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在和谢胡总理会谈中，谢胡开门见山所谈的内容就是继续向我国索要援助。李先念回了一句：“你们已经拿了我们那么多东西，准备什么时候还？”谁料，谢胡的回答却让李先念等我方会谈人员震惊不已。
不得不说，上世纪50、60年代，我们和阿尔巴尼亚曾有过相当长一段时期的蜜月期。
1949年11月，我国和阿尔巴尼亚建立外交关系。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这十分难得，对于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1950年代后期，我国与苏联的矛盾公开化。在12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会议上，苏共代表团在会上指责我们是教条主义者，拉开了把我国排挤出社会主义阵营的序幕。
会议期间，唯独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卡博力排众议，明确表示不同意苏共对我们的批评。不出所料，阿尔巴尼亚为我国仗义执言，遭到了苏联的打击报复。加上其他一些问题，苏联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的交往。中阿两国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条中走到了一起。当时，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跟着苏联走，阿尔巴尼亚是唯一支持我国的国家。
1971年，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关于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这是我国外交的历史性胜利。在这场斗争中，"两阿"和其他一些亚非拉国家出了大力。
联大表决前，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奔走呐喊，不遗余力，阿副外长马利列更是冲锋在前。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曾千方百计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要把这一问题搞成什么"重要问题"，而重要问题在联合国通过就需要三分之二多数赞成。更为用心险恶的是，美国还想搞所谓"妥协方案",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来，同时保留台湾的席位，实际上是搞"两个中国"。由于阿尔巴尼亚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对中国鼎力相助，美国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
事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致电我们表示祝贺，并决定派他们最好的外交官马利列重返联合国工作，以便对新参与联合国事务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提供帮助。谢胡说：“中国同志在这方面无论需要什么帮助，我们都会全力以赴。”
20世纪60年代的阿尔巴尼亚，在我们眼里，毫无疑问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周公为此三访阿尔巴尼亚。我国领导人很少在国外过新年，然而周公有一次就是在我国驻阿使馆过的元旦新年，实属罕见。
当时，两国对对方来访客人的礼宾接待规格都极高。我国访阿代表团到阿尔巴尼亚，霍查或谢胡一般都会接见。阿尔巴尼亚来华访问团，周公一般都接见。遇到两国国庆日时，一般由霍查率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全体委员出席我国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在我国一般由周公或叶帅带多名委员出席阿尔巴尼亚的国庆招待会。
自1954年开始，我国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在1961年阿苏关系破裂后，我国的援助规模明显扩大，十年特殊时期达到了高峰。
据统计，1954至1978年间，我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成套的项目就达140多个，共提供援款75笔，金额不差100亿人民币。我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援助的粮食共计180万吨、食用油7.6万吨、糖2.7万吨，棉花7.4万吨。
再好的关系也得有个度，好过头就容易出问题。随着国际环境以及阿尔巴尼亚和我国内外政策的变化，好得不正常的中阿关系开始出现了问题，越来越难以维系。
1970年代初，我国开始打开与美国关系的大门。这引起阿尔巴尼亚的误解与不满。周公特意约见阿驻华大使，通报中方处理中美关系的考虑，说中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但阿方反应强烈，反对中国同美国改善关系。
更重要的是，我们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也出了问题。我国人民用节衣缩食、勒紧裤带省下的钱生产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不远万里送到阿尔巴尼亚，然而，阿方却不珍惜，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我国援阿专家看到了，心疼得直掉眼泪。
我方人员好几次提醒阿方不要浪费时，阿尔巴尼亚一些人竞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阿方甚至把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像香料、纺织品，他们强行塞给我们包销。我们帮阿方搞了纺织厂，还得我们用外汇从埃及买棉花送给他们。他们用棉花织成布，做了成衣，又硬要卖给我们，这种荒唐事经常发生。
时任驻阿大使的耿飚在给国内的信中写道：“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阿尔巴尼亚存在一种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
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我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实际需要和使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威他们的懒惰和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
耿飚大使的话正切中要害，他还大胆建议通盘修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这种敢说真话的勇气在那个年代真的难得。
1969年，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李先念在和阿方会谈前，我驻阿使馆一位人员曾向李先念建议，对阿尔巴尼亚援助有求必应，无求也送，过多过大，效果不好。对促进阿自力更生没什么帮助，我们的好心不一定有好报。
李先念在和谢胡总理会谈中，谢胡开门见山，大谈特谈的内容就是向我国不断索要援助。李先念回了一句：“你们已经拿了我们那么多东西，准备什么时候还？”
谢胡大言不惭地说道：“我们帮助中国那么多，中国对我们的援助理所应当，我们从未考虑过还的问题。”谢胡的回答让包括李先念在内的我方会谈人员无不震惊不已。
197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出现了极大的困难，难以满足阿尔巴尼亚对经援、军援的巨大要求。阿尔巴尼亚十分不满，霍查甚至在阿尔巴尼亚会议的报告中攻击我国。
1978年，我国经过权衡，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改变中阿关系这种不正常的畸形状态。外交部经过深入研究认为，阿领导人出于自己的内外需要，对我们以怨报德，中阿合作基础已遭严重破坏。
我们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阿方顿时气急败坏，不断地攻击我们，说什么中国是阿尔巴尼亚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
然而，对于这种攻击，我们对阿尔巴尼亚采取了不过于重视、不予置理、不与之论战，不主动恶化关系的做法。这么处理是恰当的，两国政府之间出了问题，但几十年积累的两国民意基础并没有受到根本损害。后来，前阿劳动党书记阿利雅一次访谈时曾对记者说，阿中关系的破裂，是阿方的责任。不得不说，阿利雅讲了一句中肯、良心话。
中阿两国关系经过甜蜜，走过风风雨雨，如今归于正常、平淡。然而，那段历史却给我们留下一个重要启示：两国之间的关系，只有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才能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关系好过头就会出问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何尝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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