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石 王学军
在延安时期，事关陕北公学同学的事情，毛泽东写了五封回信。第一封是写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这封信事关黄克功向陕北公学女同学刘茜求婚不成后，杀害刘茜同学的事情，毛泽东同意边区高等法院判处黄克功极刑的意见。第二封是关于柳夷同学要求入党的事情。第三封是回答刘御同学有关诗歌创作的问题。第四、第五封是给陕北公学同学袁尘影舅舅、《大公报》记者杨令德的回信，这两封信涉及袁尘影同学在陕北公学毕业后，被误会扣押一事。
第一封:给雷经天的回信
黄克功(1911-1937)，时年26岁，江西省南康县人。少年时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身经百战立过功，并担任过旅长等职务，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某队队长。被害女子刘茜，山西省定襄县人。之前在国民党统治的太原市求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赴延安，先在“抗大”学习，后转入陕北公学学习，期间与黄克功相识相恋。不久，刘茜发现自己与黄克功在经历、性格、情趣等方面的差异太大，表示要中断恋爱关系。然而，黄克功却纠缠不休，并于1937年10月5日傍晚在延河岸边用手枪威逼刘茜结婚，遭拒绝后，开枪打死了刘茜。此案震惊陕甘宁边区，影响波及全中国。国民党报纸借题发挥，诬蔑攻击共产党和红军，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对于黄克功究竟怎样处理，敌、我、友各方人士和老百姓都拭目以待。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留影。
案发以后，是否对黄克功判处死刑，在延安的干部和群众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共产党人也不能例外；另一部分人认为，抗日战争正是用人之际，黄克功身为红军军官、革命功臣，为了一个女子而被枪决，未免太可惜了，可以让他戴罪抗日、将功赎罪。黄克功本人对罪行供认不讳，他希望自己能够死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而不是死在延安的法场上。他上书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和毛泽东：希望能宽恕自己的罪行，留下一条生命，继续为党尽忠。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案件审判长雷经天也写信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情况，并提出“严格依法办事，对黄克功处以极刑”的意见。
毛泽东听了此事汇报后说：“我们正在从全国各地吸收大批知识青年来延安学习，黄克功的行为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一定要审判处决，严肃法纪。”（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0—91）
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给雷经天写了复信，情之殷殷，言之切切，爱憎分明，斩钉截铁。
◆毛泽东给雷经天写了复信。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10-111）
1937年10月11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陕北公学小操场召开公审大会，判处黄克功死刑并立即押往刑场执行枪决。
第二封:给柳夷的回信
柳夷（1913-1996），原名陆鸿鹄，出生在浙江余姚二塘头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7年10月怀着追求革命真理的愿望，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后转到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柳夷有强烈的入党愿望，经组织谈话后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但是在延安9个月后，入党志愿书没有被批下来。原因是柳夷在1926年底曾经加入过国民党，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就脱离了。这件事，在延安找人核实非常困难，因此入党一事被耽搁下来了。
1938年8月，柳夷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历史、社会关系、学习期间的表现以及自己入党的要求，都详细地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写给柳夷的亲笔回信。
1938年10月，已在抗大六大队工作的柳夷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
柳夷同志：
还是八月间的你的信，今天才复你，不知对于你的问题还有帮助否？不知你还在三大队否？我因忙，积累至今才复，对你不起！
你的意思是恳切的，如果陕公抗大党的同志所说，你的表现够上入党资格，仅仅过去加入与脱离国民党一点无人证明，是确实的，而你在延又有九月之久，并无其他不能入党的问题存在，我以为是可以入党的。此事解决办法，可持此信与三大队负责同志商酌，你的原信也随同交给他们看，要求他们最后考虑你的问题。如尚不能解决，可持此信到抗大政治部张主任处。你所指出的几个缺点是有理由的，你的信可送给政治部参考。最后告你的，马列学院必须党员并须学养较高者才能进去。此复。并致
敬礼！
毛泽东
十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30-131）
柳夷收到信后，非常激动。其实，在接到毛泽东信的十几天前，柳夷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保存这封信，非常不容易的。1942年的中秋之夜，当进攻苏北运河线上的日军据点洋河镇时，部队受阻，柳夷连人带信泡在水坑里。第二天战斗刚胜利结束，柳夷就把信晒干，但信纸已经粘在一块，不好揭开，他只得用湿毛巾把信纸弄潮，然后又轻轻地把它揭开晾干，才使这封信得到保存。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淮北正是雨季，这封信又随柳夷在洪泽湖边、淮河、运河两岸，足足淋了一个雨季的雨，趟了几百里路的水，人虽多次跌倒在泥潭里，但柳夷总是小心地保存着这封信。这封信，后由柳夷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现这封信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解放后，柳夷曾任东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1983年8月按正军职离休。
第三封:给刘御的回信
刘御（1912-1988），1912年7月，生于云南缅宁县（今临翔区）。193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同年参加左联。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入陕北公学学习。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审科副科长，西北教育部编审室主任。刘御是从革命圣地延安锤炼出来的儿童文学家、小学教育家，走出了一条从革命诗歌到儿童诗歌，从儿童教育到儿童文学之路。
1938年夏，延安的诗人们组织了一次“街头运动”，把创作的诗歌贴在街头，供来往行人阅读、欣赏。刘御创作了一首小诗《小脚苦》：“宝塔山，高又高。张三娶个李姣姣。人也好，品也好，可惜一双小脚像辣椒。地不会种，水不能挑。走路风摆腰，怕过独木桥。想回娘家恨路远，想走亲戚叹山高。”（刘御.延安短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64）
◆刘御在延安。
这首小诗，深受延安儿童的欢迎，到处都可以听到儿童在背诵，刘御受到很大的鼓舞。
为什么反封建的《小脚苦》儿歌，受到儿童的喜欢，刘御总结说：“道理可能有两个，一是陕北裹脚之风十分严重，孩子们对诗中所写的内容十分熟悉，易于理解；二是运用了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歌谣形式。”（董庆保等.刘御评传[M].昆明: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77）
当刘御朝着这条创作路线走下去时，又听到两种议论：一是他的创作受到工农兵和儿童的欢迎；一是少数人认为他的创作是“低级作品”。这时刘御看到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后，他把自己尝试和毛泽东所倡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自觉地联系起来。于1939年12月，刘御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您在六届六次会上所倡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虽然是针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与宣传而提出的，但我觉得，在文艺创作上也完全适用。我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而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尝试的，不知道我这样的看法和做法是否得当。”（刘益涛.十年纪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115）为了让毛泽东了解情况，刘御信中还附上了他当时的若干习作。
当月，毛泽东很快回了信，说“信和习作均收到，迟复为歉。你的努力，很好很对。优秀的民族，大抵是千百年来群众的集体创作。多中要有些好的。诗歌以押韵为宜，无韵的诗歌，难于行运。抗战是大同，形式上风格上的差别是小异，凡小异而大同者均应兼容并包。”（刘益涛.十年纪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115-116）
毛泽东的教导一直激励着刘御。他沿着“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道路不断努力，写了许多歌谣体的儿童诗作。1939年出版了《新歌谣》，这是延安出版的第一本儿童读物。解放后，刘御又出版了《小青蛙》《延安短歌》《红山茶》《鸟兽草木儿歌一百首》等著作。
不幸的是，这封信在蒋军进犯延安时，同许多重要的资料一同散失了。
新中国成立后，刘御历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言编辑室主任、昆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中国作协云南分会副主席、云南教育学院院长。他是解放区的儿童文学的拓荒者，是有成就的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
第四封、第五封:给《大公报》记者杨令德的回信
杨令德（1905-1985），时任《大公报》记者。
杨令德，绥远托克托县人，父亲是一个商人。1925年在包头《西北民报》当记者、编辑。后在《绥远日报》《绥远通俗日报》等报社工作。1931年起在《大公报》当记者。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杨令德将其外甥袁尘影送到延安入陕北公学短期学习，没想到结业后因误会被拘押。杨令德得知消息后，当即给中共西北局的高岗和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写信，同时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也给毛泽东写了信，请求释放袁尘影。毛泽东收到来信，立即批示高岗和成仿吾调查和处理。因毛泽东此时正在主持1938年9月29日至11月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直到12月14日才给杨令德回信。
◆毛泽东给《大公报》记者杨令德的回信。
毛泽东复信杨令德：
令德先生：
先生两信均收到了，因开六中全会久稽奉复，至以为歉！但袁尘影兄早嘱高岗同志令经手机关释放，谅已获悉。此事不但我不知，高岗仿吾亦均不知，经手机关根据晋西北材料遽尔如彼处置，甚为抱歉！尔后此间有何缺陷，倘有所闻，尚祈见告，俾资改进，不胜盼祷！敬复。顺致
敬礼！
毛泽东 上
十二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34）
杨令德马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再次复信：
令德先生：
十二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令甥被屈事，能邀先生谅解，为之欣慰。如 先生高兴来延安一游，甚表欢迎。此致
抗战敬礼！
毛泽东
一月廿二日
（杨令德.塞上忆往——杨令德回忆录[M].内蒙古文史书店发行1988：128）
1943年6月，杨令德作为秘书随邓宝珊将军由榆林南下重庆，途经延安，停留一周。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设宴招待邓宝珊一行。入席前，当邓宝珊介绍杨令德给毛泽东握手时，毛泽东以惊人的记忆马上想起四五年前的事，亲切地说：“噢，杨先生，我们还通过信呢。”
1982年6月2日，杨令德回忆起毛泽东的两封回信时，谈道：“毛主席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新闻记者给他的信，竟是这样重视，亲笔作复，也是我梦想不到的事。当时我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毛主席写信的，觉得能得到毛主席吩咐秘书给回个字，就是喜出望外的了。哪里能够想到一连荣获两封亲笔信呢。而且这两封亲笔信写得是那样谦虚、诚挚，当时我就万分钦佩和感激。今日缅怀毛主席，这是我终身感念的殊荣。”（杨令德.塞上忆往--杨令德回忆录[M].内蒙古文史书店发行1988：128-129）
杨令德1949年参加绥远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绥远省人民政府委员，绥远省政府副秘书长，内蒙古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10月21日在呼和浩特逝世。
这两封珍贵的回信，1976年由杨令德先生交中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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