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蒋介石”，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是翻云覆雨、让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手段？还是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的瞎指挥？
对于自己的缺点，蒋介石本人有着更加清晰的认知。他在从1918年起就不曾间断过的日记中，一再列出了自己需要克服的缺点，包括暴躁、性急、自负、顽固、浪费、吝啬、好色、傲慢、怨恨、喜欢炫耀财富等。
但要说蒋公最大的缺点，怕就是“日记爱国”、“日记戒色”了。即一边在日记中说为了中国，一边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媾和，然后在日记中再写为了祖国；在戒色方面亦是如此，一边喝完花酒，在日记中发誓再也不喝，一边写完日记接着喝。
蒋介石这样的性格表现在为人处世方面，则是爱之加膝、恶之坠渊。在蒋介石身居高位后，这样的特点愈发显露出来。
但对于这个人，蒋介石却不敢把自己的缺点表现出来，反而从始至终十分尊敬，即使是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固，可以“为所欲为”之时依然如此。
1、蒋介石的辛酸泪
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历经近两个月苦战，终于攻克南昌城。随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迁往南昌。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显山露水，但在政权和党权上尚不具备优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均以其为敌，认为蒋介石“拥兵自重”，是一个新军阀。
在军事方面，蒋介石此时的力量同样很弱。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时，共有八个军，但只有何应钦的第一军与蒋介石有直接关系。
严格来说，蒋介石能够完全控制的部队，只有第一军第一师。要命的是，第一军第一师在进攻南昌的战役中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
看到这里，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一次老蒋愿意让自己的嫡系部队冲锋在前了呢？其实，这还要从北伐军内部的关系上找原因。
虽然大家同在一面旗帜下，同受蒋总司令指挥，但认真来看，大家还是为了自身的发展而来、为了利益而来。一块分蛋糕？当然可以！但你让我第一个往前冲？都会掂量掂量，蒋总司令是不是让我当炮灰啊？
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蒋介石如果不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派往最危险、最艰难的地方去，就指挥不了其他部队。
虽然实力弱小，但蒋介石的心还是很大的——逐鹿中原，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民政府。我们都知道：当你的实力与你的梦想不匹配时，你会非常难受。此时的蒋介石也是如此，所以才会在日记中写道，“三年来辛酸泪，时自暗吞。”
此时的蒋介石苦思破局之策却不得，而第一师惨重的损失也让蒋介石逐渐明白过来：靠自己是真的不行，得找队友帮忙。于是，他想到了黄郛，“要筹划大事，非膺白兄莫属也”。
2、把兄弟黄膺白
黄郛，字膺白，他与蒋介石可是旧相识了。
1906 年初，蒋介石肄业于龙津中学堂；同年 4 月，蒋介石东渡日本留学。在这一期间，蒋介石结识了陈其美、黄郛、张群等人。
从日本归国后，蒋介石追随陈其美在江浙沪一带从事革命活动，黄郛则是进入清政府谋了一个差事。1911年辛亥革命时，黄郛与蒋介石一起参加了光复上海的战役，并结拜为异姓兄弟。二次革命失败后，黄郛遭到袁世凯政府的通缉，逃亡日本，后经南洋赴美。
1915 年，护国战争爆发后，黄郛由美归国，在上海谋划反袁事宜。后黄郛定居天津，与北洋政客们来往甚密，并在北洋政府中历任要职。1924年，黄郛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
1926年，身在南昌、感到危机四伏的蒋介石，两次写信邀请黄郛南下为自己出谋划策。为了表示郑重，蒋介石第二次的信，派了张群亲自去送。黄郛思虑再三，决定南下帮助自己的把兄弟渡过难关。
其实，黄郛对蒋介石的帮助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就开始了，只不过二人都是通过书信往来，极少见面。
但由于黄郛长期在北洋政府供职，当黄郛在张群的陪同下来到南昌时，武昌、九江的国民党党报，纷纷斥责黄郛是北洋政府的走狗，不应该让他待在南方的革命阵营中。气得蒋介石大发雷霆，“黄膺白是我的私人好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
黄郛见到蒋介石后，当面向蒋介石献上了“共底于成”的策略，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离俄清党”。
黄郛认为“蒋介石只有改变联俄联共政策，才能在国民党内站稳脚跟，进而问鼎中原”。而蒋介石也被黄郛的一番宏论折服，着手进行“离俄清党”的准备，进而才有了后来的“四一二政变”。
3、蒋介石的“突袭”
1928年5月1日，蒋介石率领北伐军攻占济南，此时的黄郛已经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也应蒋介石之命到了济南。
5月3日，济南惨案爆发，日军为了阻止中国统一，占领了济南城，肆意杀害了包括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在内的6123人。
黄郛认为，这是日本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明确表示。如果北伐军选择与日军正面冲突，则会激化中日矛盾，延缓中国统一进程。黄郛据此向蒋介石建议，暂时不与日军接触，绕道济南继续北伐。
黄郛的一席话，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里。蒋介石同意了黄郛的方案，并派黄郛通过外交渠道与日方进行谈判。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人们都迫切希望着“国家对外强硬一次”，以挽回国家、民族的尊严。而黄郛温和的外交策略，注定会招致国人的攻击。
蒋介石同样深知其中的厉害，为了维护自己“北伐英雄”的形象，他嘱咐黄郛以个人名义与日方谈判。黄郛同意了。
果然不然，黄郛很快受到了来自国民党内部的指责，舆论也把黄郛定义成“亲日派”。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表示，“反对派攻击外交，集中个人，甚觉困难。”
5月中旬，黄郛基本确定了与日方进行谈判的各项条款，在他准备去前线与蒋介石商议之际，却收到了蒋介石的电报，劝其“暂行辞职，并望从速”。
原来，蒋介石在5月19日与冯玉祥进行了会晤，冯玉祥建议由王正廷代替黄郛出任外交部长。蒋介石为了拉拢冯玉祥、确保自己在北伐即将成功之际不因“亲日”而被李宗仁等政敌攻击，采纳了冯的建议。
还在为谈判做准备的黄郛，收到电报，如遭雷击。在他后来给张群的信中写道，“济案所受刺激，公私两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实令我没齿不能忘。”悲愤交加之下，他立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辞去本兼各职。
蒋介石见自己的义兄真的生了气，连忙发去电报，一面解释情况，一面劝黄郛以大局为重。同时，蒋介石还让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出面，发电劝慰挽留。
终究黄郛还是走了。
蒋介石有很多把兄弟，但多数都是带着极强的功利性的，如冯玉祥、李宗仁等。而黄郛与蒋介石之间却有着革命同志之间患难与共的兄弟情。
也许很多时候，蒋介石也不那么厚道，但黄郛的一生都在践行自己与蒋介石结拜时的誓约，“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作为蒋氏幕府中最具战略眼光的首席幕僚，黄郛隐居前依然记挂着自己的把弟，为他推荐了另一位足智多谋之人，帮助蒋介石在后来波谲云诡的权力斗争中逢凶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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