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或讲授中国历史，一定要接触到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尤其是古代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物，如著名的帝王将相等。评价历史人物要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从全面来考虑，分析论断才有分寸。对于古代历史中的统治阶级的人物，只要他的行为对于当时的历史发展起过推动作用，对于人民有好处，我们就应当加以肯定；同时，也应指出他的阶级局限性与历史局限性，指出他的某些缺点，说明古代统治阶级中不可能有完美无缺的人物。古代历史中统治阶级中的人物总是瑕瑜互见的，只要功大过小，就可以肯定，但是也不可以过分颂扬，有褒无贬。
去年后半年中，国内史学界对于武则天评价问题展开讨论。据我所见到的文章或者是学术活动的报道，论武则天的同志们多是推崇她的功绩。例如，武则天打击了与李唐皇室关系密切的关陇贵族集团，重视科举制度，奖拔进士出身的人，庶族地主出身的士大夫，通过科举，大量参加政权，因而进一步削弱了门阀士族在政治中的势力，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武则天善于知人纳谏，她所提拔的官僚中有许多是统治阶级中干练的人物。武则天统治的时代，社会经济继续上升，公元652年[1]全国户数是三百八十万，到705年武则天退位时，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户数增多表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繁殖。以上这些意见都是对的，是论武则天时应当肯定的东西。但是武则天是否也有缺点呢？是否也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呢？似乎还很少有人提到。
武则天以一个女子，由皇后而做了皇帝，前后统治了四十多年。旧日史家因为她大胆地冲破了封建樊篱，所以都加以贬责，论述武则天时，有许多溢恶之词。范祖禹作《唐鉴》时，甚至于否认武则天做皇帝二十多年的事实，而用中宗嗣圣年号，表现了封建史家保守的观点。我们今天应当替她翻案，承认武则天是中国古代史中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统治期间，基本上继承了贞观以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增殖户口，奖拔人才，为后来所谓“开元之治”打下基础，这些都是应当肯定的。但是武则天也有缺点，而某些个别缺点甚至于相当严重。下面举出来谈一谈。
武则天以一个女子在封建社会中掌握政权，正式做皇帝，建立朝代，一定要遇到极大的阻力。她为了巩固统治，必须大力扫除障碍，对于反对她的人加以残酷的诛戮、严重的打击，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武则天做得有些太过分了。有一个时期，她过于信任酷吏，有许多并非反对她的人，由于酷吏的罗织陷害而被杀戮，因而造成当时朝廷中恐怖的气氛；并且杀了几个良将，影响、削弱了国防，外族统治者得以进兵内地，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损失；而她所信任的酷吏有时也残害人民。
武则天所杀戮的许多宗室、贵戚、文武群臣中，有的是反对她的，也有并非反对她而冤死的，更有些是为酷吏所陷害的。其中我们要特别提出，她曾杀了几个名将，如程务挺、王方翼、黑齿常之等，这对于保卫边防是很大的损失。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镇守北边，甚有威名。史称其“善于绥御，威信大行，偏裨已下，无不尽力，突厥甚惮之，相率遁走，不敢近边”[2]。裴炎下狱时，程务挺曾上表营救，又与徐敬业之党唐之奇、杜求仁友善，武则天就把他杀了。当时“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乐相庆”[3]。可见敌人是很高兴的。王方翼也是一位名将，对外作战屡次立功，当时为夏州都督。他与程务挺素相亲善，并且是王皇后的族人，因此，武则天也把他下狱，流崖州而死。黑齿常之是百济人，降唐以后，对吐蕃、突厥作战，屡获胜利，“吐蕃深畏惮之，不敢复为边患”[4]。他并没有反对武则天，而为酷吏周兴等诬陷，下狱自杀。武则天这些做法，可谓“自坏长城”。
武则天在巩固边防，抵抗外族统治者的侵犯，保障国内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唐朝自贞观到开元、天宝百馀年中，是国势强盛、开拓疆土的时期，一般说来，边防是巩固的，外族统治者的侵犯常被打退，中原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保障的。但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契丹与突厥的贵族都曾率兵进入中原，杀害人民，掠夺财物。万岁通天元年与神功元年两年之中，契丹贵族李尽忠、孙万荣率兵南下，攻陷营州，后又攻陷冀州，“屠吏民数千人”，“寇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又“屠赵州”。圣历元年，突厥首领默啜率兵入侵，陷定州，杀吏民数千人，后来他又“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馀人，自五回道去。所过杀掠，不可胜纪”[5]。武则天时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上文提到过，原来有几位善于用兵的名将，能够抵抗外族统治者的侵犯，为他们所畏惧的，如程务挺、王方翼、黑齿常之等，都被武则天及其所信任的酷吏冤杀了，而武则天所任用的统兵大帅，有的是她的宠臣，有些是她武家的子侄，都是庸懦无将略，因此抵抗外患的力量就削弱了。如僧怀义，本是市井无赖，后来做了武则天的宠臣，因此三次充当与突厥作战的统帅[6]；而当契丹贵族李尽忠、孙万荣等入侵时，武则天派遣抵抗契丹的领兵统帅，第一次是武三思，第二次是武攸宜，第三次是武懿宗。这些人都是纨袴子弟，庸懦无能，只会逃跑。武攸宜率领大兵屯驻渔阳时，听说前方唐兵失败，主将王孝杰战死，于是震恐不敢前进，契丹遂攻陷幽州城邑。武懿宗率兵到赵州时，听说契丹兵已到冀州，他就仓皇南遁，逃到相州，委弃军资器杖甚众，契丹遂屠赵州。像这样的军队统帅，如何能抵抗敌兵？只有人民遭殃了。武懿宗对于抵抗契丹兵虽然很怯懦，但是他对于残杀人民则非常“勇敢”。当契丹兵退出河北后，武则天任命他安抚河北诸州。史书记载：“先是，百姓有胁从贼众，后得归来者，懿宗以为同反，总杀之，仍生刳取其胆，后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初，孙万荣别帅何阿小攻陷冀州，亦多屠害士女，至是，时人号懿宗与阿小为‘两何’[7]，为之语曰：‘唯此二何，杀人最多。’”[8]这真是以杀戮替代安抚，无怪乎河北人民对于他极端痛恨，把他与契丹军队中屠杀人民的将帅同样地看待。由以上事实看来，河北诸州人民遭受这些惨重的灾难，武则天是要负相当责任的。
武则天奖励告密，任用酷吏，有时也残害了人民。史书记载：“衡水人王弘义，素无行，尝从邻舍乞瓜，不与，乃告县官，瓜田中有白兔。县官使人搜捕，蹂践瓜田立尽。又游赵、贝，见闾里耆老作邑斋，遂告以谋反，杀二百馀人。”[9]武则天因为他告密有功，任命他为游击将军，不久即升为殿中侍御史。可见武则天奖励告密，不仅是为扫除统治阶级中的异己分子，同时也可以更严密地防止与镇压人民的反抗，而人民在这种告密的情况下往往冤死。
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基本上是发展的，但是也并非毫无问题。因为时常用兵[10]，征发严急，官吏贪暴，残害人民，在有些地区民生还是相当痛苦。下面征引当时人陈子昂、狄仁杰的言论，可以证明这一点。
陈子昂是一个正直敢言的人，他关心民生疾苦，经常上书于武则天，反映当时社会情况。《陈子昂集》卷八《上军国利害事》（作于垂拱元年，685年）中说：
当今天下百姓虽未穷困，军旅之弊不得安者向五六年矣。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养。自剑以南爰至河、陇、秦、凉之间，山东则有青、徐、曹、汴，河北则有沧、瀛、恒、赵，莫不或被饥荒，或遭水旱，兵役转输，疾疫死亡，流离分散，十至四五，可谓不安矣。
《上西番边州安危事》（作于垂拱二年，686年）中说：
臣窃见河西诸州，地居边远。······顷年已来，师旅未静，百姓辛苦，殆不堪役。
《上蜀川安危事》（作于圣历元年，698年）中说：
蜀中······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馀，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其中游手惰业亡命之徒，结为光火大贼，依凭林险，巢穴其中。若以甲兵捕之，则鸟散山谷；如州县怠慢，则劫杀公行。比来访闻，有人说，逃在其中者，攻城劫县，徒众日多。
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实缘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客，因此侵渔，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因即逃亡，凶险之徒，聚为劫贼。
狄仁杰也曾上疏说：
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11]
当突厥统治者侵入河北，杀掠而去，朝廷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他上疏说：
诚以山东雄猛，由来重气，一顾之势，至死不回。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渔，因事而起，取其髓脑，曾无心愧。修筑池城，缮造兵甲，州县役使，十倍军机。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肤。[12]
长安三年（703年），即武则天统治最后时期，苏安恒上疏说：
方今赋役烦重，百姓凋弊，重以谗慝专恣，刑赏失中。[13]
由以上所引诸人言论看来，武则天统治时期，也还是不免有赋役烦重、百姓凋弊的情况，而接近边疆地区，如蜀中、河西、河北诸州，因为用兵关系，人民困于征发赋敛，尤为痛苦，蜀中甚至于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
武则天的另一个缺点，就是因为崇信佛教，助长了僧侣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唐代佛教、道教都很盛行，统治者加以提倡保护，利用它来麻痹人民。唐朝君主姓李，奉老子李耳为始祖，而道教亦尊老子为教主，所以李唐统治者以道教居佛教之上。武则天时，因为佛教徒私撰《大云经》，作为武则天受命代唐、建立周朝的根据，所以武则天特别尊崇佛教，以佛教居道教之上。《旧唐书·薛怀义传》：
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怀义与法明等九人并封县公，赐物有差，皆赐紫袈裟、银龟袋，其伪《大云经》颁于天下。
崇信宗教，假借符命，以欺骗人民，维持统治，这本是中国古代封建帝王常做的事情，武则天如果只做这一些，并不算什么。但是武则天因崇信佛教之故，大修庙宇，劳民伤财，又放任僧侣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以至于“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14]。这就对人民有害了。兹引狄仁杰上疏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这些情况：
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绩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生之有时，用之无度，编户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肤，不辞箠楚。······里陌动有经坊，阛阓亦立精舍。化诱倍急，切于官征；法事所须，严于制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臣每思惟，实所悲痛。[15]
由以上所举出的一些论证看来，武则天的某些措施与行为，对于当时人民直接或间接地造成危害，带来了痛苦。在评价武则天时，似乎不应当完全忽略这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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