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以及现代中国大学的使命与愿景
各位来宾，中大的师生和校友们：
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1977级中文系的大学生，有机会在中大百年华诞庆祝大会暨创新发展论坛上说话，我很荣幸。
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都有自己悠久的教育体系，何况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这就让我们在书写现代中国大学史时，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是否承认现代中国大学是因应西学东渐的大潮而发展起来的。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有很久远的高等教育史，但没有必要将现代任何一所大学的校史溯源到西汉太学、南朝国子学或者宋代书院。也就是说，我们不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这样的欧洲大学比年纪，而更强调晚清以降中国人奋起直追，在教育体制创新、科研实力提升以及人才培养方面所取得的业绩。
众所周知，中山大学的校史是从1924年邹鲁奉孙中山命创立国立广东大学说起的。而国立广东大学不是白手起家，自合并已有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省立广东法科大学、省立广东农业专门学校三校而成，第二年又有广东公立医科大学加盟。这个线索很清楚，没有人质疑，而且我也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中大的校友想刻意地拉长校史。一方面，那是因为中大人普遍崇尚“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笃行”；另一方面，我们更看重革命先驱孙中山亲自创立并题写校训的这个光荣传统。
某种意义上，这既是考辨史实，也是确认立场、高扬旗帜。中国大学的命名，一般来说都是城市、区域，加上专业方向，极少有以人物命名的。名校中唯有中山大学是个特例，无论中文还是英文名称，都刻意提醒人们，这所大学是革命先驱孙中山亲自创立，并为纪念他的业绩而命名的。可以这么说，中山先生就是中大的校魂——其人格、其精神、其旗帜、其光环始终庇护着这所名校的无数师生员工，督促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走过这艰难而又辉煌的100年。不是说孙中山对这所大学的规划很周密，其实恰好相反。只是他作为一面旗帜，代表了中山大学理想性的一面——不屈不挠，砥砺前行。
表面上，百年校庆的重心是回顾过去，但其实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我们是站在当下，借回顾往昔来驰想未来，以确定如何重新出发，以及怎么勠力前进。作为一所注册地在广州、布局三校区五校园的国内外名校，中山大学的基因起码包含三个层次：传统的岭南文化、近代以来的广东意识以及近年迅速崛起的大湾区精神。四年前，我接受中山大学百年校庆口述史访谈的时候，被问及“你想对母校说什么”时，我想说的是——
中大办在广东，除了必不可少的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还有就是与地方文化氛围相激荡。整个广东乃至大湾区的风格，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生猛且务实”，关键在这个“且”字。务实而不保守，生猛但不莽撞，靠的是二者之间的张力，把握好分寸。少喊口号，多做实事，胸有大局，稳扎稳打，下一个百年，中大肯定能达成既定目标。不过在我看来，比起“迈进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更重要的是，为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及文化复兴做出重大贡献，这种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文章更值得期待。
为什么要强调“广东乃至大湾区的风格”，而不是更为激动人心的国际性呢？这不是一时兴起的，而是基于我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发展路径的思考与辨析。
多年前，我曾针对关于北京大学办学方向的纷争，提醒大家，大学不只是生产合格的产品——比如学有所长的学士、硕士、博士，还必须融入并影响当代中国的文化理想与精神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整体的大学形象，是人文或者社科，而不是科学或者技术。这不仅仅是教育的学科定位，更包括“办教育”这一行为本身所蕴涵的文化理念。大学不只需要SCI或诺贝尔奖，更需要信念、精神以及历史承担。正因此，回首百年中国大学——无论北大、中大还是其他名校，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候。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绩，可以有很多论述方向，但其中高等教育的迅速崛起，以及大批量的高素质人才进入科研及生产的各个环节，绝对是个重要因素。远的不说，单是观察珠三角乃至大湾区最近四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再看看历届中大毕业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就很容易理解大学和社会共荣共享的双赢局面。
我曾将中国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思路最复杂、最有可能影响全球教育发展思路的“大学实验场”。在中国，不仅大学教授及教育行政官员，甚至大众传媒、普通百姓，也都热衷于讨论大学问题。那是因为我们的大学还没完全定型，还有很大的可塑性。大家都相信，今天的讨论，无法立竿见影，但有可能影响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正是基于此理念，很多大学在纪念百年校庆的时候，都会邀请“各路神仙”，畅谈中国大学的未来——即便这些论述日后多数被证伪，或因过于理想化而无法落实，但起码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人们对于大学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我曾选用六个蕴含巨大能量且充满戏剧性的“关键时刻”，来描述中国人创办现代大学这一百二十多年的是非曲直、功过得失，那便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1919年的学生运动、1937年的大学内迁、1952年的院系调整、1977年的恢复高考、1998年的大学扩招与争创一流。大体上，二十年左右，我们就必须过一个坎，而在我看来，2020年是第七个关键时刻。年轻一辈会觉得全球化乃理所当然，而像我这样从冷战走出来的，却清楚地记得，良好的国际交往与精诚合作，并非天经地义，而是无数先贤努力的结果。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到底何去何从，存在很多变数，我们能做的，就是敏感于时局变化，并及时调整应对策略。
具体到校园生活，当务之急是重新理解世界大学发展路径及基本格局，摆脱各种大学排行榜的羁绊，探索新的路径及可能性。作为一所声名远播的名校，中山大学虽在各种排行榜上表现靓丽，但那绝非我们的终极目标。相对于我们曾经有过的辉煌，以及处于生机勃勃且前途无量的大湾区这一有利地位，我相信母校日后一定能更上一层楼。
最后请允许我回到自身。最近两年，我不止一次应邀讨论关于“大学，有什么用”。因为随着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对于古老的以传授知识、培养人才为己任的大学——尤其是大学里的人文学，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最激进的思路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学”这一组织形式将彻底瓦解。而我不相信。我更愿意相信，一千年来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大学”，进入AI时代，仍会继续发挥持续、持久且巨大的作用。只不过技术迭代神速，世界日新月异，大学必须适应这个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办学宗旨、学科体系、教学方式，以及培养目标。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努力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建构以及社会实践层面，思考“大学”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如今，我的直觉是，我们正面临“大学”这一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发生根本性蜕变的前夜。思考中大以及现代中国大学的使命与愿景，必须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来讨论，才能有比较清晰的思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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