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中，毛主席可以算是最爱读书的一位了。尽管半生戎马倥偬，毛主席却从来没有中断过读书，即使在长征途中还不忘找乡亲借《三国》来读，他生命的最后一天还读了将近3个小时书，之后才溘然长逝。毛主席晚年的居所菊香书屋中，藏书不下10万册，甚至他的床上都堆满了书。正是爱好读书造就了这样一代雄才伟略的领袖，横槊赋诗、皆成文章，引用用《三国》中的诗句可称：“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
毛主席读书的特点是涉猎广泛，而且能够将理论活用到实践中，建国后他尤其喜欢读《二十四史》，这个系列史书贯穿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二十年。这其中，三国是他最喜欢的史书之一，而且多次在工作生活中活用典故；他读《三国志》这样的正史，也读更偏重文学创作的《三国演义》，两者之间批判吸收、互为补充。
1957年11月，时值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毛主席受邀带队出访苏联。工作间隙他曾饶有兴致地问身边的翻译人员李越然同志：“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这一下子把李越然问懵了，毛主席接着说道：“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大白脸，其实冤枉。”从毛主席历次的讲话和读书笔记来看，他对诸葛亮和曹操两个人都是很欣赏的，但是如果必须二选一的话，他的选择无疑是曹操。
毛主席评曹操：魏武挥鞭，换了人间
明清小说的横空出世，使得《三国演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完全盖过了《三国志》以及其他任何正史，曹操“乱世奸雄”的形象也随之无数次地被脸谱化，他在京剧舞台上成了永恒不变的“大白脸”。
毛主席却主张客观评价曹操。他认为曹操是汉末以及三国时期对国家再次统一贡献最大的历史人物，贡献超过了三国的其他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在制度上，曹操善于选用人才、唯才是举，推行法制、抑制豪强；在生产上，他推行屯田制，疏浚河道、发展农业生产，使百姓富足、国力强盛；在军事上，他统一北方、创立魏国，“不杀降”的政策展现出恢弘气度和大局为重的战略眼光。毛主席也很喜欢曹操的诗，认为其“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还特地写了首词致敬曹操的《观沧海》：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浪淘沙·北戴河》）
“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是封建文人贴在曹操身上的最为臭名昭著的标签，在这个事情上毛主席是认可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的翻案的：曹操说自己独揽大权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又说“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大概意思是说自己当然不让为平天下扫平障碍，大业未成不能让位，但是所受封赏可以推辞不要。事实上，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评价一个人也只能就事不就心，哪怕曹操有窃据汉室的心思，但终其一生并未迈出那一步。如今很多试卷、甚至公考试卷上经常出现这样一道经典的题目：曹操上东汉末年还是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
评功论过，毛主席也指出了曹操的一些问题。比如曹操战胜张鲁后，不听建议攻打立足未稳的刘备，后来悔之晚矣；又比如曹操下令“败军者抵罪”，自己亲自统兵的赤壁之败却只字不提。但是这些缺点只是小过，他的功却是利在千秋。毛主席认为，反动士族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为维护封建统治把曹操刻画成“白脸”，这是历史冤案，后来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史学界和戏剧届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曹操翻了案，如今京剧舞台上曹操的白脸上面，眉心位置填了一颗红点，表示曹操不是坏人。
毛主席评诸葛亮：始误于隆中对，关键时刻用人失当
如果说“白脸”的曹操是《三国演义》中的头号反面人物，那么诸葛亮则是没有任何阴影的正面人物，甚至是政治、军事、智谋、外交、科技发明全面发展的“五好青年”，后世文人也极力太高诸葛亮的地位，无怪乎鲁迅评价《三国》“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事实上，毛主席对于诸葛亮宣传鼓动、屯田政策、兵器改良、民族政策等方面的才能是相当敬佩的。诸葛亮很会鼓舞士气，打仗时能够使得三军用命，比如老黄忠斩夏侯渊的时候就是由于诸葛亮激出的勇气，毛主席认为诸葛亮能够“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这是需要全体共产党员学习的。诸葛亮采用屯田制公布边防、开荒就业，还发明了弩机，一次可以连发10支，大大提升了杀伤力和准确性，“七擒七纵”还显示了诸葛亮高超的和戎政策，诸葛亮处理少数民族关系的艺术给毛主席建国后处理少数民族关系的工作以极大的启示。
但是毛主席却不认可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他认为诸葛亮从隆中对开始的战略思路就有问题，同时占据荆州、益州之后两路出击攻打秦川的方案看起来不错，但是荆州、益州有千里之遥，最后导致兵力分散而失去优势，在事实上导致了关羽大意失荆州。另外，在北伐的关键时刻，诸葛亮两次用人失当导致了千里之功溃于蚁穴，一次是马谡失街亭，一次是关羽守荆州。毛主席认为在街亭一战，“亮宜自临阵”，而不是分散兵力、委责于人，诸葛亮后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书上做了如下批注：“失街亭后，每出，亮必在军”。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赤壁之战大放异彩，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得东风等等，但实际上很多都是文艺创作的需要和小说家罗贯中的个人倾向，毛主席在谈论赤壁之战时把功劳记在了“青年团员”周瑜的头上，认为周瑜才是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
另外，毛主席也认为诸葛亮过于强调战争手段，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在夺取天下这个过程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诚如《三国志》所言：“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结尾
诸葛亮五次北伐、无功而返，而曹操则是以逸待劳、发展农业生产，一个消耗在行军途中而未建功业，一个仓廪富足而得民心，成败已经昭然若揭。英雄不以成败论，历史得失却必须以事实为准绳。在这个层面上，曹操是远超过诸葛亮的。
我们引申来看，毛泽东对待台湾问题的态度其实已经隐藏在他对两位历史人物的比较中了。毛泽东晚年经常朗诵三国中的名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实际上他一直到去世都惦记着收复台湾。但是迟迟未动用武力收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主席认为国家百废待兴，最需要的是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乱世比拼武力，盛世则只能比拼综合国力，主席是不想像诸葛亮一样“连年动众”而影响生产，要像曹操一样推行法制、发展生产，等到国力强盛的时候自然可“不战而屈人之兵”。
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当今盛世，如您所愿！想必那个时刻已经不再遥远了，但不是在今天，不急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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