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适逢鲁迅长安行一百周年之际，本报连载王鹏程教授的《1924鲁迅长安行》。该书穿越百年时空，聚焦鲁迅人生轨迹里唯一一次西北之行，透过日常生活、旅途行踪和阅市交游等，在鲁迅的行迹和视线里，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民国长安，也让我们有幸与鲁迅在长安相见。
1924年7—8月，时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的傅铜有感于陕西交通不便、文化闭塞，遂在陕西省政府的支持下，与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邀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李顺卿，南开大学教授李济、蒋廷黻，前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法国大学法学博士王凤仪等十几位学者名流前来西安讲学。他们以民国暑期学校最“豪华”的师资阵容，为三秦大地输入新思想、新学术与新方法，可谓规模空前的文化盛宴，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学术史与文化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一页。
鲁迅说抽鸦片是“报复”别人发传单造谣他抽鸦片，这是讲演中借题发挥，不足为凭。据孙伏园讲，情况也并不是这样：
鲁迅先生在西安，没有得到什么新的刺激。我们都想找一点新花样来提起大家的兴趣。那时西安的鸦片不但没有禁绝，而且还相当的通行。鲁迅先生忽然愿意尝一尝异味。原来前辈的诗人如波特来尔，并世的文人如柯克多，都曾用麻醉剂来获得灵感，因此灵感而写出好的诗文。鲁迅先生对于医药有研究，常说鸦片原是极有价值的药品，不济的人却拿来当饭吃，自然只有死路一条。他为获得灵感，也为尝尝异味，于是决定访求。
同学张辛南兄在省署任秘书，西安方言读秘书曰“密夫”，他的交游是四通八达的，有的军官家里据说常常有三四套烟具，我于是托“张密夫”设法。鲁迅先生说他幼时曾在尊长的烟具旁盘桓过，但始终没有尝过烟味，我自己也是一样，所以我们都抱有好奇的心理。
那一天我是完全失败了，我觉得烟嘴太大，与纸烟雪茄过分悬殊，吸着极不方便，浅尝以后便放下了。鲁迅先生吸得还算顺利，吸完以后静静地等候灵感的来临，不料竟像扶乩一样，那一天灵感没有降坛。我问先生结果怎样，先生却失望地答复我说：
“有些苦味。”
我知道鲁迅先生也失败了。
万一那一天我们居然成功，那么《杨贵妃》也许早就问世了。
孙伏园最后一句是俏皮话。即使那天鲁迅“成功”了，《杨贵妃》也未必能写出。不过，鲁迅终于知道了鸦片的味道。这次在西安小小的“猎奇”，也算鲁迅一生中少有的任性放纵之举了吧。
鲁迅应该是很讨厌鸦片的，他尝鸦片，与童年时期父亲因病吸鸦片的经历多少也有点关系。他的祖父周介孚“对吸鸦片尤为痛恶” —— “他的长子周伯宜为病魔所缠，经久不愈，有人劝他吸鸦片急救，他就常常到一个本家烟盘去尝试，渐渐地有些非此不能止痛了。后来周伯宜病死，周介孚对他因染病成烟癖在挽联中表示谴责：上联是‘世间最苦孤儿，谁料你遽抛妻孥，顿成大觉’，下联是‘地下若逢尔母，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或许出于对父亲的复杂感情，鲁迅潜意识里想要尝一尝父亲因病而离不开的鸦片。
鲁迅尝鸦片，也可能与他被当作“鸦片鬼”有关。鲁迅大概从1906年在日本留学时开始抽烟，直到逝世的前一天1936年10月18日，也没有停下来。他晚年的就医档案记载：“吸烟史三十年，每天约五十支，五十五岁减至每天十五支。”鲁迅长期抽烟，烟瘾大，牙齿被熏得黄黑，加上身材瘦削、面色憔悴，跟吸大烟者外貌相像，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就有“他那副鸦片烟鬼样子”之形容。因而在西安，鲁迅被人误认为抽大烟者。陪同他的张辛南回忆说：
鲁迅先生的全部牙齿是深黄色，牙根是深黑色，其黑如漆，在西安那几天他穿一件黑布裤，一件白小褂，上街的时候，再穿件白小纺大褂，头发不常剪，面带黑黄色。鲁迅先生讲演几次之后，许多人认为他吸鸦片烟。有一位先生向我说：“周先生恐怕有几口瘾吧！”我说，“周先生吃香烟。”还有一位军人问我道，“学者也吸鸦片烟么？”我说：“哪个学者？”他毫不犹豫的武断道，“周鲁迅满带烟容，牙齿都是黑的，还能说不吃烟么？”我听他的语意很坚定，我只是置之不理。如果我说鲁迅先生不吃鸦片，他一定说我替他辩护。那位丘八知道鲁迅先生姓周，并认为鲁迅是他的台甫，所以就称他为周鲁迅，把这三个字放在一起，我只听着过这一次。
据李济之回忆，1924年的西安，鸦片泛滥成灾，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年在西安以及西北一带，抽鸦片烟的习惯极为普遍，其普遍的程度，到了凡是客人访问或去拜会朋友，都以鸦片烟招待，躺下吞云吐雾一番；倘若客人拒绝吸食，主人就认为是一种没有礼貌的行为。这一个规矩，我们这一行人中当然有些可以随和，有些人就不习惯，尤其是我们这些从来没有吸大烟习惯的人，虽然平日也抽纸烟或雪茄烟，但是鸦片烟那就大不一样了。这一种内地的经验，当然还有许多别的事情，我和廷黻两人反应都差不多，有些我们觉得很奇怪，有些感觉到很特别，有些则感觉到这是全面社会问题的一种。”
1934年前后，后来成为捷克最著名的汉学家的普实克在西安的大街上行走，偶遇老友C伯爵。普实克说：“我们差点没有拥抱在一起。在这荒凉的地方一下子碰到了这么有名的人物！”C伯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是名空军军官。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崩溃后，他丢掉了工作，没有什么赚钱的手段，于是就来到中国当飞行员，飞北平到西安的航线。两人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意外重逢，自然十分激动。C伯爵要尽地主之谊，款待却是抽大烟——“姑娘们拿来了非常粗的烟枪，那头上有一个小小的锡制烟锅。伯爵舒服地躺在一张床上，一位姑娘守在他身边，我们坐在了另一张床上。姑娘从头发中抽出了发针，扎住一个发褐色的小球，放在烟灯的火焰上，把那小球稍微地烘烤了一下，便出现了黑汁，发出了刺鼻的、不好闻的气味。她把那小球放入烟袋锅里，递到我嘴边。她暗示我，要赶快去吸那烟。但是没有成功，我没有抽，只是往里面吸了口气，那小球就灭了。那烟袋需要以非常快的速度连续地吸气。伯爵已经在抽第二袋了，而我的朋友也比我灵活。我又试了第二回，就好多了。但是我并没有任何舒服的感觉，相反由于周围的气味，头开始有点疼。我突然回想起家乡的秋天，我们在土豆田里放牧，当时我们捡起一些罂粟子当烟来抽，抽完后感觉特别不好受，躺了两天。”
鸦片祸害陕西，始于陕甘回民起义之前。由于清政府需要陕西供应军费，所以对鸦片的种植给予默认。据统计，1906年，陕西种植罂粟面积已达五十三万一千九百多亩。1914年，陆建章督理陕西军务，次年与同伙吕调元由甘肃暗运罂粟籽，派人分赴各县，并遣军队保护，逼民种植。从此开放禁烟，鸦片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种植鸦片之风泛滥，竟超过清末之时。关中地区以陇县、宝鸡、凤翔、周至、眉县、武功、乾县、咸阳、西安、临潼、渭南、华县、大荔等县为最，大片肥沃粮田改种鸦片。冯玉祥督陕时期，曾将禁烟作为十大纲领之一，但并未通行。刘镇华督陕时期，明面上也发布了一系列禁烟的训令，实际上却变本加厉地开放烟禁，为获利不择手段，烟税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924年，陕西烟税为一千万元。1931年，烟税增加到一千四百万元。全省每年鸦片种植面积达一百二十万亩至一百七十万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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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王越美
审 核 | 张建全
终 审 | 张嘉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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