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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际,思无涯。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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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兆寿是一名作家,也是一名学者。近些年,他为中国传统文化奔走疾呼,并且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和融合中寻找中国乃至人类文化未来之路。 徐兆寿 认为,用知识、理论和现实经历密切结合构建的精神世界,对一个作家来讲是最真实和赖以信任的! 那么,如果一个人甚至整个人类遇到了知识的危机,应该如何化解?

在刊于《天涯》2024年第4期的《知识的危机》中,徐兆寿从他和一个老者的偶遇开始讲起,在和老者的交流用,发现和直面自己“知识”的短处,进而“白首穷经通秘义”,展现知识分子从日常到形而上的思考。

今天,徐兆寿的个人视频号,用一条近10分钟的短视频导读并深入解读了他自己的这篇文章,探讨“知识为什么会混乱”。《天涯》公众号在此向读者推荐这条视频,也再全文分享徐兆寿的《知识的危机》一文,以供大家结合导读视频“搭配食用”,共同面对知识的危机,思考在这一危机下,我们该如何作为。

知识的危机

徐兆寿

大约十三年前的一天,一个神秘老人的出现改变了我写作与研究的历程,且改变了我的人生。

那天,我给学生讲孔子六经中的《春秋》,讲完后准备离开。一个老人从教室后面来到了我面前,他满面笑容,看着我说,徐教授,我能请教几个问题吗?

他大约六十多岁,我惊讶地问他,您一直在后面听课吗?

他笑着说,我都听了您的六节课了。

我更为惊讶。这是一门大课,学生很多,有很多根本就不是选这门课的同学,听课的人五花八门,社会上的人也很多。我便看着他,微笑着等待他的提问。

他说,孔子为什么认为麒麟没了,他也停止了《春秋》的整理?

我笑着说,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圣人一类的人,文王以来的学问在他身上,遇到任何困难他都无所动,因为他相信天不会让他灭亡的,可是麒麟是瑞象之物,麒麟死,意味着圣人也要死了。所以他准备死亡。

他继续笑着说,丽天垂象,您的意思是他听到了天的启示,那么,他认为的天是什么呢?

我犹豫地呢喃着,天,天是……一句话说不清楚。因为我后面还有事情,要想在这么短的时候内给他说清楚我对天的认识实在太难了。

他看着我的表现,试图捕捉我的内心,最后大概他看出了我的无奈,便说,您第一讲讲的是《诗经》,虽然只是大概,但我觉得很好,关键是我特别赞成您说《论语》只是了解孔子的一扇窗口,孔子真正的思想分散在六经之中。这是近百年以来我听到关于孔子的一个很好的回答。不过,我在听您第五讲《周易》时发现,您可能对《周易》并不是太熟悉,尤其是术数不熟悉,所以您可能对自然规律不了解,那么讲《周易》大多都是理性的分析,与西方哲学差不多。因为这些原因,我听了您讲《礼记》部分的时候,也有些……不好意思啊,我就直说了,有些照本宣科的意思……您千万别生气啊。

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但我强压着不满的情绪,低着头说,是的,术数我不会,那都是迷信。2005年我给学生们讲中国传统文化时,我还没有把《周易》归入到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只是觉得它是群经之首,中国所有的思想都源自于它,不能不研究,但学生一个问题就把我撂倒了。他问,老师,您会打卦吗?我当时的回答很粗暴,我说那是迷信。现在我不这样想了,因为我开始接触这些方法了,但并不熟悉,所以想法慢慢变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知识也一样,有阳知,就有阴知。阳的知识是能讲出来且能用科学证明或观测到的,是关于物质规律的,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测量的;可是阴的知识只能意会,无法言说,更难以证明,存之而不论。这大概就是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原因。

他听了后更加谦卑地说,不是不是,徐教授,我明白您的意思,但不管怎么说,您还是把《周易》当成无法言说的东西了。如果您有时间,我倒是可以给您推荐一些书。您有很高的天赋,肯定一学就会。

我的心里还多少有一些骄傲,我怎么能看他给我推荐的书呢?我看的都是经典,他们这类人看的肯定都是地摊书什么的。所以我嘴里嘟囔着,有些不置可否。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骄傲,便不好意思地笑道,不好意思,徐教授,在您这样的大教授面前,我肯定是乱说话了。我的意思是要讲礼法,得首先学会易。

我有些不高兴地说,礼与易有什么关系?礼不就是圣人制定的吗?

他谦卑地说,对,圣人制礼,但也得有方法论啊,他们又凭什么制定礼仪呢?为什么是男左女右?为什么周公要设置三百六十个官职?等等。

我一时语塞。他抱歉地笑着说,不好意思,我比您大十多岁吧?嗯,差不多。我就以岁数卖老了。我是开书店的,我的父亲就是开书店的,我从十岁左右就常常去书店打工,后来没考上大学就和父亲一起开书店了。五十多年来,就爱读书,我翻过很多书,后来尤其爱读与易相关的书。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知识没有来路,不牢固,只有中国人的知识是确定的,但现在乱了。知识已经丧乱了,知识的危机已然来临。


我点点头,说道,是的,早在2004年,我读到了雅斯贝尔斯的《大哲学家》一书,其中讲到释迦牟尼时他认为,释迦牟尼当时认为整个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乱了,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危机,人们不相信了,所以他要揭示根本性的知识和彻底的真理。

他笑道,哇,我和您一样都看过这本书,不过我看得更早一些。在我看来,整个轴心时代的知识都产生了危机,需要重新创立知识思想体系,所以世界各地出现了一批圣人。

我不得不抬头认真地看一下这位老人,只见他六十多快七十的样子,一双大眼睛很深邃,一直在谦卑地微笑着,有些瘦,但不弱。他的身板有些弯曲,手里提着一个白色的布袋。他弯曲着身子,更加谦卑地说,我没上过大学,但读了不少的书,我很羡慕您这样的大学教授,可以讲授自己的思想,影响青年一代。

我笑了笑,已经不那么反感他了。他笑着说,我的书店就在宝石花路上,去年搬到这里来的。您有空可去我书店看看。

我吃惊地看着他。自从有了网络以来,我基本上不怎么买书了。书店里也不大愿意去转,因为一进去就看见两类书:一类是时下最时髦的书,成功学、网络小说、通俗文学、流行书;另一类则是中外经典。前一类书我看不上,从不看一眼,而后一类书,永远都是那些人,我看着有些生气,总觉得此生就这样结束了,但却挤不进他们中间。所以我已经有好多年不逛书店了,他的书店是什么时候搬来的?在哪里?一年多了我竟然没有注意到。

我点了点头,说,好的好的。

他见我在打发他走,便谦卑地说,可以留一下您的手机号吗?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请教您一下。您放心,我不会经常打扰您的。

我以为他会很快给我打电话,但没有。整个一学期很忙,我不停地飞天南海北,不停地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很快暑假了,我也准备要写作了。爱人带着孩子去了老家,我一个人静静地在写一部小说。傍晚的时候,我散步去科教城西门外宝石花路上的一家牛肉面馆吃饭,那家的牛肉面不怎么样,但烩面和炒面片享誉安宁区。吃饭的人很多,所以我总是在七点半后才去,那时基本上不排队了。

这一天,我要了一碗烩面,又要了二两牛肉,吃得有点饱,便闲逛。突然就想起那个老人。我一边走一边努力想着他当时给我说的书店的名字,半条街都走完了,还想不起来,突然看见在眼镜店旁边有一家名为“不世斋”的店,确定就是这个名字,但它半掩着门,不像是书店。记得以前这里是一个卖仿奢侈品的小店,很多年轻人都曾到这里来买他们买不到的好东西。我们家也买过一些小东西。那么火的店什么时候没了呢?事物的生灭真的是难以捉摸。

我推门进去,店里空无一人。屋子的两面墙边放着两排书架,中间又立了两排书架。看看书架上,都是些成功学方面的书籍,还有就是古今中外的社科经典和科学著作,没有流行文学类和少儿类的东西。怪不得没人来,都是些冷门的东西。再往里面,书的内容都是些与《周易》、风水、装饰一类相关的书。我咳嗽了一声,也没人搭理,便再往里走。在屋子的最深处,有一间屋子,半掩着门。我敲了敲门,里面有人说,请进。我推门一看,那位老人在里面,对面坐着一位中年人。

他见我来,高兴地说,您终于来了,来,坐坐坐。我一看,屋子虽不大,但有办公室,也有茶台。我坐在茶台前,他递过一杯茶来说,我知道今晚要来一位贵客,所以一直等着,这是新沏的红茶,您尝尝。

我笑笑,贵客肯定不是我。

他笑着说,也许吧,我们一边聊,一边再等等。

我喝了一口,笑道,您怎么会知道今晚会来一位贵客?

他说,我店里有一只猫,平时我六点关门前,它一定会来,日日都是,只有今天,它还没来,告诉我不能关门。我又担心它会不会出问题,打了一卦,它很安全,但卦中出现了一位官鬼,显示戌时出现。本来官鬼出现,小猫会有问题,但既然现在它很旺相,没事,那么,就一定会有一个贵人要来。只是我不知是谁。

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便笑道,我肯定不是。咱俩又没什么事要做,相互也没什么所求,岂为贵人?难道不是您面前的这位客人?

他笑道,这是我的朋友,他的确是从西宁来的,但他是申时就到,现在该去坐高铁了。

那位朋友笑道,是啊,既然有贵客来临,那我就先走了。

说完,他就走了。我们继续喝茶。这时,小猫忽然来了。

他怜爱地叫它,吉祥。

只见吉祥依偎在他的腿前,喵喵地叫着。他叫它并抱在怀里,又跟我说话。

这只猫是我开书店时来的,嘴里叼着一张纸,可能是某个朋友给我送的花篮上的祝福语。它把那张纸叼着,一直对着我叫,我便从它嘴里取了来看,上面写着两个字,吉祥。下午下班准备关门时,它又来了,跳到书架上面不下来。我就收留了它,与它为伴。我基本上也不给它吃的,这条街上吃的东西太多,不用我给。但它天天来,在我关门前准时来,从未有一天错过。我觉得这是上天给我送来的,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名字,便按那张纸条上的字叫它吉祥。

晚上它怎么办?我也养猫,夜里很为它担心。

他说,我开着窗户呢,它其实可随便出去,不用每天六点前来。

我奇怪地笑笑,看着吉祥道,真是奇怪。

他又把一张纸条给我,上面画着一个卦象。他指着上面的东西说道,您看这是子孙持世,日子合适,偏偏有官鬼出现。

我笑道,我不懂这些。

他看了看我,犹豫地说道,您如果想学习一下的话,我可给您简单地说一下。您这样聪明的人肯定一学即会,只是不知是否有这样的缘分。

我心里一动,说道,您那天告诉我说不玩打卦,就不懂阴阳五行的运行,更不懂天道运转,自然也就不知圣人为何制礼作乐。我在新世纪初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假设和悖论中的世界》。在我看来,一切礼法、制度都是人们约定俗成的,是为了某个目的而约定的,大概没有多少真正的道理,或者说,时过境迁就会有新的约定,原来的约定就废除了。您看摩西与上帝约定的十条,不就是为统治当时的希伯来人而定下的规矩吗?我们的中庸之道不也是谋求一个中和的状态吗?难道有不可违背的天理存在?天理在哪里?即使有,它是不是也是一些人制定的?

老人看着我,不住地点头,是的,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并不去回答他。我想这个问题难道他知道,不就是向来如此吗?

他似乎听到了我的心声,笑道,是不是您觉得向来如此?

我惊讶地看了看他的脸,他并不看我,而是摸着吉祥说道,是人们不知道天道的结果,是人们不信天道的结果。没有了永恒不变的天道,人道当然就由人说了算。

我更为惊讶,说道,人人都说这样的话,可是谁能说清楚天道是什么?

他一边给我倒茶,一边缓缓地说,您啊。

我差点跳起来,问道,您说什么?我?我怎么能知道?又怎么给人讲清楚?

他说,因为您在寻找。

我突然无语。是啊,我在寻找,但怎么可能是他这样的人告诉我真理。我摇着头,又点着头。

他说,我送您两本书。这一本是学习打卦的。要真正了解自然之道和道法自然的原理,得从日常生活中了解,那么这个方法是最有效的。不过,有一点,不要给他人打卦,只给自己或家人打卦,用于了解天道,不用于其他,也以免给您带来祸端。孔子晚年经常读《易》,就是这个道理。还有一点,学习得深了,熟了,就不用老是打卦了。天地的消息您自然就能知道。再送您另一本书,是介绍时间和空间的,这个作者我们都不熟悉,但他把我们的天干地支的时空法与今天的科学对应了起来,使其成为科学方法,当然,这也只是入门书籍,等您学会运用这些时,可能觉得它还是浅了,就当现在用的方便法门吧。

我接过两本书,一本已经没有封面了,不知书名,也不知作者,但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他看了看说道,都是我几十年写的,您刚开始不用看的,后面等您学会后可看一下,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另一本书有封面,作者名字也在,但没听说过。

他又从桌子上拿起刚刚与他朋友打卦用的三个铜钱,说道,这三个铜钱也一并送您,挺灵的。

我不想要,但也不好拒绝,就拿来了。

那时我正在写小说,怎么可能去读他给我的书,所以把两本书和三个铜钱放在书架最上边。后来我去复旦读博士,一去两年,中途虽回来过,暑假也在兰州住,但未曾想过去看他。我一直在修改我的小说《荒原问道》,沉浸在其中不能自拔。第三年时,我回到了兰州。在这期间也常常去看老人给我留下的两本书,我还从网上买来很多相关的书籍,其中有一本南怀瑾的《易经杂说》,浅显易懂,夜里睡觉前开始读,读完竟然早上六点多了,但那一夜对我影响极大,因为一夜间对《易经》的很多东西有了顿悟。有所悟便开了门,然后就算是入门了。

写《荒原问道》那几年,说是读博士,其实一心写小说,中间有很多时间我去了武威、白银、天水一带看朋友,中间说起《易经》的事,热心的朋友曾经多次给我找来当地通《易经》的朋友,给我教习打卦。我没有太多要问的事,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如果用它去理解日常、理解万事万物。他们都给我又送了一些书,其中有一本《增删卜易》对我后来影响极大。还有人送我《梅花易数》,使我知道了邵康节。还有人送我很多风水方面的书,我一时看不懂,但也收了来。自从南怀瑾的那本书带我入门,这些书里面的道理多少是明白了,但打卦后如何解卦,六神和五行以及时间之间的关系,总是无法明了。不过,总算是窥到了一些天机,便明白过去学习的那一系列的知识太简单了。如果说过去从小学到大学甚至读博士期间学的东西都算是为了吃饭用,那么,现在这些玄之又玄的东西是在让我明道。它们让我知道在事理之外,有我们人类无法预料的东西,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这对我这个过去很信任西方文化的学者来讲,实在是太震撼了。它们为我开启了一扇智慧的大门,这份智慧,不是简单地指我们个人所得的智慧,而是能通天地之大智慧之后的会意,不可言传。但是,这些东西学习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常常摆弄几下后就放下了。

有一天傍晚,我和家人去宝石花路吃饭,吃得有些饱,便散步回去,途经老人的书店时,忽然发现改成了一家卖茶叶的店。便问旁边的人,却不知老人的去向。

回到家里,我看到书架上仍然放着老人给我的两本书和三枚铜钱。又是两年后,我去曲阜拜谒孔子,回来后发誓光大孔子学问。不承想,后来又写作《鸠摩罗什》,进入佛学的学习之中。匆匆数年竟这样过去。当年的很多疑问仍然在心头萦绕,而且在研究完佛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后就更是浓重,不断地困扰着我。

过年的时候,家里人说要打扫打扫卫生,于是我们洗东西、擦门窗、擦家具、擦书架。我的书桌一向很乱,此时正好整理一下。当我把一本书往上面放时,立刻便看到了老人送我的两本书。我此前没怎么打开过它们,那天随便一翻,便在一页的空白处看见他写的很大的一行字:知识的危机终于到来了,圣人要重现于世上了。

2018年,五十岁。

那年初夏,我决定去一趟崆峒山,去“谒见”黄帝见广成子的圣境。黄帝一直住在兵营里,年年如是跟着北斗七星在四方巡视,哪里有不信仰天地者,便以兵戈使其服之。五十岁时,天下皆定,他也可以垂衣而治了,但他的身体也因为遭受了辛劳,感到了疲惫。他觉得此时个人肉体的治理已经非常重要,他还感到治理肉体不比治理天下容易多少。根据伏羲传下来的心法,他知道天下怎么治理。他用天道来治理天下,可是身体呢?怎么办?

他没有了办法。那时,他常常在子午岭上观天象。有人告诉他,在西边,有一座山,名叫崆峒山,山上有一位圣人,名为广成子,有长生之法。于是,他往见广成子。广成子告诉了他修身的方法。

他又向玄女求法,玄女也告诉了一些修身的方法。

他又与岐山上的岐伯共同讨论,终于形成了一套天人合一的修身治病之法,名为《黄帝内经》。黄帝的方法论值得我学习。

那一年,我也感觉,知识真的乱了,且乱得可怕。流行于中国五千年的知识在百年前一夜间便被定义为落后、保守、专制、迷信的东西,它们成了伪知识,不再被信任。接着,我们源源不断地接受来自西方的知识、思想,接受西方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问题还在于,我们原来信仰的“天”一夜间死了。于是,我们便信人间,人间便是人治人。在人间,谁才值得信任?皇帝?过去他们自称天之子,把自己命名为天子,但不行天道,只是满足个人的私欲,这样的人已经不值得信任了。圣人?圣人也死了。当“五四”新文化运动被确立后,圣人之道便死了,圣人不存在了。知识精英?过去鲁迅、胡适等一类人就是这样的精英,他们也在自觉地承担社会之大任,但在一系列的社会思潮变迁中也已然面目模糊,无法信了。民主?在民间有信仰时,民主就是善的,民主是值得信任的,可是,当民间无信时,民主就是乌合之众的苟且。美国精神原来就是一群信仰者建立起来的,是值得人们去信任的,是值得各国去借鉴的,可是,当后来的枪杀事件、选举中的各种丑闻出现时,资本就捆绑了民主,民主就成了乌合之众的苟且。这不是我讲的,而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创作的社会心理学著作《乌合之众》中的意思,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895年,那时他就预言了社会大众的心理趋势。如果这些都无法相信,还有什么?法律?法律是社会最后的底线,可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实践中,法律必须是在有基本的道德信仰的前提下运行才是善的,不然,它就成了无法执行的一纸空文,因为在这样的社会,法律会被权力、资本、暴力所控制。那还有什么可信呢?

此时此刻,我想起《易经》中的一句话:刚柔交错,天文也。没有任何道德力量的自我约束后,人都变得非常任性,也妄言妄为,不可思议。但这样的时刻,人们能看到自己的所谓的本性,也叫天性,只是这天性善恶参半,更多时候会表现出恶来。这就是文明社会之前人类社会的状况。那么,怎么办呢?《易经》里还有一句话: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是什么?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人们要按照天的启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天是永恒的参照系,这就有了文明。文明有了,人内心就有了对天的崇拜,对自己的行为和语言就有了约束,所以前面讲的那种混乱的局面就停止了,人就不仅仅为欲望而活着。这就是文明以止。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正所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所以,天是什么?天道是什么?人如何才能依照天道来生活呢?这就是黄帝要回答的千古之问。

我气喘吁吁地爬到了人们说的黄帝问道处,这是一处非常陡峭的台阶。我在想,这只不过是他走过的一段崎岖的道路罢了,哪里是广成子和黄帝交流的地方。越过那段路,就能到达一处开阔地。那里正是历代有道之士修行的地方。

我相信,这里,可能是他们论道之处。

在那片开阔地,我坐下来,闭上眼睛,“观看”黄帝与广成子的对话场景。

什么是天?

什么是地?

什么是人?

天如何首先运行,大地如何跟随运动,人又如何在天地的运行中发现那看不见的法则,然后确立自己说话、行为、交流、劳作的规则。

人如何才能法地?十二地支分别代表的是什么?

地如何法天?十天干讲的是什么秘密?

天又如何法道?道在哪里?

道又如何法自然?自然是什么?是我们眼见的这个色界?还是某种无为之为?

在那里,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五十年来接受的一切知识与思想都充满了疑问,它们一点也不牢固,顷刻间就觉得它们是那么轻佻。什么科学,什么主义,什么哲学,什么思想,统统都烟消云散。摆在我面前的是空旷、寂寥、永恒不变的天地,人是渺小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短暂的。《金刚经》里的一句话就马上闪现出来: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是啊,在我面前的是无为法,根本不是有为法。

许久之后,当我下山的时候,就有一个念头渐渐出现:一切知识都需要在这种无为法中重新去解释,一切有为法需要在这样的永恒面前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

那一年,远在香港的饶宗颐先生去世了。

他的去世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个学者对我说,中国传统文化,内地学者儒释道皆通者少之又少,你看看某某某只是梳理了一下哲学,且是按西方哲学的理路进行了重释,再看看某某某只懂一些儒家的东西,佛教和道教的东西基本没有著述,活着的某某某只懂一些佛教的皮毛,对《易经》等基本不涉及,而台湾的南怀瑾、曾仕强都对《易经》有研究,南怀瑾还对儒道两家经典进行过通解,佛教方面讲的就更多了。他还说,奇怪的是被称为文化沙漠的香港居然出现了一个饶宗颐,儒释道皆有修养。我也在不同的地方听到过相同的观点。

人们开始怀念中国传统文化了。这是好事,但也来到了荒野里。我们还有真正的传人吗?

有一位记者采访饶宗颐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饶先生可谓儒释道皆通的大家,但看上去对道家更为钟情。他说自己六十岁以后就基本进入真正的修身阶段了,他每天晚上九点睡觉,早上五点起床,开始练书法,写点东西。大约七八点时吃早餐,九点时要打坐休息一下,然后再工作一阵。十一点过一些时去固定的餐馆吃饭,回来后午休。下午起床后就坐在太阳下晒太阳,补阳气,看着楼下的风景,会会朋友。晚餐后稍息一下,然后睡觉。

我想我六十岁以后也要像饶先生那样完全修身,但还有十年才能退休。这十年,便是研究道家的修身方法,学修身的道术,学中医。

而最为重要的则是重新认识知识。

有一天,自然科学研究者康德在读休谟的一本书时,令他十分震惊。休谟说,时间是什么?时间是谁设定的?时间准确吗?

有人说,康德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四十岁以前和四十岁以后。但我查看了一下他的著作,发现他真正的分野是1770年,即他四十六岁那年。在此之前,他一直在仰观浩瀚的天体。他认为,这是人们能够认识到的世界。

这种实证的方法,中国人称之为格物。当我们不知道何为格物时,其实也是丢了自然科学这把尺子。至于何时丢的,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读过一本隋代学者萧吉的著作《五行大义》,他开篇就讲,东晋衣冠南渡之后,就失去了五行方法,也就是说失去了认识自然的基本方法,所谓道法自然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了。若是读完他的一本《五行大义》,便对自然的运行规律有了基本的理解,便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可惜我们现在很难理解这种观点。

当四十六岁的康德,这个科学家在读了休谟的文章后,他立刻也意识到,整个西方世界失去了认识时间的能力,知识混乱了,失真了。所以他便开始研究哲学。在他的著作里,他极力去解释什么是时间。后来,我在黑格尔、萨特、海德格尔的著作里,也发现他们对时间都产生过很大的兴趣,也曾解释过时间,但都解释得很勉强。

讨论时间,就是讨论存在本身,现在,时间这个基本的问题都变得异常模糊,存在也就成了问题。时间这个基础出了问题,于是,所以的知识便都不可靠了。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表面上在寻找人类与物种的产生这个问题,其实讨论的依然是时间问题。爱因斯坦、牛顿、霍金等无数的科学家,包括那些研究浩瀚星空的天文学家,他们穷其一生都想弄清楚时间是怎么发生的,又是怎样运行的。显然,他们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宗教表面上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在时间这个层面上依然难以准确地描述,于是,宗教与科学之间便产生了无穷无尽的争论,甚至战争。

那么,时间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哪里有真正的解释呢?

在去渭源考察大禹文化时,一行很多人,没有导游,当地的文人也对大禹的事情一知半解,我便当起了导游。

我在讲解的过程中提出一个疑问,华夏的西界在哪里?

按《史记》的记载就在渭水之畔。渭源有一座首阳山,山上有座庙,里面供奉着伯夷和叔齐。这可以证明周之边地就是这里。因为两个人以为这就到了非周之地,吃的也不是周粟了。

渭源还有一座山,名鸟鼠山。《山海经》中有记载,大禹在这里导渭入河。可为什么把这里确定为华夏的西界?

在渭水以西,还有很多山水,最重要的是有昆仑与河源。昆仑是中华民族神话起源之地,河源与昆仑相互依存。伏羲在昆仑山上作八卦,确定伦理;女娲在那里补天,抟土造人。如果说渭水这里是西界,那么,华夏之源为何不在华夏之内,而在华夏之外?

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知识早已出现了危机,早在汉代就出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一个目的就是解决这个知识的难题。他回来后告诉汉武帝,于阗南山就是传说中的昆仑山,而于阗南山生出的河流以及西边葱岭中向东流出的河流一起汇入盐泽,盐滩的水“潜行地下”,在积石山喷涌而出,这便是黄河,流经中国后便叫中国河。在那里,西王母国已经不在了,他们西迁到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两河流域的条支国了。汉武帝后来又派出很多人去探究,终于确定于阗南山为昆仑山,张骞所说的河流为河源。

原来黄河的源头不在今天的青海,而在新疆。那么,为何长久以来非要把西部地区排除在华夏之外?

我就是从这些疑问开始踏上一个人的探源之路的。

在探访渭源的第二天,当地宣传部门给我安排了一场报告会,要我谈谈渭源文化以及如何去进一步研究和传播的想法。在讲座的时候,我告诉他们,那一天是公历什么时候,但还有一个农历的时间,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干支历时间。当我说出那八个天干和地支时,大家都有些茫然。我说,这是中国人真正的时间观,早在伏羲氏时就已经有了,不过,那些名称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解释清楚了,到黄帝时才改名为现在的干支历的。黄帝的史官仓颉创立了文字,首先创立的大概就是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以及“天”“地”“人”这些字,用单词对其命名,至今已经有五千年左右的历史。我们用了五千年,却在这百年来将其废除。

在那个干支历中,每十二个时辰之后就要轮回一次,开始新的一天,正如我们每天起来看见新的太阳一样。每十二天又是一个小的轮回,五个轮回就是六十天,这是一个稍大一点的轮回。每十二个月之后又要轮回一次,新的一年便开始了。每十二年也是一次小的轮回,但五个这样的轮回便是六十年,即一个甲子。新的时间又重新开始。这与我们对道法自然的日常认识是一致的,它里面藏着我们对天地的认识,包含着天地消息。

现在,我们不知道时间代表的是什么,仿佛是永不回头的未来,但如果那样,我们为什么会老去?孙中山先生在引进这个西洋历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耶稣历是便于计算,但农历和干支历便于中国人劳作和日用。但现在,我们只记得耶稣历,而不记得我们自己的历法。我们便只记得耶稣,而不见天地。

时间,这个基本的知识出现了问题。

现在这一切还要继续下去吗?

2020年春天,疫情把我们困在家里。我开始学习古人的方法打坐、静心,并读《黄帝内经》。在一个寂静的夜里,我忽然想起那位老人给我留下的两本书。我取下那本没封面的书,打开了第一页。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我发现它是好几本书的合集。

于是,我进一步发现,这些书的根本要义就是首先了解大自然的习性,了解春夏秋冬的气候,了解它们之间的相生相克之法。时间就是春夏秋冬,但现在我们所理解的时间没有气候,没有空间,它被人抽取出来,仅仅作为一种量表而存在,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西方人的哲学不也如此吗?他们追求形而上的追问与思考,认为可以不与实践结合起来,这是他们的本来面目,还是后人强加于他们的假相?在我研究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与思想时,我没有看到他们一味地脱离生活和生命本身而去讨论一些无意义的东西,恰恰相反,他们讨论的东西都很实际,如道德、灵魂、存在。

我还发现,不仅仅是中国人,几乎上古人类的全部思想都来自星空。对星空的探索一直是中国古人的学问之路,而后来终止于我们的自满。西方人对星空的探索则终止于宗教的流行。于是,我开始疯狂地学习天文学,试图用现代天文学来证明古人的天文学,毕竟,那些天上的星群保持了永久的存在。

我还开始学习地理学、生物学、冰川学等,并且用它们来进行新的考古。

那些古老的奥义在向我一点点吐露真理,但有太多的知识和规律无法洞悉。我开始怀念那位老人。那年夏天,疫情稍缓,我去那家茶叶店,询问老人的情况。店铺老板说,当时有个手机号码,我找一下。他找了很久,才找到。我一打,是个女人。再问旁边几家店铺,也已经是新人,都不知道过去那个老人到哪里去了。

我只好自学。一场关于时间、空间、数、人、文明等知识的探源工程,就这样悄然开始了。我此后的诸多学问,大多是那位老人送的书启示的。我不知如何称呼他,就以他的书店店名而勉强称其为不世斋老人吧。

写下这些文字,是想记住他和这段思想的日子。

作者简介

徐兆寿,学者,现居兰州。主要著作有《鸠摩罗什》《西行悟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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