爱，成为陈延年自己的戒律之一。他到广州时，已年过24岁，正是一个成熟的大男子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女性党团员的人数逐渐增多，不是没有合适的对象，并且他的同事组织部长穆青、区委秘书长赖先声、宣传部长任卓宣等，也都有了伴侣。
于是，阮啸仙对陈延年说：“老陈，你也该谈对象了。为了工作，也需要有个人照顾你呀！”
但陈延年不为所动，很少和女同志接触，从不谈恋爱。有的同志关心他的婚事，他总是推说工作忙，无暇顾及。有女同志追求他，他也婉拒。
3、第一条红领巾的背后
1926年1月，刘少奇由湖南到广州，代理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提出加强培训工人运动干部等问题。苏兆征、刘少奇、邓中夏等人多次商议后，决定以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宣传委员会的名义创办“工人运动研究学校”。
6月12日，他们在《工人之路》刊载招生简章，确定6月12日至17日为报名日期，19日（省港大罢工爆发一周年的日期）为考试日期。后来，苏兆征、刘少奇、邓中夏与陈延年、何耀全、刘尔崧等人研究认为，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培养更高水平的工会领导，因而将“工人运动研究学校”更名为“劳动学院”。6月28日晚7时，劳动学院在东园训育亭举行开学典礼，正式开课。这是中国共产党、全总举办的最早的培训工人运动干部的高等院校，负责培训广州、香港以及各地工会领导干部和工运人才。
至1927年春，劳动学院在广州共办了3期，合格毕业的学员近千人，为推动工人运动及其他群众运动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工运干部人才。
由于大批香港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工人们的孩子没人照管。共青团决定把他们组织起来加入平民学校，并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在中山大学附属中学读书的共青团员龙业鼐和他的姐姐龙锦雯。
龙锦雯、龙业鼐把200多名工人子弟组织起来，开展各种集体活动。邓中夏等人，决定把这个工人孩子的组织定名为“广州劳动童子团”。为使自己的组织更鲜明，并且和其他学校的孩子们有所区别，决定参考俄共（布）少先队员的标志，给“劳动童子团”每人佩戴一条红颈带，负责领导的同志则佩戴一条红领巾。
1925年11月7日，在红颈带和红领巾授予仪式上，陈延年给龙业鼐戴上了红领巾。这应是中国的第一条红领巾。随后，他又把红颈带颁给了“劳动童子团”的团员们。1926年9月，省港劳动童子团联合会正式成立，领导童子团开展工作。这就是广东少年先锋队的前身。
1925年11月2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召开会议，决定开展统一香港工会运动。同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对于香港工会问题意见书》，指出香港工会的统一，在今日已是刻不容缓，势在必行，并指示，加强宣传，打破门户、职业、乡土观念；加强协商，不分大小、派别。12月1日，香港各工会共同发表宣言，拥护全国总工会关于统一香港工会的主张。
在此期间，为解决香港各业工会的统一领导问题，1926年4月4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香港总工会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的香港总工会筹备会组织法及负责人名单。
4月15日，香港总工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到会代表600多人。会后，全体与会人员到东较场举行了庆祝大会，1万余名罢工工人冒雨整队在雨中相候。邓中夏、李森、黄金源相继发表演说，他们“每讲一句，各工友齐声高呼“努力奋斗’，情形极为热烈。”
4月16日至24日，香港总工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邓中夏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全国职工运动报告，黄平作了世界职工运动和组织问题报告。大会决定成立香港总工会，通过了香港总工会组织章程，以及参加全国总工会、拥护赤色职工国际、关于经济斗争、支持省港罢工等决议案，并选举陈权、何耀全等21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作为香港总工会的领导机构。
4、大力发展工农力量
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发动后，为执行封锁任务，省港罢工委员会建立了罢工工人纠察队，由黄金源为总队长，邓中夏为训育长。该队拥有2000多人（最高峰时曾达到5000多人），装备长枪、短枪、机关枪小型炮等武器和10多艘小型军舰，编为6个大队，22个支队，分布在全省各个重要港口，执行封锁香港任务，并执行缉私、反走私、捉拿工贼走狗、维持罢工秩序等任务。7月5日，苏兆征在东园主持召开纠察队总部成立大会及编队仪式，宣布罢工工人纠察队正式成立。11月初，纠察队改组为纠察队委员会，并相继增设了模范队、水陆侦察队、特别训练所和下级干部队等机构，同时注重培养训练纠察队的各级骨干。
陈延年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时，在实践中也认识到农民运动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并极为重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
1925年4月，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彭湃首先在海陆丰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为总结和推广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扩大全省的农民斗争，陈延年和周恩来热情鼓励彭湃撰写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陈延年对该书认真加工、修改，周恩来也为该书题了名。该书是中共第一部关于农民运动的著作，出版后，陈延年又组织了20多个在国民党农民部当农运特派员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深入各地农村进行宣传，推动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毛泽东称赞这部书是“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建议“许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过细看这一部分。”
1925年5月1日，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农民部组织召开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这时，全省已有22个县建立了农会，会员达到22万人，各地还建立了农民自卫军。
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后，中共广东区委又选派了几十名党、团员充当农运特派员分赴广东各地，并在全省增设了6个农运办事处(东江、北江、南路、西江、中路和琼崖)，领导各地农民开展反对苛捐杂税、高利贷和土豪劣绅的斗争。至1926年5月1日召开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时，全省已有66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62.6万余人，占全国农民协会会员总数60%以上。
当时，为保卫农会和农民的利益，反击地主反动武装民团对农民运动的破坏，中共广东区委在各地组织农民协会的同时，还大力建立和发展了农民自卫军，并对他们进行有组织的军事训练。继1924年秋200余名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组成广东省，也是全国第一支农民自卫军后，同年年底，彭湃在芳村谢家祠还主持开办了广州市郊农民自卫军模范队训练班。
训练时间为3个月，由崔师、赵自选任教官。1925年7月，广州市郊第一区农会从该区24乡抽调18岁至22岁青年农民近百人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大队，由姚常（后叛变）担任大队长，下设二个中队。廖仲恺、赵自选、阮啸仙参加了农民自卫军的成立大会。
中共广东区委除在广州培养工农武装骨干外，还开办了琼崖农民高级军事政治训练所、北江农军学校、东江农民自卫军模范队（实为训练班）等，专门培训农民自卫军骨干；在区委所属各地普遍开设了工农运动讲习所，如广东东江农工运动讲习所、广西南宁农民运动讲习所、福建漳州农工运动讲习所等，培养工农运动和工农武装的组织领导者。
其中，北江农军学校是1926年11月中共北江特委和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在省农民部的支持下，在韶关创办的。由北江特委委员朱云卿任农军学校主任，两期培训了250多名农民军事干部。四一五广州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广东区委派周其鉴到韶关传达指示，以北江农军学校学员为核心，组成1000多人的广东北江农军，由总指挥罗绮园、副总指挥周其鉴、参谋长朱云卿率领北上武汉。七一五武汉政府叛变以后，这支农军又转战江西，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后被编人第二十军三师六团，南下回广东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时至1926年5月，广东全省已有农民自卫军3万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农民武装，确保了广东农民运动如燎原之火，迅猛发展。从1925年5月到1926年5月一年间，“有组织之农民，已由21万人，增加至62万人以上，约占全省人口的16.6%，有农民组织之县，由21县，增至61县，占全省县数三分之二”。除广东外，在广西，韦拔群较早就在东兰组织起了农民武装，后来中共广东区委派人去帮助这一队伍发展到1000多人，恩隆、南宁等地也成立了农军。
在闽南，广东区委也派人去组织了农会和农民自卫军。由此，农民武装就在中共广东区委所属区域内得到普遍的建立和发展。当时的广东的农民运动，在规模和质量上均居全国的首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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