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姿：把我留在了你热爱的人间丨《天涯》新刊·“人间·父亲”散文小辑|医生|双儿|天涯|散文小|杨姿|脑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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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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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天涯》2025年第1期“散文”栏目，“人间·父亲”散文小辑中赵荔红、高凤华、杨姿分别讲述自己父亲的平生，三位父亲的社会身份各异、选择不同，各自经历种种的变迁，他们的个人史也组成了一部小型时代编年史。

今天，我们首先全文推送杨姿《把我留在了你热爱的人间》一文，以飨读者。

把我留在了你热爱的人间

杨姿

一

2022年初，临近除夕的一个上午，父亲打来电话说医生告诉他确诊了肺癌，他的语速平缓，声调正常。在他退休之后，疾病就悄然尾随，连续两次脑溢血使他从对自己身体的极度自信中变得有所警惕，这次确诊也是脑溢血的愈后复查发现的。关于他之前的任何一次生病，都不是父亲第一个告诉我，总是医治有方了，信息才被允许传到我这里。我明白他不愿意使我陷入对疾病的恐慌和忧惧中，所以接到这个电话，我也没有露怯，用跟他一样的节奏和语气说，涪陵的医疗条件我不是太放心，咱们到重庆检查后再决定治疗的方案。

接下来就是在各个医院之间的奔波问诊，我像所有的患者家属一样四处打听相关资讯，再反复比对那些多方打听来的结论，终于决定采用陆军医院的手术方案。正月初十，父亲切除了左肺。主刀医生说虽然切得干净，仍旧建议我们送标本到基因公司做检测，以便决定后续的治疗方式。在等待结果的那段时间，父亲引流管的伤口一直感染，我不愿加重他的痛苦，就隐瞒了送检的事。检测报告出来，父亲的基因结果没有突变项。我从医生办公室回来只得跟父亲讲实话，因为没有突变项吃不了靶向药，只好采取化疗的办法，而且最好是术后四十天左右开始化疗，但现在他身上的伤口一直不愈合，化疗会加剧感染，就只有等伤口恢复再说。父亲说，他早已知道我送检一事，病房里那么多患友，人家都检测基因，怎么可能独独他不检测？然后说，既然要做化疗，躲不过就积极些，伤口怎样处理快就尽力配合。

于是，按照医生说的彻底处理好腐肉并加快清洗频率，父亲几乎隔天都要承受剪掉腐坏组织后黄纱条搅动清洗的疼痛，他说，剪就是了，我不觉得痛，尽量让它不再化脓。每一次，我都暗暗想，这是最后的疼痛了，后面一定不让父亲遭这些罪，其实哪里知道，这才只是抗癌之路的开始。

父亲对疼痛的忍耐，让他得以如期化疗。医生的计划是第一轮四次，每二十一天一次，差不多就是身体被化学药物攻击之后勉强复原就继续展开对癌细胞的歼灭。熬过了四次，我们就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到第二次复查的时候，父亲的癌胚抗原（CEA）指标就升高了。刚刚升高的时候，医生考虑到结束化疗才半年时间，担心马上用药父亲身体吃不消，就说复查时间缩短为一个月一次，随访再看。第一个月查CEA数据升高了一倍，CT检测一切正常；第二个月查CEA数据升高了两倍，CT还是没有异样。不能接受束手就擒的等待，这个阶段我又开始遍地寻医访药，得到的反馈也都和医院的说法接近，总是要我们自己做决定，激进一点就上化疗药物，保守一点就再观察。后来总算是访问到MRD（Minimal Residual Disease）的检测手段，说是可以通过检测血液中的ctDNA来判断体内是否存在癌细胞。联系了燃石生物科技公司，他们也说MRD可以比影像学更提前发现微小残留病灶。费用很高，即便是办一个终身套餐依然很高，可我只想做证明题，证明父亲到底有没有问题。一个礼拜以后，结果出来了，是阴性。我拿报告给父亲的时候，他说得把大家叫上吃一顿饭，这段时间周围的朋友很为他担心。

MRD的报告拿到手里还不到一周，父亲髋关节出现了疼痛，他认为前前后后搅得家里很不安宁，便安慰我说，这个疼痛不是大问题，关节痛有一二十年了。可是，疼痛迅速加剧，我们再到医院一拍PET-CT，全身多处转移。医生无力解释原因，找我谈话只是说打算在第一轮化疗药物的基础上增加免疫治疗，有国产和进口两种选择，关系到选医保还是全自费，因此要询问家属意见。谈话间一位父执来到办公室听到后，就回病房去和父亲讲了用药的事。我正准备签署进口药的使用同意书时，那位叔叔拍了我的肩头，告诉我父亲有话跟我讲。我以为出了事，小跑到父亲病床前，他用了一种不像病人的口吻跟我讲：“双儿，爸爸知道你要治爸爸的病，但是有些病治得好，有些病不一定治得好。我们这样的家庭，经不起重病的拖累。爸爸更不能给你留下许多负担。”没想到父亲突然说这些话，我原本就不打算告诉他PET的结果，现在更不能讲了。我心里急得想马上给父亲用上进口的药，还是沉着冷静答道：“不是不能治了，报告显示只是骶髂关节有转移，医生说进口药效果更好一些，我承担这个费用也不会产生爸爸说的那个影响。”他没有再坚持，后面听那位叔叔讲，父亲想的是当天顺着我，等到第二次使用他就去跟医生要求换国产药。他不知道我一下子签了两年的合同。进口的帕博利珠单抗在国内号称慈善赠药，它的治疗周期也是每三周一次，前四次使用自费，之后的两年内用药免费。其实四次下来的费用已经是天价，但抗癌家属的心情总是不惜一切代价，而且因为慈善的名义，就使得这个用药极其复杂，手续磨人，基本上用一次药，中间的三个礼拜都在为下一次领药完善手续，可我也不觉得麻烦。心里就是一个念头，即便治不好也要缓一下，万一能踩一脚刹车呢。

又是卡铂加培美曲赛二钠的四次化疗，另外担心癌细胞对股骨头的侵噬太快，给父亲打了一种保护骨皮质的地舒单抗针剂，每四个礼拜一次。父亲说，这个治疗是不是太多了，周期怎么这么复杂？我说现在是关键时期，咱们得咬牙打下这个硬仗，周期我记着的，你不用惦记。可是，这个硬仗没有随着第二轮化疗的结束而结束，一个月复查的时候，癌胚抗原又开始飙升，情急之下我背着他改了报告单，但瞒得了一时，却躲不过病魔的不断袭击。他越来越迈不开腿，连站立都使不上劲，整个大转子失灵了。父亲说，生点病倒是没什么，就是生活要能自理，但真的瘫痪了，那也是身体要受的考验。这不只是对他的身体考验，也是对我的考验，小敏说我已经把做科研的精神用在了给父亲治病的事上，一年多来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当初如果不是学中文而是学医，是不是会更好。虽然无法弃文从医，但我还是拼命学习各种医学文献，只想着和时间赛跑，能够更早了解到癌症下一步会怎样摧毁一个人的身体，我就能够为父亲做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抵御。

在亲友的极力推荐下，父亲喝上了中药。我从几百公里外拖回一麻袋多的药材，父亲说喝就要信，信更要喝。我也说，一麻袋应该就有起色了。父亲是带着信念在喝药，但喝到一半的时候，他的消化系统就开始出现问题，我也不能说是因为中药副作用的缘故，定期检查癌胚抗原的结果我还继续做着手脚，希望让他保有信心。父亲说，管一点用也是管，药还是得喝，有点不舒服免不了的，治病本来也不是为了舒服。就在我饱受煎熬，不确定是不是放弃中药的时候，父亲突然半边身体制动，我担心是脑卒中旧病复发，连夜送到急诊，折腾半晚上得知是脑转移。原先本有准备，我知道转移总归是拦不住，但癌细胞怎么一下子随机到大脑了，我的脑袋也轰的一声。可已经开始欺骗，只能继续欺骗下去，我以治疗脑卒中诱发脑水肿，并辅助控制股骨头癌细胞的破坏为由，再次把父亲送回肿瘤科。

这次医生没有制定新一轮的化疗计划，只是说我们先试，如果有疗效就继续。他们采用了中枢渗透性较好的替尼泊苷做化疗，希望能建立起血脑屏障，再辅以贝伐珠单抗做抗血管生成的系统性治疗，半个多月下来，继发性脑部恶性肿瘤压迫神经的问题得到了缓解。父亲能够抬起手臂，活动指头，他不断地给我演示，表示说脑卒中问题解决了。因为疗效还好，医生建议我们连续做三次完成一个疗程，仍旧是二十一天一次。在两次之间，父亲开始脱发，他说前面我就在想，没有掉头发说明药效没发挥，现在头发掉了，药效假不了。剃发后，他变成了标准的化疗头，父亲摸着头皮说，再长起来的时候，正好下一次就开始了。

没有等到下一次，父亲以谁也没有料到的方式，突然就结束了我们准备打持久战的抗癌马拉松。我知道最终的结局，但是我也被死神提前终止这份生命契约弄得愤怒、沮丧、无力而无助。

二

听父亲讲述他最早经历的死亡，是关于他的打柴同伴。他说爷爷奶奶是反对他去打柴的，主要还不是因为十二岁的父亲挑一担柴几乎和柴捆一样高，更重要的是打柴的地方山高路陡往返六十多里很不安全，可父亲还是和马武场上年纪相仿的孩子约好，先把打柴的工具藏在外面，再若无其事离开家门，以此避开大人的管控。有一天下山路上忽然听到身后嗾的一声，等他回身去看的时候什么也没看到，只听见柴刀一直往深涧下落不停撞到山岩的声音，声音从清亮变得轻微，最后再也听不见一丁点声响。打柴摔死人的阴影并没有持续多久，父亲和小伙伴又上了山。我问他，砍的柴是自己家里用还是卖了换钱？他说大多数都自己烧，偶尔也卖点钱，很少，卖的钱攒起来最多的时候有一角，拿一角钱给家里面的感觉就比卖柴时赚一分一分的感觉好多了。

打柴的时间也没有持续太久，父亲找到了一份更像样的工作，十四岁的时候进了道班。道班的工作就是养路，每天来回二三十里地，修补铺平路面的凹坑，清理疏通路旁的排水渠。父亲讲到养路的时候，就像经验丰富的老工人一样，把细节说得活灵活现，把石块打碎成什么样的形状会铺得比较紧实，扬沙土的时候怎样用力会铺得比较均匀。他说那时候不但材料简单，整个道班连设备也没有一部，都没有听说过任何的设备，有时候运气好，他们刚平整好一个坑面，就遇上卡车经过，司机对准开过去便可以碾得实贴，但有时候运气也不好，会重新轧出坑来。

其实父亲小学毕业之后，就赶上了中国教育的停摆状态，间断性地接受的中学教育远远不如他去打柴养路习得的本领，他能辨识出各式各样的树木，说得清楚哪一种木质的树更能做好柴，也讲得出路基的力学原理和挖沟的结构方法。没有老师，他的那些知识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没法探究，而且，没有完整念完中学的父亲也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去了邻近的乡里，在乡里面还成了代课老师。

“你都教什么？”我出于好奇问过父亲。“什么都教。”他说不分学科，也不分年级。“那怎么教啊？”我更加疑惑了。“一边学习，一边教。”父亲告诉我，不要用如今的教育理念去衡量那个时代的教学，也不要认为乡下就是一片荒漠，他们有自己的教材，也有各种因缘留下来的书籍。“总有值得学的，总有值得教的。”这让我后来理解五零后那一代人在恢复高考之后成为空前绝后的一批大学生有了很多思索。父亲在代课的学校由于受到约束和阻止没法充分准备复习，只考上了离家不远的涪陵师专。我也问过他：“有没有想过不去读，再考一个更好的学校呢？”父亲笑了笑：“你这是现在的想法，是你们这一代人的想法，我们只是想读点书。”

1981年父亲在涪陵师专毕业，随即留校任教，分配到基础写作学教研室。在他的同事和学生的回忆中，父亲的教学从一开始就不是靠理论驱动，无论他读过多少艰深的论著，他的课堂永远是鲜活的，他到各地采风的素材，他进行各种样式的文体探索的经验，被他浑然天成地组织进他的教学活动中。他尊重学科体系，但不为其所困，用自己的写作试验建立了一个新系统，这使他的教学区别于一般的写作教学，也让自己不同于专业的写作者。等到我也考进中文系后，一位父执跟我讲，1986年父亲入选了“四川省青年作家十人”，四川人民出版社打算给这十个新人出一套丛书，最后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导致出版计划流产。我听了之后回家问父亲：“你写的什么？”“记不清了。”“总有记得的吧？”“第一篇是小说《斗草》，后来陆陆续续在南方的杂志上发的就很多了。”“那怎么不让出版呢？”父亲解释说，不是小说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思想界的空气紧缩，取消出版是个偶然事件。“那伤害了你的文学热情吗？”“你这个娃儿，动不动就用这么重的词汇，理解事情不要这样简单。那些都是文学的一部分，人的一生哪里就那么多的伤害？”

年轻的我还是很想看见父亲年轻时候的作品，我在家里翻箱倒柜想找出一两本杂志，一无所踪，我不死心，再去问他：“怎么也得把处女作存起来嘛？”父亲停了片刻，不是因为这个问题难以回答，而是他想和我说一些更大的话题：“我晓得你现在喜欢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当然，看得见的东西有它的好处，但是，你要习惯更多的看不见的东西，有些看不见的东西才是真正属于你的。”“那是什么？”我被他一下子说蒙了。“你要自己去发现。”我很不满意他的答案：“你比如一下！”“人的思想就是。”他让我一个人发愣，自己走了。

这次简短的对话我体会了很多年，真正做到更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来有一位父亲的朋友建议我为父亲出一套文集，我自然不能跟他讲述这番话，而且我也确实无法搜集那些被他随手散落的文字，但我心里认定父亲已经不需要文集了。他不但没有活在任何一种有形的文集之中，连他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都被他过得极其散淡，一切的条条框框都化为无形。

就在他身边的友人无比看好他的才华，期待他有更令人惊喜的小说创作的时候，父亲一头扎进了民间文艺的调研。一方面是1980年代中后期国家七五重大社科项目“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推进到基层，另一方面是对民间的田野考察符合也复活了父亲早年在山乡成长的情绪记忆。父亲跑遍涪陵的各个区县、乡镇和村落，乐此不疲地搜集采录故事、歌谣和谚语。我最初翻看《涪陵民间文学集成》的时候，并无半点民俗学的知识积累，只是被民间语言的机智俏皮逗得哈哈大笑，同时又惊异于身边这些习焉不察的语言竟会如此丰富活泼。

编完集成，父亲没有一口气做下去，而是接了一个电视剧编剧的活儿，写涪陵的榨菜，叫做《神奇的竹耳环》。我之所以还记得这个事，那是因为不到十岁的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摄像机，当时根本不清楚编剧是什么行当，父亲带我去大概是凑热闹。我长大后想起这个事，问他，怎么没有看到播出呢？他说，导演没拍完，拿钱跑了。我说，你怎么会跟这么不靠谱的人打交道？他说，为家乡做一些宣传，哪里顾及那么多。我又挺惋惜，说，剧本浪费了。他说，那怎么是浪费呢，已经开拍了。回头想来，“竹耳环”这个意象很好，既描绘出榨菜制作工艺中用竹篾丝穿菜头以河风吹干的最初起源，也把父亲民俗调查中关于配方记录下来藏入耳环以传承的故事勾连起来。只不过《神奇的竹耳环》没有面世，就像很多事情，父亲都不去问结果，埋头做完就完了。

进入到1990年代，哪怕是涪陵这样一个小城，也和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一样，全方位的转型让知识分子和无数的机会迎面遇上。我在2000年参加高考，考试之前填志愿，家里完全让我自己做主，爷爷不知怎么就讲起了父亲在九十年代的若干机遇，爷爷说，让你爸去走穴赚钱他没去，去从政当干部也没去，还有些出风头挣名声的机会他都躲了，就当他的教书先生，不离开师专半步。当时我们文科班的热门志愿是填报财经专业，我也动了那个念头，爷爷的话却隐约触碰了我说不清楚的潜意识，它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羡慕的人生选择。父亲从不觉得我的选择与他有多大关系，过去连我自己都没有仔细想过这个联系，以及这个联系的深刻性。一定程度上说，父亲回避把他作为我的依从对象，他认为父一代和子一代应该各自过好自己的人生。直到2018年退休，他都没有挪过窝，不挪窝不是做谁的表率，不挪窝是他从心而已。

从心而作，使得父亲的行事与绝大多数人不太一样。就好像周围的人认为他应该珍惜天分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他一脚踏进民俗学的园地；就好像周围的人以为他整理完库区文化和巴国文化，要做一番学问研究的时候，他又开始为地方经济和旅游开发服务。有次在饭店吃饭，我无意中发现包间茶几上有本叫《大武陵》的刊物，出于习惯翻了一页，看见卷首语那里赫然写着父亲的名字，读下去也是他的文风。本来父亲做什么我都不该吃惊，还是不解怎么又做起了旅游手册，见面的时候说起此事，父亲说旅游手册并不容易做，做好尤其难，得依靠文化的涵养。我说，我不是要了解武陵山的开发细节，我是对你参与开发比较意外。他说：“双儿，你还是有很多的分别心。我原本以为你读了那么多书，有了长进。看来你还要努力。”这无头无尾的教育使我摸不着头脑，见我不做声，父亲接着说：“创作也好，研究也好，的确是为全人类，但客观上说，也是为自己。人不要眼里只装着自己做的那点事情，一辈子也要做点在社会中能见着自己的事。”我想，连当下的影视剧都不敢这么写台词，父亲能这样说，真不是一点半点的底气。

三

最后，父亲就那么底气十足的躺在殡仪馆大厅那个用黄白菊花铺就的花台里面。他的学生帮我承担了丧仪料理的琐碎事务，我站在他的身旁除了鞠躬回礼，便可以默默望着他。他不再回答我的一切问题，让我在无尽的思索之中去找寻答案。

如果不是主事的学生介绍，我基本不认识前来悼念的人，我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学生来送父亲最后一程。他们的性别、年龄、职业、身份各不相同，但他们给我讲的话都是相同的，父亲与他们亦师亦友。父亲没有著作等身，也没有权势资源，更没有学者的帽子光环，只有一身粉笔灰，我无法想象，他怎样成为学生一生都信赖的友人，并且不是一个学生，也不是一届学生，而是遍布在父亲几十年教书生涯里处处都有的学生。想到如今我也在高校教书，这是填高考志愿后，我第二次产生了对父亲的羡慕。他的学生告诉我，哪一次的同学会，都没有这一次的人来得齐。我无从判断人有多齐，但我看到了父亲生前因为争执赌咒不见的两位伯伯彻夜促膝长谈。

大约是微信开始在父辈那里流行起，一些过去没有显形的分歧就逐渐在他们之间开始出现，自媒体时代常见的标题党新闻、情绪化审判、道德式站队……一旦进入他们的朋友圈，就似乎成倍发酵他们的感情，让他们的感情在经历了岁月磨洗之后，突然变得敏感、纤细和脆弱。年过半百的叔叔伯伯们认真起来，是可以大打出手的，他们也不止一次把父亲叫去做一些裁决。我都是事后听说那些面红耳赤大动干戈的故事，认为父亲处置一定很为难。“也不难，就是让双方都去认真想对方的说法。其实大家都是只根据自己了解的那一部分信息，就开始捍卫自以为牢不可破的真理。”父亲说，他们那一代人都是从对立场、真理的过度简化中走过来的，经过之后就应该对其有一种天然的戒备心。“但是，如今的媒体确实很有迷惑性，没接触过传播学的人自然也容易跟着跑。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知识结构都太单一了，如果不懂经济，不了解军事，不跟进科技，就急于表态，也只能是表表态。”一下子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父亲问我知不知道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多久可以买得到的事，而那时候我对托马斯·皮凯蒂还一无所知。“当然，表态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老百姓关心天下事自然就要表态。但是得问问自己，表态是出于公心，还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考虑。”

“他们最后听不听你的建议呢？”我问父亲。

“是不是真的听，自己内心才清楚。每个人都有自己觉察不到的思想禁区，突破并不容易。”父亲若有所思，“其实，硬碰硬去改变现成的观念太难了，文学倒是可以有所作为。”

“文学能够做什么？”我一时没有听懂。

“实话说，我们这代人经历的社会变化是很复杂的，小到家庭，大到全世界，不说天翻地覆，但也确实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很多人自觉自愿用一些名词来框定自己的人生，可是不是贴切呢，自己根本不去想。要说左与右，激进与保守，革命与改良，这些固定词语和一个普通民众是有距离的，我们拥有的是远远比这些词语更难以界定的个人历史。文学恰恰可以把那些思想家处理不好的概念重新表述出来。”

“怎么表述呢？”我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父亲说每个人的记忆都在不经意间塑造自己的行为，如果仅仅依靠他人的总结去对应自己的人生，就发现不了原本参与社会进程的初衷，而这个初衷就隐藏在被大多数人忽略的记忆里面。“文学在把握记忆这方面是擅长的，或许解决你那些叔叔伯伯的问题也有可能。”关于记忆的研究我也读过一些，能不能有父亲讲的那个大作用，我显得有些迟疑。父亲那天的兴致很高，继续跟我讲他的体会，他说如今提到公社，或褒或贬都是大口号，但我们这代人最初听到这个词多是在儿童时期，既不是巴黎公社，也不是人民公社。“我问我的幺爸，公社是什么？你幺爷爷拿了一张纸，用铅笔给我画了一辆小汽车，然后指着画说：‘公社今后的路上，跑的都是这种小轿车。’我第一次理解到的公社，其实是速度。”

1964年马武修建完成第一个水电站，因此全乡的人第一次用上电灯，这种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改变令人振奋，父亲说还记得大家都唱《马武公社开鲜花》，歌词把电灯发出的雪白亮光比作鲜花绽放。那一年父亲九岁，公社对他来说又意味着光明。无论公社后来如何发展，但速度与光明对一个儿童的影响实际超越了流行的宣传以及对宣传的种种解释。“只不过也要注意记忆不是一个本质性的事物，处理起来要非常小心。”父亲似乎有一个重新写作的计划，我表示对这个创作的发明很认同，催促说要赶紧写出来，他说得等病好一点，站得起来，走回马武去看一看，再组织材料。

自从骨转移后，父亲就没有摆脱过癌细胞对骨皮层的噬损，在谁也看不见的地方，癌细胞正在蛀毁一个健康躯体，也毁坏着那个有关记忆的写作计划。父亲没有站起来，躺在床上的时间一天一天递增，到后来在病床上更是连翻身都困难，他没有露出过一丝对久躺的厌倦和烦闷，总是提着兴致跟前来探访的友人谈天说地。他甚至不肯承认夜以继日的疼痛影响了他的睡眠，医生触诊后还是建议服用止痛药和安眠药，我试着问他是否愿意吃一点缓解疼痛的药物，可以让他躺着稍微好受些，他非常坚定地拒绝了，我只好把止痛的盐酸羟考酮和安眠的右佐匹克隆分装进维生素的药瓶子，后面又悄悄加量。就在父亲带着战胜疾病的顽强意志等待第三次替尼泊苷的输注治疗时，赶上了社会面的新冠肺炎流行，再加上左肺叶的切除造成了结构性自愈障碍，他的肺部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感染，反复高烧二十来天都不退。前后做了两次纤支镜，检测出他所感染的病原体确实比普通人多出几倍，医生给了联合抗炎用药，终于有了转变。头一天晚上，他对我讲，只要退了烧就好了，就可以争取正常化疗，他还约了儿时的玩伴打算去马武，我说感染控制了我们就出院，春节的时候就可以去，为了让他更高兴一点，我又补充说“记忆的工程就要上马了”，他点了点头。

第二天午后，父亲一下子觉得呼吸困难，医生诊断是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突如其来的急转直下，实施床旁抢救仍旧无效，医生征求家属意见是否进ICU。我之前和父亲讨论过这个问题，要不要维持没有实质意义的生命体征，他说要留给生命最大的尊重，我也亲眼见过父亲当年签署爷爷放弃进入重症监护室的同意书，即便如此，生死之间的决断放在自己手里还是不一样，也许这是父亲给我出的最后一道题。没有进重症监护室，我们把父亲送进灵车。我坐在他的身边，眼泪决堤，不知道他是不是满意我的答案，但父亲终于可以不再承受肉身病痛的折磨，管它癌细胞下一轮从哪里转移！灵车疾驰在重庆回涪陵的高速路上，驶入比黑夜还要黑的黑暗之中。

四

从小到大，父亲对我几乎没有多少肯定的评价，我不在场的时候是否有过赞成和表扬不得而知，但面对面的时候，他开口一定是批评。中学阶段，我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当他回家的时候，我比平时更谨慎，可他见到我的时候，还是可以发现我的各种缺点。长大后我去外地念书，寒暑假回家，他也不会因为聚少离多而少加批评，批评的话不多可分量很足。再后来我参加工作，做了老师，自己也开始教学生，在他面前，还是很怕出错。其实，父亲并不会介入到我的人生重大决定中，他给我充分的自主权，也不干预我的各种选择，让我试错并自己承担后果。他信奉自力更生，给了我很大的闯荡空间，可能是我自己性格使然，他的批评被我变成一种意识中的批评惯性，做一件事潜在地会想到他可能的批评，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以至于我总想做得更好，获得他的认可。然而，在读书升学就业的每一个大事件上，我都不曾得到他的赞许。

评上教授之后，我很激动地给他讲自己是全票通过。他淡淡地说，三十四岁解决正高职称，的确是好事，但文科教授的资本不是年轻。“你既然没有职称的后顾之忧，就要想一想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事能真正对人文领域有价值。多发一篇文章多做一个课题，不能证明文学研究的意义。”那天我的报喜，变成了他对当下文学批评的反思，“如果你要做当代文学的评论，要对你和你的同行现在的做法有清醒判断，写的评论是不是可以给同时代的文学提供新的东西。”父亲从来不怕提出的目标过于高远，他说出来的话就没有一个最低和最高标准的区别，似乎这个标准本来就该是那个样子，他是那么认为的，让我也觉得，自己又出了问题。

可能是出于怕碰壁，也可能是自己并没有多大的进步，我越来越不敢汇报任何与自己工作和治学相关的情况给父亲。直到父亲生病，有一天他突然转了一条公众号推送的我的文章给我，忐忑之间我还不知道怎样回复，他竟然发来一个大拇指表情。那篇文章，我心里有数，其实并没有达到他的标准，他只是想告诉我，我并不是那么的不成器。在他生病期间，是一生中我们父女相处最长的时间，也是聊天最多的时间，他过去的那种严厉没有了，有时候还会引导我说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他就适时鼓励一下。

精力许可的时候，他还会讲一些过去不曾和我讲到的做学问的细节。有次父亲和我说起涪陵的白鹤梁，他说白鹤梁题刻在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之后名气陡然增加，中外学者都去研究这个坐落在长江中央的石梁，但很多研究其实对于理解白鹤梁的意义帮助不大。比如一些学者去考证石梁上某一块碑文的作者是谁，生平如何，与涪陵怎样发生联系，他说这些看上去很学术，但是，并不能回答白鹤梁上一千多年来石刻绵延不绝终而形成石刻传承的原因。他认为必须从民间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角度去发掘和阐释，他告诉我，目前石梁上最早的时间记录来自唐代的涪州（涪陵古名）太守，因为有一年冬季长江水位下落，露出了梁上的两尾石鱼，太守发现石鱼眼睛模糊，于是找人重新凿刻，遇上那一年风调雨顺，农业大丰收，便勒石记载“石鱼出水兆丰年”，这个说法就此在涪州百姓中间流传开。“首先当然是石鱼的水利价值，调查发现石鱼眼睛的水位正好与黄海水平面零度线一致，这是古人掌握自然规律科学准确性的结果。但为什么恰恰是石鱼眼睛而不是其他符号？”父亲继续解释，石鱼淹没在水下，眼睛如要风化就离不开一次又一次露出水面的时间，所以石鱼必然早于唐代而刻，从鱼的鳞甲有三十六片来看，与巴人关于图腾的记录就吻合了。巴人最早有四支部落，分别以鱼鹰蛇虎为图腾，水边的那支以鱼为图腾的部落不但农业发达还精通造船，《史记》上就有关于巴人参与都江堰修筑的记录，这样石鱼和水的关系，水和农业的关系就联系起来了。“还得思考这一百多段的石刻，没有一个字是出自老百姓，没有一块是无名氏碑文，就靠达官显贵的碑林能不能产生石梁那么深远的传承力量？”父亲说假设某朝某代执政者但凡加以倡议，这道石梁上早该是刻得密密麻麻的官样文章了，历史证明没有哪一任做过这样的事，石梁的影响显然也不是直接来自官府。那么，让石梁产生影响的只能来自老百姓，每逢水枯石鱼现，整个涪州城万人空巷，老百姓倾城而动，登梁感恩天地、祈愿丰年，成为当地最有号召力的民俗活动。父亲最后说：“什么样的研究都有一定的价值，但对白鹤梁来说，不讨论它的文化典型意义，不追究文化的慢生长性，无论怎样考古都枉然。这么一块光秃秃的石梁，聚集起号称‘水下碑林’的石刻，并且代代延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文化与人民的生活联系，才能生而不死。”按照今天的学术规范来讲，父亲有些不合规矩，可恰恰是这个不合规矩，才是他学术发现的生机与动力。

细细想来，父亲一生并没有在学术研究、文学创作、教书育人各个方面做出过区分，或许还包括了他诚交友人、照护姊弟、敬孝父母也并无本质的不同，一切的人和事对他来说都是等而化之，他都用纯真之心去最大程度地关切着每一样，在他眼里，人间的每一样都值得热爱，现在，他把这个人间留给了我。

2024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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