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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刘胜军大局观（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文/刘胜军

20世纪人类消费的中心是美国，21世纪人类的消费中心看中国。

一方面，中国消费的巨大潜力毋庸置疑：中国居民消费占GDP不到40%，远低于60%的世界平均水平。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发展潜力和动力。

另一方面，当下中国消费承受的“压力山大”亦不能回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23年的82.5%下滑至2024年前三季度的49.9%。

稳消费，是经济保卫战的关键一战。如果不能及时采取行动，随着时间推移就可能出现“消费不足--物价下降--推迟消费”的螺旋式下降。可以说，2025年是稳消费不能错失的机会窗口。

一、地方政府化债对提振经济效果有限

今年以来，“远洋捕捞”等现象引发社会关注，此类现象表明地方政府收入下滑之严重。地方官员不会不知道“远洋捕捞”对营商环境破坏力之大，但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压力倒逼之下只能出此下策。因此，地方政府化债的确有必要。

中央推出12万亿化债方案。不过，12万亿并非一次性到位。按照“6+4+2”方案，“6+4”在2024-2026年每年新增的化债资金为2.8万亿，其中的“2”万亿指的是还款期限推迟。

笔者认为，虽然化债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但地方政府依然存在显著的财政挑战：1）房地产市场仍在调整，土地出让金收入难以恢复；2）由于存量债务风险突出，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很难再进行新的融资；3）地方政府拖欠债务，导致很多企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敢再承揽地方工程。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很难启动新一轮投资。换言之，地方政府化债，对经济增长的“增量效应”并不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黄益平指出：

——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十分紧缺。在经历了三年疫情对公共财政的消耗后，一些地方政府为自己的公务员支付工资已经面临困难。地方政府当然也想重振经济，动力是有的，但他们的资源已经明显不足，甚至可以说捉襟见肘。

其实，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应成为政策关注的核心。地方债务问题凸显，源于两个因素：一是房地产调整导致的土地出让金锐减；二是经济活动收缩导致的税收下降（1～11月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3.9%）。因此，只要稳住房地产、只要修复实体经济，地方政府财务状况自然就会改善。切记，地方政府收入是经济活动的结果，政策聚焦点应该放在“救实体经济”而非“救地方政府”。实体经济好了，地方政府问题自然会好转；但如果把重点放在“救地方政府”上，即使地方政府情况好转，实体经济依然难以明显改善。简言之，传导链条是“消费--企业利润--政府税收”，而非“政府收入--消费--企业利润”，这个顺序不能倒置。

二、“救消费”是改善实体经济的突破口

实体经济有两大支柱：一是居民消费，二是作为“五六七八九”的民营企业。

在这两大支柱中，突破口是居民消费。原因很简单：消费的提升，意味着民营企业收入和利润的增长，进而意味着地方政府税收的增长。可见，消费是“牛鼻子”，消费活了，全盘皆活。

从数据来看，“救消费”已是势在必行：

——2023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2.5%，而2024年前三季度这一数字降至49.9%；

——2024年11月当月北京、上海社零同比均由增转降，增速分别下降14.8个、24.4个百分点至-14.1%、-13.5%，两市1—11月社零累计降幅则分别扩大至2.8%、3.1%。

——2024年1至11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比2023年的9%低了不少。

——衡量总体价格水平的GDP平减指数已连续7个季度负增长，这一状况以往从未出现过；

——消费信心指数显著下滑。

因此，重拳稳消费，应成为当前经济政策的核心任务。

三、“救消费”的共识已经形成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要紧抓关键环节完成好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针对需求不足的突出症结，着力提振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消费！消费！消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指出：

——提振消费要从收入端入手，十万亿现金补贴可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提振消费。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扩大消费需求的核心是扩大收入来源。如果不在收入端上采取措施，消费问题还是难以解决。发放现金是最直接、最快速到达需求最大的居民部门的一种方式，能够有效提振信心、扩大内需、刺激经济。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指出：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通过“减税降费”等措施刺激国内投资需求的效用正在降低，经济下行周期市场主体的决策趋于保守，致力于减少债务、增加存款，而不会将新增利润用于扩大生产和增加就业岗位。在有限的政策扩张空间里，有限的财力很难保证投资和消费实现更大规模的同时扩张。拉动消费快速回升是推动2024年内需回暖和经济稳步恢复的关键。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许多中低收入群体的资产负债表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负债率达到较高水平，对扩大消费造成阻碍。所以，要把消费优先落实到位，就必须要在财政补贴、转移支付以及民生上出台相关政策，改变居民收入短期持续下滑的状况，修复中低收入群体的资产负债表，这样才便于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重新提振消费信心。

黄益平指出：

——消费者价格指数停滞不前，这令人担忧。当价格不再上涨时，可能会出现恶性循环，因为消费者会有价格进一步下跌的预期，从而暂停消费。这正是日本经历过的——消费者、生产者和投资者的悲观预期相互影响，整个国家陷入了恶性循环。为避免这种螺旋式下降趋势，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政策。

诺奖得主克鲁格曼提醒说：

——“中国消费者支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而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技术进步的放缓，导致回报递减，过去推动经济增长的高水平投资支出已经变得不可持续。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家庭，从而增强消费需求”。

四、“救消费”短期要靠消费券

决定消费的有两个变量：一是收入水平，二是消费倾向。消费倾向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

当前的消费滑坡，既有收入下降的影响，也有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

收入下降的原因在于：1）疫情三年的冲击，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流动就业人群；2）房地产价格下跌。房地产最高时占居民财富70%，如今房价下跌近1/3，对居民资产负债表形成不小的冲击。因此，不少人不得不压缩消费来修复资产负债表。

在这种情况下，以10万亿规模发放消费券，是极为必要的（以10万亿消费券重启经济）：

1、这是对疫情期间居民收入下降的必要弥补，这一点在欧美国家、新加坡和我国港澳地区都有成功的实践佐证；

2、10万亿消费券可以传递出中央提振消费的决心，可以扭转消费预期，提振消费情绪，一举阻断螺旋式下滑；

3、资金不是问题。一方面中央财政债务水平较低，具有较大的赤字空间；另一方面，在供大于求的背景下，可以减少财政投资性支出，转移到消费领域来。从“投资性财政”向“消费型财政”的转型，是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的关键一环。

五、“救消费”长期靠改革

“10万亿消费券”只能起到短期作用，从长期看，提振消费需要启动一系列重大改革：

1、以组合式改革实现房地产软着陆：房地产too big to fail。要采取坚决措施实现房地产的稳定，避免出现日本式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具体而言：1）推进地方政府支出约束机制，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2）推动户籍、宅基地、农村土地流转、保障性住房等系列改革，促进城市化水平。OECD 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在 70% 甚至 80% 以上，而我国目前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仅为 66%，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为 48.3%；3）加快释放改革红利，形成新的增长点，替代房地产的增长动力。

2、提高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这是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项改革任务，也是提升消费的根本之路。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60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提出该计划，主要目标是实现“1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两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日本的具体做法包括：1）日本政府从1963年开始相继制定了《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指导法》《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扶植法》等十个相关的法案，通过各种措施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扩大社会就业；2）政府采取低税赋政策和减税政策，并实行“限高、扩中、补低”的财政补贴政策，收入越低的阶层从国家财政得到的补助和扶持就越高；3）1961年实施《国民年金法》，基本实现了全民保险；4）政府于1962年制定了“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将全国近三十个地区列为“新产业发展城市”和“工业整顿特别地区”，给予特别优惠政策，并配套相应的交通、用水、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吸引和鼓励工厂企业向这些较为偏远落后的地区搬迁转移。5）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通过出租或出售土地获得了大量的现金，提高了收入。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统计，从1961年到1970年，大约有61.56万公顷的耕地转为工业、道路、住宅等用地。在土地用途转变过程中，农民通过土地买卖取得的收益相当于从农产品取得收益的大约30倍。6）从1960年至1970年十年间，日本教育支出增加4倍。1970年的科研经费相当于1960年的6倍。

2020年部分国家的居民可支配总收入/GDP（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该如何提升居民收入占比？笔者建议：

1）加大社会保障体系投入，逐步提高养老金水平，搬开“教育、养老、医疗、住房”四座大山。我国目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的人口总数近5.5亿人，其中95%为农村居民。实际领取养老金的人数约为1.7亿人，人均每月养老金仅约为200多元；

2）缩小政府机构规模和人数，降低制度性交易费用；

3）学习“新加坡模式”，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为更多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加坡房地产，很神奇又很简单）；

4）加大对平台经济的治理，保障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等新型就业人群的利益保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剑指“内卷式”竞争）；

5）打破行政垄断，真正实现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公平竞争，大力发展民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6）加大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将义务教育范围的拓展至高中教育阶段；

7）提高征地补偿（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吴敬琏指出，“中国最大的低收入群体——农民得到他们理应得到的土地财产收入，对于缩小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土地快速增值。但是，由于农民的土地产权没有落实，大多数农民没有能够获得土地增值的好处”；

8）藏富于民：刘世锦建议，“2023年国有资本权益总额102万亿元，国有金融资本权益总额30.6万亿元，两项合计132.6万亿。可以考虑分步稳妥地把较大规模的国有金融资本划拨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减少居民缴费，提高居民养老金收入，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明显缩小与城镇其他群体的养老金收入差距。”

9）呵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必须认识到，企业家精神才是第一生产力（稳定民企预期需要理论创新：企业家精神才是第一生产力）。企业是现代经济的主要组织形式，而企业家精神则是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只有繁荣企业家精神，才能创造就业和收入。增加劳动报酬的前提是稳就业，要千方百计保市场主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减轻企业发展负担，让企业更多经营性收入转化为劳动者报酬；

10）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土地、金融等生产要素，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以金融业为例，金融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如果金融资源的配置偏离了效率原则，就会导致大量的潜在损失，并导致收入在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合理分配。麦肯锡2016年发布的一份名为《中国的选择：抓住5万亿美元的生产力机遇》研究报告测算，中国80%经济利润来自金融业，而美国该比例仅为逾20%。同时，中国国企获得的贷款占到银行贷款总量的50%以上；

11）转变增长模式：吴敬琏指出，“中国收入分配结构扭曲的基础在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这种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主要靠追加的土地投入和资本投入驱动，这样，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必然增长得最快，而包括专业劳动者(白领工人)在内的劳动者的收入占比则相对下降”。要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要靠深化体制改革为创新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企业都是逐利的，如果创新能带来更高回报，创新热情就会被点燃。麦肯锡2016年报告指出，“中国现在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应对这些挑战。即果断转向以生产力为核心的增长模式，确保资金流向为生产力、增长和可持续就业进行投资的领域。与投资主导模式相比，到2030年，这一转型将新增5.6万亿美元GDP（约合36万亿元人民币），家庭收入将新增5.1万亿美元（约合33万亿元人民币）”。在这方面，美国的“小政府、低税收”模式尤为值得我们借鉴（时代之问：如何才能培养出下一个马斯克？）。

政府效率部部长马斯克

3、缩小贫富差距：从宏观上看，社会消费水平不仅取决于人均收入，还取决于收入分配的状况。富裕阶层人数太少、低收入阶层则消费能力不足，只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才是消费的主力军。我国目前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约为 4 亿人口，仅占总人口的约 1/3。过去20年，房地产是加剧社会阶层固化的主要因素。此外，从国际经验来看，遗产税是缩小贫富差距、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的重要手段。

4、稳定社会预期：预期是影响消费的重大变量。要持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改革，稳定社会预期。要提高政策透明度、减少政策“翻烧饼”，避免预期紊乱。要提高决策效率，避免政策总是滞后于社会预期。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有效畅通的社会沟通机制，避免“塔西陀陷阱”。

刘胜军

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政治经济学+大历史观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刘胜军微财经创始人

致公党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委员

长江国际商会首席专家

山东省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会首席专家

著有《下一个十年》

山东·菏泽·定陶人

人大·中欧·华东师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