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李大钊的公葬仪式在北京街头举行，送葬队伍人山人海，鲁迅、刘半农等社会知名人士也参加了这场公葬活动。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妇女捧着李大钊的照片，表情凝重且悲戚，她就是比李大钊大六岁的妻子赵纫兰。
从年龄差距上便可以看出，李大钊与赵纫兰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可就是这桩看似封建思想下的结合，深为世人称赞与传颂。
赵纫兰的娘家在当地比较富裕，其父从商多年，却又善诗文，在赵纫兰小的时候她就受父亲教导，颇懂文墨。
赵家与李家是一个村的人家，两家只隔着十户人家的门口，因此赵纫兰和李大钊是从小长到大的玩伴，青梅竹马。又因两家是世交，所以在赵纫兰16岁的时候，就由双方父母商定，把赵纫兰嫁给了只有10岁的李大钊。
结婚的时候，李大钊还是一个孩子，根本不懂成家是怎么回事，只当赵纫兰是一个贴心的大姐姐。
当时，李家的家境相当艰难，一家三口，公公已经73岁，婆婆77岁，两位老人都已步履蹒跚，干不了重活；10岁的丈夫又在上学，因此赵纫兰包揽了照顾全家人的担子。
小小年纪的赵纫兰有着一手好针线活儿，做饭打扫样样都行。她体贴公婆，关爱丈夫，没有一句怨言。
后来，李大钊考上了北洋法政专门学堂，需要支付高额的学费，赵纫兰变卖家产供丈夫读书。但不久，公婆相继去世，赵纫兰又变卖了将近一半家产才将他们安葬，家中钱财已所剩无几。
1918年，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家中的光景才总算有了好转，赵纫兰也跟着来到了北京居住。
当时李大钊每月的收入是200银元，可以说收入不菲。但为了支持革命，他总会拿出一部分来作为党的经费，剩下的钱都交由妻子管理。
赵纫兰深明大义、识大体，她十分支持丈夫的事业，并不吝啬钱财，每当有穷苦学生来家里时，赵纫兰总是以礼相待，走时还会拿出银钱资助。反观李大钊一家，还会出现家中无米下锅的窘境。
李大钊忙于事业，一直没有时间管理家事，因此他对妻子的付出充满感激。
1927年，李大钊被捕入狱，在与敌人作斗争的同时，他不由得想起了跟随他吃苦受难的家人。作为父亲，他缺少了对孩子的陪伴；作为丈夫，他一直疏于对妻子的体贴。想到这里，李大钊心头很不是滋味。
于是，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表达了自己对家人的爱意，尤其写到妻子赵纫兰时，他说：“她对我来讲，既是妻子也是姐姐和母亲。”赵纫兰对他的照顾和关爱超过了所有人。
李大钊牺牲后，国民党反动派不愿意放过他的家人，赵纫兰不得不带着儿女回到了老家避难，但丈夫的灵柩未能入土是她最放心不下的大事。
在之后的七年中，赵纫兰一边抚养孩子长大，一边为安葬丈夫的事情四处奔走。最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公葬仪式才得以如期举行。
但就在李大钊的公葬队伍接近西四牌楼时，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强力镇压，许多送葬青年被打死。最终，地下党组织为李大钊建立的墓碑也只能被迫埋在地下。
更加不幸的是，赵纫兰由于日夜操劳和悲痛过度，在举行完公葬仪式后，便一病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为了纪念这段可歌可泣的爱情，人们把赵纫兰与李大钊安葬在了一起，夫妻俩终于可以在天上团聚了。
生前，赵纫兰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许多贡献，因此中共中央特例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员，以告慰她的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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