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东燕（1974年3月24日—），女，浙江绍兴人，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92年）；北京大学法学院，获得博士学位（2004年），期间曾在慕尼黑大学法学院交换（2002—2003）。毕业后任职于清华大学法学院，历任讲师、副教授（2008）、教授（2016），曾在名城大学、宾西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院访学。主要研究刑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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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得抑郁症的学生肉眼可见地增多，而且年龄越来越小。我家孩子也曾与我说起，班上有同学谈起过自己的自伤行为，手腕上好几道割腕留下的伤疤，那位女生是以看似蛮不在乎的态度说起的，而她父母似乎没发现或没觉得是多大的事。网易近期所发视频中呈现的县中孩子的现状，应该说是有着相当的普遍性。
孩子们感受到的压力与焦虑，往往是父母与老师们传递的，而父母与老师们的压力与焦虑，则主要来自于社会，眼见好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就业竞争日趋惨烈。也因此，单纯出台学业减负的行政命令，几乎不可能产生预期的作用；在社会大环境未得到改善之前，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家长与学校确实有可努力的空间，应该尽可能地扛住大部分的社会压力，不要把压力原封不动甚至变本加厉地传递给孩子。家长作为成年人，如果自己都承受不住社会的压力，为什么反而认为孩子能承受得住？学校在追求自身中考与高考的KPI的同时，是不是也有反思调整的余地？
我总觉得，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作为父母需要防范的风险清单里，排在第一位的是确保孩子的生命安全与身心健康。不要总拿别人家的孩子来比。别人家的孩子只是小概率的例外，而我们自己的孩子有更大的可能就是普通孩子，天赋与智力普通，心理承受能力普通，再怎么逼迫也不见得能在学业上拔尖。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冒损耗孩子健康甚至生命的巨大风险呢？
很多父母总觉得孩子学业不出色是由于不够努力，不怎么信任孩子，殊不知多数情况下很可能与努力与否无关。就像当父母的自己在职业发展上可能也没取得成功，那是因为自己在工作中不够努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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