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作为蜀汉丞相，拥有15顷田，800株桑树，还算清廉吗？|刘备|刘禅|司马懿|曹操|桑树|诸葛亮

引言：

在中国历史上，诸葛亮以其卓绝的才智与清廉的形象，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人物。然而，他的“清廉”是否真的毋庸置疑？他去世后留下的15顷田地和800株桑树，放在现代标准下已是一笔不小的资产。于是，围绕诸葛亮的家产，质疑声不绝于耳。那么，真实的诸葛亮究竟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典范，还是一个隐秘的权贵？

自陈家产，薄田与桑

在那个烽火连天、民生困顿的时代，诸葛亮身为蜀汉的丞相，掌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是无可争议的蜀汉“二号人物”，甚至在很多人眼中，他才是实际上的“蜀汉统治者”。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几乎一手支撑蜀汉政权运转的丞相，却在一封奏疏中，仅以15顷薄田与800株桑树作为对自己家产的陈述。

根据《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的记载，诸葛亮曾主动向刘禅上表说明：“臣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诸葛亮表示，这些财产已经足以让他的家人维持基本的生计，他的生活开支也全由朝廷发放，自己从未利用职权谋求额外的收入。更为动容的是，他在奏疏中发誓，待自己去世之日，家中不会留有多余的积蓄，更不会因贪墨而辜负朝廷的信任。如果他违背了这一点，他将愧对先帝刘备和当今陛下对他的深厚恩情。短短几句话，诸葛亮的表白直击人心，显得铿锵有力而充满自信。

然而，这封看似平静的奏书，却在当时朝廷掀起了一阵波澜。身为皇帝的刘禅，听到这些话后，心情极为复杂。诸葛亮所描述的这份“家产”，不仅让他深感震撼，也让他生出了几分疑虑——诸葛亮真的只有15顷薄田和800株桑树吗？他身为蜀汉丞相，这点家产实在太寒酸了，以至于刘禅不免怀疑，这可能是诸葛亮为了维护自己清廉形象的一种谦辞。毕竟，诸葛亮手握大权，军政一把抓，治理国政数十年，如果真的只有如此家产，未免显得不合情理。更何况，在当时的制度下，拥有土地本就是官员的一种合法特权。刘禅的疑惑可以理解——以诸葛亮的身份，这样的家产是否太少了？他的清廉是否有些过于“出人意料”？

诸葛亮的这番话看似平淡，却暗含着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也是在刘禅面前的一次自我“审查”。通过公开陈述自己的财产，他将自己的生活状况摊开在朝廷和历史面前，以此树立起一种公信力，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拒绝靠权谋私的决心。在当时的蜀汉政权中，这样的做法无疑让人肃然起敬。更重要的是，诸葛亮不仅陈述了自己的清贫，还传递了一种无声的政治信号：作为一国丞相，他愿意以身作则，保持清廉节俭的生活方式。这番自述，不只是他的个人表态，更是对蜀汉朝廷官员的一种鞭策和警醒。

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诸葛亮的家产并非完全没有争议。对于现代读者而言，15顷田地和800株桑树似乎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毕竟，以东汉末年的土地分配制度来看，这已经足够支撑一个家族的基本生计。而对于当时社会而言，拥有田地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财富形式。按《晋书·食货志》记载，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下的官员，田地分配是按照品级进行的。第一品官员可得五十顷土地，第九品最低也有十顷土地。而诸葛亮作为一国丞相，所拥有的15顷田，仅仅相当于第八品官员的标准。换言之，诸葛亮在蜀汉地位崇高，却仅有如此“中规中矩”的家产，确实显得十分克制和清廉。

再看诸葛亮的800株桑树，这更是与“富贵”二字相距甚远。当时每亩地可栽种桑树四百棵，800株桑树仅占用2亩左右的土地。这些桑树所产生的蚕丝，也不过是日常生活中极为基础的生产资料，仅能满足其家庭的衣物需求，并无过多的经济价值。或许有人会以现代的眼光认为，这些财产足以让他“富可敌县”，但放在三国时代，这样的家产绝不算奢侈，甚至可以说是“少得可怜”。

这一点更从侧面印证了诸葛亮言辞的可信度。作为蜀汉丞相，他既有大权在握，也有足够的机会通过权力谋取更大的利益，甚至可以合法地占有更多土地。然而，他并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为自己或家族攫取额外的资源，而是甘于过着清贫的生活。诸葛亮的这份自述，不仅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力量。在风雨飘摇的蜀汉政权中，他的这番话起到了稳定军心、政心的作用，也将自己的品德与责任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诸葛亮的家产清贫，但他并没有因为这种“清贫”而成为一个消极避世的文人。他明白，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是朝廷的标杆。他的自陈家产，不仅是对刘禅的忠诚交代，更是对后世的一次坚定表白。无论外界如何解读，诸葛亮的品格，已然在这短短数语中，绽放出无与伦比的光辉。

清算家产，刘禅泪目

诸葛亮去世时，是建兴十二年秋。他的去世不仅标志着蜀汉丞相这一职位的空缺，更是蜀汉政权的一个巨大转折点。后主刘禅在得知噩耗时，悲恸异常，立刻下令将诸葛亮的后事安排妥当，同时吩咐朝廷官员清算其遗留的家产，以期照顾他的子孙后代。朝廷上下原本以为，这位蜀汉丞相身为一国重臣，几十年来执掌军政大权，家中必然有所积蓄。然而，当清算结果摆在刘禅面前时，他不禁潸然泪下——除了自述的15顷薄田和800株桑树之外，诸葛亮的家中竟真的别无他物。

据史书记载，诸葛亮曾在生前表述过：“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是他对刘禅的承诺，也是他对自己节操的自我约束。诸葛亮不仅向后主坦言自己的财产情况，还表示自己死后不会留下任何额外的财富。这一番话在生前或许还留有辩解的余地，但在诸葛亮去世后，这份清算的家产清单无疑是最有力的证明。数十年来，这位丞相真如他所承诺的那样，从未利用自己的权力谋私，他的所有生活支出全部依靠朝廷俸禄，家中没有积攒多余的财富，更没有任何暗中藏匿的财产。这种堪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观，让刘禅感动得热泪盈眶。

其实，刘禅并非没有怀疑过诸葛亮的家产问题。诸葛亮在世时曾屡次提到自己仅有的15顷田地和800株桑树，但这份看似清贫的财产，却与他的身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刘禅虽然表面上没有提出质疑，但心中难免存疑。作为一国丞相，诸葛亮的地位几乎可以与汉朝开国丞相萧何相媲美，掌握着蜀汉几乎所有的权力，甚至在某些方面权力还超越了刘禅这个名义上的皇帝。如此一来，他竟只有这点家产，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诸葛亮去世后的实际清算结果，完全印证了他的自述。对于刘禅而言，这一结果既让他倍感惭愧，也让他对诸葛亮更加敬佩。他开始明白，诸葛亮之所以能够在乱世中名垂青史，靠的不仅是他的才智，更是他不染尘埃的高尚品格。

清算结果公布后，朝廷上下也掀起了一阵热议。有人认为，诸葛亮家中确实清贫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而这恰恰是他廉洁自律的最好证明；但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15顷田地和800株桑树对于普通人而言已经足够富足，为何还要被称作清贫？然而，这种质疑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在蜀汉官员的等级制度中，诸葛亮的田地数量并不算超出常规范畴，反而低于同级别官员的平均水平。更重要的是，诸葛亮的这15顷田地和800株桑树，是为其子孙后代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而不是一笔用来奢华享受的财富。这一点从其后代的境遇中也可窥见端倪——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虽继承了这份田产，但其生活条件却一直十分普通，甚至需要靠读书和仕途来谋求更好的发展。

刘禅对诸葛亮家产清算结果的反应，既是对蜀汉丞相清廉操守的肯定，也是一种自我反思。史料记载，当刘禅得知诸葛亮家中清贫如斯时，老泪纵横，懊悔不已。他深感自己在诸葛亮生前未能更好地了解这位辅佐自己的贤相，甚至因为一时的怀疑而让这位鞠躬尽瘁的功臣背负了不必要的压力。而这种后悔，更是在刘禅后续的治国策略中得到了体现——他数次试图寻找能够替代诸葛亮的贤臣，但无论是蒋琬还是费祎，都无法达到诸葛亮的高度。

对于后人来说，诸葛亮清贫的家产清单，不仅仅是一份账目，更是一面明镜。它折射出一位古代政治家的坚守和无私，也展现了一个乱世之中的道德高地。刘禅的眼泪，既是对诸葛亮人格的尊崇，也是对他自己治国失策的一种深刻反思。而这种泪水，也将诸葛亮的清廉形象深深地刻在了历史的记忆之中。

历史对比，清廉无二

诸葛亮的15顷薄田和800株桑树，在现代的眼光看来，似乎已是一份不小的资产。然而，只有回到他的时代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这份家产的分量，以及它在当时官场中的清廉意义。为了判断诸葛亮是否清廉，我们可以将他的家产与当时官员的土地分配制度、实际拥有的财富进行对比，才能得出更为客观的结论。而这场穿越时间的对比，让诸葛亮的清廉之名愈发真实且难能可贵。

在三国时期，官员拥有土地并非贪腐的象征，而是一种制度化的保障。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明确规定官员根据品级享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是作为俸禄的一部分。例如《晋书·食货志》中记载，品第越高的官员，其享有的土地数量也越多：一品官员可以拥有五十顷田地，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最低的九品官员也能分配到十顷田地。而诸葛亮作为蜀汉丞相，地位无疑超越了普通的一品官员，按理说，他所能享有的土地数量远超十五顷才合理。然而，他的实际家产却仅仅是十五顷土地，这一数字不仅与其权力和地位极不相称，甚至连西晋八品或九品官员的标准都没有超出。

再看诸葛亮的800株桑树，这样的规模也仅能算作“温饱刚够”。从种植面积来看，一亩地可以种植400棵成年桑树，800株桑树只需要两亩地便足以容纳。蚕桑经济是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常见的家庭经济支柱，桑树的收入通常用于织布，供家庭日常衣物使用。这意味着，诸葛亮家的桑树仅是维持家人日常所需，根本谈不上奢华。相比那些动辄拥有大庄园、大片田地的高官贵族，诸葛亮的家产几乎可以说是“清贫得令人心疼”。这也难怪，蜀汉皇帝刘禅在清算家产时，会感动到热泪盈眶，诸葛亮的生活清简程度，甚至不及一些小官僚的家境。

不仅是官员的制度性土地分配，在三国时代，许多权臣通过“附加权力”的方式积累了大量财富。以诸葛亮的同时代人物曹操为例，他虽身为东汉丞相，但实际上已是魏国的实际统治者，土地财富自然是极尽奢华。曹操占据了大片优质土地，赋税收入丰厚，甚至在历史上留下了“割据一方”的印记。而诸葛亮却截然相反，他身居丞相高位，却甘守清贫，且始终坚守“不增产、不贪财”的原则。即使刘禅曾多次试图赏赐他更丰厚的财物，诸葛亮也总是以“家中田产足够”为由予以婉拒。他这种“不以权谋私”的行为，在那个权力腐败泛滥的年代，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此外，除了曹操，还有另一位经常被拿来与诸葛亮比较的历史人物——司马懿。司马懿在魏国同样身居高位，虽然其在治政能力和军事才能上不输诸葛亮，但从家产来看却有着天壤之别。史书记载，司马懿家族长期以累积财富为手段，最终建立了强大的经济基础，这也是后来司马家族篡夺曹魏政权、建立西晋的根基。司马懿通过隐忍和布局，将家族利益置于个人名声之上，其后人凭借这些积累成就了司马氏的“豪门霸业”。相比之下，诸葛亮从未利用职权为自己或家族谋求私利，其所遗留的财产，甚至不足以支撑子孙长期的富足生活。两相对比，诸葛亮无疑是在乱世中坚持清廉的异类。

再将视线拉回到诸葛亮所在的蜀汉内部，其他官员的生活方式，更能衬托出他的与众不同。在蜀汉，身居高位的权臣并不少，例如刘备时期的法正、刘巴，后来的李严等人，均是蜀汉的重量级人物。法正曾被刘备授予“万户侯”的爵位，享受大片封地，生活颇为奢靡；而李严在诸葛亮之后负责蜀汉后方，更是因贪墨粮草、收受贿赂而饱受诟病。这些权臣的行为，与诸葛亮的清廉形成了鲜明对比。诸葛亮不仅没有被这些风气所侵染，反而始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保持着一份从容淡泊。哪怕身居蜀汉政权的核心，他依然过着一个普通地主家庭的简朴生活，甚至连豪华的宅邸都没有。

从更高的历史视角来看，诸葛亮的清廉不仅是对蜀汉官场的一种约束，也是对他个人信仰的坚持。他始终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座右铭，认为国家的兴亡远远重于个人的得失。这种信念，让他无论是治政还是治家，都将节俭和清廉作为根本准则。他的15顷田地和800株桑树，从未成为权力腐败的遮羞布，而是他廉洁自律的真实写照。正因如此，他才得以在历史长河中被铭记为“天下第一清官”，成为后世楷模。

纵观三国历史，像诸葛亮这样甘守清贫、拒绝以权谋私的政治家寥寥无几。他的清廉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自律，更是一种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成就了诸葛亮的“完人”形象。他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以15顷田和800株桑树的家产，撑起了蜀汉的政治信任与文化精神，而这，也正是他在历史上留下的不朽丰碑。

信念与品质，千古共鸣

诸葛亮的清廉，不只是他生前的一种操守，更是一种被历史铭记的信念。15顷田地和800株桑树，这样一份家产，之所以被后人一再提起，不仅在于它的数目之少，更在于这背后诸葛亮那种鞠躬尽瘁、心怀天下的精神。这种信念，超越了财富的价值，甚至超越了历史本身，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穿越千年仍令后人共鸣。

回顾诸葛亮的一生，从他27岁出山之时起，他便将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了蜀汉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上。从隐居南阳躬耕陇亩的青年，到辅佐刘备开创蜀汉基业的丞相，他的生活从未离开“责任”二字。在诸葛亮眼中，他的生命意义从不是为个人和家族攫取利益，而是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实现恢复汉室的抱负。在《出师表》中，他坦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段话不仅是对刘备的忠诚告白，更道出了他一生为理想而生的使命感。正因如此，他始终保持节俭、清廉的生活态度，以身作则，成为蜀汉朝廷的道德标杆。

诸葛亮的信念，根植于他对刘备的忠诚以及对“复兴汉室”这一宏大目标的执着。史书记载，刘备白帝城托孤时，将年仅十七岁的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并亲手将蜀汉的命运交到了他手中。从那一刻起，诸葛亮便承担起了比一国丞相更为艰巨的责任——既要管理政务，又要维护军权，同时还要稳固蜀汉摇摇欲坠的政治局面。他从未有一刻放松，从未为自己考虑过分毫。他在临终前的遗愿，也不是为自己或家族谋求更多的财富和权力，而是希望蜀汉朝廷能够延续他的北伐大业，为恢复汉室继续努力。这种精神，将他推上了历史的巅峰，也让他成为后世无数人敬仰的“完人”。

这种信念之所以感人至深，还在于诸葛亮一生的践行。他的清廉不是流于表面的宣示，而是落到了实处。从史书记载来看，诸葛亮不仅要求自己清廉，更以极其严格的标准约束蜀汉的官员。他认为，“君子不以小嫌废大义”，即使在贫瘠的蜀地，官员的道德和节操也不能被现实所腐蚀。他主政期间，一方面身体力行地过着节俭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对蜀汉的官僚系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清除腐败、提升政务效率。他为官员制定了严苛的奖惩制度，甚至亲自处理那些滥用职权的贪官，以确保朝廷的廉洁公正。他曾经对蜀汉将领李严进行严厉的训斥，甚至解除其职务，仅仅是因为李严在粮草运输中的失职行为。这种不徇私情、不畏强权的态度，让整个蜀汉官场不得不对他心怀敬畏，同时也维护了蜀汉朝廷在百姓心目中的清正形象。

诸葛亮的清廉与他的信念密不可分。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蜀汉的延续，而不是为了个人的享乐。他拒绝刘禅的多次封赏，更拒绝改变自己的封号和爵位。在东汉末年，封爵不仅意味着荣耀，更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田地和供奉。然而，诸葛亮始终保持“武乡侯”的身份，从未因为自己的功劳而向刘禅要求更多。事实上，刘禅曾提议将他封为“成都侯”或“汉中侯”，以享受更加优渥的待遇，但诸葛亮却婉言谢绝。他认为，若没有完成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理想，他就不配接受更高的封号。正是这种不为功名利禄所动的品格，让他的信念显得更加纯粹和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