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年最细腻的电影，为什么是它？| 专访《小小的我》主创|小小的我|易烊千玺|电影|蒋勤勤|陈露

电影《小小的我》2024年12月27日公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1月3日，《小小的我》票房突破5亿元。

监制尹露、导演杨荔钠、编剧游晓颖，还有主演易烊千玺、林晓杰、蒋勤勤、周雨彤等，直面脑瘫患者及其家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和解、蜕变与新生的故事。故事里掺杂了苦水与泪水，又在人生无数的泪背后，透出笑与乐。

“抱一抱嘛”

故事是由无数洒泪、一个拥抱、一个大跳串联起来的。

在那个平淡无奇的暑假，20岁的刘春和，苦苦等待着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同时在找一份兼职。他面临着和其他普通男孩相似的困惑——以后从事什么职业、去什么城市生活、成为什么样的人。唯一略有不同的是，刘春和是一个脑瘫患者。

在另一条故事线里，外婆陈素群正在如火如荼地筹备着自己所在的老年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偶然的机会，起初连鼓槌都拿不稳的春和，成为这个老年合唱团的鼓手。循着平行的两条线索，编剧游晓颖展开了回环往复的细腻编织，导演杨荔钠用卓越的叙事品位和温暖的人文视野开拓这个独特的边缘世界。

这个关于和解、蜕变与新生的故事，掺杂了苦水与泪水，又在人生无数的泪背后，透出笑与乐。采访过程中，几位女性主创多次提及自己在拍摄现场落泪。

令外婆意外、不受控的那滴泪，滴在春和找到人生第一份工作之时。

梦想着成为一名老师的春和，因肢体障碍屡次遭拒，他找到了一份咖啡馆的兼职工作。“你能站多久，走多远？”这是他的第一个面试问题。在几乎坐满人的咖啡厅里，春和面对所有顾客，背诵了一遍《报菜名》。“我是个记性很好的普通人”，他想向店长证明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

不放心的外婆默默跟随春和，她看到了这一幕，眼眶瞬间湿润。“普通年轻人现在面临的就业竞争很大，想做到一件事、找一份工作就已经很难了。春和作为一个残疾人，之前已经碰壁很多次了，这件事对他来说太艰难了。所以，你给他一线希望，他就会努力地去做，他想证明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我虽然是体残，但我的脑子是正常的’。”采访中，扮演外婆的林晓杰回忆起这个细节，不禁哽咽。

“有了工资，你可以买自己喜欢的衣服，换自己的手机，上自己喜欢的大学。”得知孙子被聘用后，外婆放下手中的豆花，兴高采烈地拍打着春和。春和却说：“不对，外婆，不只是钱，我有工作，是尊严。”

拍摄当天，所有人都希望这场戏是笑着的、高兴的，一开始大家还讨论，要不要加一个祖孙间的拥抱，又觉得“太平常了、有点俗”。最后的那个哭和拥抱，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包括扮演春和的易烊千玺和林晓杰。

“我们拍了两条，第一条，我们吃着豆花，把豆花全喷出来了，没法用了。本来是笑着的，最后我们演着演着，（情感）走到那一步，不拥抱是不行了。”春和侧过身，向外婆伸出手，“抱一抱嘛”。

从春和8个月大开始，外婆就陪伴在春和的身边，她一直鼓励和支持着春和去做他想做的事、去追求他的梦想。外婆是挡在春和面前的一堵墙，给予他无穷能量和向前走的勇气。

电影的最后，春和学会了开车，收到了梦想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准备踏上新旅程。他开车带着外婆来到郊外的湖边，跟外婆说，等他上了大学，他想请外婆到学校食堂吃一顿饭，之后，“买张车票去你想看的地方看一看，耍一耍，以后的路，你就让我自己走嘛，好不好？”外婆笑着解下丝巾，一行清泪从眼角滑下。

片尾曲《干杯，朋友》响起，祖孙俩在草地上缓缓往前走，外婆突然来了一个跳跃的舞姿，像大秧歌似的。那一刻，外婆是轻松、幸福、不羁的，林晓杰也从电影场景中抽离，瞬间焕发耀眼光芒。

那一下跳跃，跳进了监制尹露的心里。在拍摄现场看到这一幕，她的眼泪立刻被逼出来。“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可能看到这样的东西就会流泪。我们知道这个乐观的背后是什么。有一种乐，是你经历了人生很多的苦，最后仍然愿意笑出来。我觉得那个是最动人的，我们的人生其实都在经历（这些瞬间）。”

“想让他们站在阳光下”

《小小的我》最珍贵的地方在于，它让观众看到了脑瘫患者及其家庭真实又普通的日常生活。

游晓颖一直想写一个关于弱势群体的故事。当妈妈所在的老年合唱团的一位阿姨和她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孙子出现在她面前时，她感受到了这个人群背后的可看性。“这一对祖孙的关系是可看的、有趣的，”确定这一点之后，她决定从这个小切口入手，表达电影主题。经过大量的前期调研、深入接触，她逐渐了解这个家庭的一些真实的、日复一日的生活细节。由此，她更加确认，要将祖孙关系作为电影的主线。

尹露此前跟游晓颖合作过两部作品——《我的姐姐》《祝你幸福！》。关注普通人跟这个时代的关系、跟这个时代的人的关系，一直是两人共同的兴趣点和做电影的初衷。“晓颖跟我讲了这个故事之后，我就是想看到这样的画面，我想看到他们的样子，想带给观众看，想让他们站在阳光下。”尹露说。

杨荔钠是尹露的多年好友，两人曾合作《妈妈！》。“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本来就是大家的责任。我们可以凭借自己所掌握的技能，尽一点绵薄之力，做一部属于他们的电影。”杨荔钠爽快地接下这个项目。

讲述残障人士故事的影视剧，通常从外部视角进入，但《小小的我》是从内化开始的。近130分钟的电影，铺满了琐碎生活的细节，却不显得冗长。主人公刘春和既是一个脑瘫患者，也是一个20岁的普通男性，身处这个对他来说不一样的世界，他用自己不受控的身体，不停探索、触碰生活的边界。

主创团队拒绝刻意煽情，也不希望把病症奇观化、特殊化，脑瘫患者的特殊经历被融入日常生活中去表现。比如，如何用痉挛的手握笔、写诗、打鼓、牵手；如何拖着扭曲的双腿爬楼梯、穿行马路；还有外人对待刘春和的态度，即便不是出于恶意，也自然而然地使得他的存在与众不同。

创作剧本时，游晓颖着重强化的是刘春和的普通性、平常性，他跟其他人在那个暑假可能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男孩子会经历什么，他都会去经历。他会经历青春期的悸动，也会经历青春期的失败，这个失败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可能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

“从这个创作初衷出发，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样的视角，摄影机要怎么去跟随他的生活和他的世界……我们希望让外界、让观众看到这群人的灵魂。他们的灵魂非常值得被看到。我们不光要看到他们残障的外表，还要看到他们的内心，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日常、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尹露说。

只有易烊千玺与刘春和知道的事

最大的变数是刘春和。作为电影的主视角人物，易烊千玺的演绎，对于影片整体质感起着压舱石般的作用。脑瘫患者的身体状况、表情、姿态、肌肉和神经抖动的程度都不同于常人，用一种非常规的表演状态进入日常生活，对于演员是极大的挑战。

为了找到人物状态，易烊千玺有一间独属于他和刘春和的房间，其他人都没有进去过。在易烊千玺后来接受采访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得知，在那个房间里，他参考了各种各样的资料，支着手机，对着镜子，一遍一遍地找角色状态。

杨荔钠觉得，春和这个人物的一切，就是在那间小屋诞生的，诞生过程只有春和与易烊千玺两个人知道，“当他从那个屋里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看到春和的样子，从头到脚，从样貌到内在，第一时间展现给我们的就是他今天的样子。”

尹露跟易烊千玺在《送你一朵小红花》中合作过。再次合作，尹露觉得，他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易烊千玺。“他是一个很内敛的人。他为角色付出了多少，他自己知道，但很少对外说。”她们曾问易烊千玺要一些他塑造角色的视频或文字记录，他没给，“因为他不太愿意过多地说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一定为刘春和的诞生付出了非常多艰辛的准备。杨荔钠跟易烊千玺讨论如何塑造刘春和这个人物时，讨论了两点：第一，春和的眼神要萌一点；第二，要多笑。

这是主创团队在前期做调研、采访时的感受。“作为脑瘫患者的小孩，但凡出来跟人交流，都很爱笑。他们看向周围时，不像我们有那么凌厉的眼神，他们甚至带有一点点本能的讨好，希望释放善意，被周围人接纳。”易烊千玺问导演：“我可以（演得）像小白兔一样吗？”

有一次，杨荔钠向易烊千玺推荐了贾科梅蒂。这个存在主义雕塑家、艺术家的雕塑作品，造型细长、瘦弱，饱含孤独与伤痛。后来，易烊千玺说，他拍了一张贾科梅蒂作品的照片，将其摆在自己的床头。那一瞬间，杨荔钠就知道，他为这个人物所做的功课，远远超出她的想象。

当易烊千玺以刘春和的身份站在尹露面前时，她感到了震撼。“光走那几步路，他要维持那个状态，他要跟刘春和同频。我们无法想象刘春和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但是当他站在我们面前，我们所有人还是很震撼，觉得太厉害了。”

爱、遗憾和对不起

外婆陈素群和母亲陈露，是刘春和生命中最重要的家人，推动着这叶孤舟缓缓向前漂流。林晓杰、蒋勤勤的演绎，如同千斤顶，呈现了这个家庭的内部视角，承托起整个故事结构。

电影中，陈素群21岁就生下女儿陈露，坐月子时被老公抛弃。她把女儿托付给自己的母亲，一个人去西藏赚奶粉钱，一走就是十几年。等她回来，母女俩已经错过了最应该彼此了解的时期，只留下怨怼和亏欠，难以纾解。外婆脖子上那道伤疤，是她被抢劫时留下的。当年面对劫匪，她能勇敢地说出“这是我女儿的奶粉钱，不能给你”；但当她老了，回到女儿身边，却死也不愿让女儿知道这道伤疤的由来。

“陈素群为女儿付出了很多，跟女儿的关系反而疏远了；陈露拼命想把儿子留在身边，但这样的控制反倒把儿子推远了。这其实就是她们各自的一个命题。春和更像她们之间的一个润滑剂，外婆因为对女儿的亏欠，把爱加倍地还给了外孙。”游晓颖说。

蒋勤勤从小也是被外婆带大的，“好像外婆都有这样的宿命”。跟陈露不同的是，小时候，她母亲每周都会去看她。她觉得，母亲对自己的关爱并没有变少，她的经历跟陈露的经历截然相反。

蒋勤勤看完剧本，非常喜欢。“虽然《小小的我》是一个婆孙之间的情感故事，但是其中又开辟了另一个妈妈的视角，讲述病患背后的家属是怎样生活的，她们如何在这个困境里挣扎地生存下去，”蒋勤勤觉得这个视角非常新颖，虽然母亲这个人物的篇幅不多，但是很有“演头”，很有力量，很深刻。

两位演员分别用自己的方式进入角色。林晓杰的压力首先来自语言，她从来没有接触过四川话，这次为了演好外婆，开始一字一句地练习四川话台词。拍摄期间，她的腰疾复发，不能久坐，拍摄现场永远有一张床。一开机，她在镜头前兴高采烈地跳舞、张罗这张罗那；一停机，她立马躺到床上。

对于蒋勤勤来说，难的是“进入”。因为电影没有那么大篇幅讲述母亲的前情，她必须一进入就带着陈露所遭受的一切痛苦、磨难、困境、重压，第一时间准确、迅速地传达。这是一个为爱受累、辛苦疲惫、矛盾焦虑的母亲，让观众捕捉到这些信息，是她需要做的功课。

陈露想跟母亲亲近，但因为母爱常年的缺失，对母亲又有积怨。“这种创伤好像是没办法消解掉的，最起码是现阶段没办法消解掉的。”在拍摄现场，蒋勤勤一直用“外婆”或“你”来称呼林晓杰，希望借此延续剧中人物的情感。

在林晓杰看来，“外婆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她尽管身经百战、千疮百孔，受过很多伤害，但是她相信一切都是美好的，任何问题都不是个事儿，都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没有陪伴女儿成长，给女儿造成了伤害，外婆觉得自己亏欠女儿太多。在戏里，外婆一见到女儿就紧张，她不敢正视女儿，说话也很小心谨慎。林晓杰希望影片中母亲对女儿的亏欠与爱及复杂的情感，在镜头中被观众感受到。

尹露用三个词来概括她所理解的中国式家庭——“爱”“遗憾”和“对不起”。首先，“我们羞于说爱，不表达爱。很多时候，在经历了一些大事件，或者是经历了很多、经过很长时间之后，我们才懂得爱，才知道爱是什么”。

“中国式家庭还有一个词，叫‘遗憾’。我们都是带着遗憾前行。外婆对女儿陈露的爱有遗憾，陈露对儿子春和的爱也有遗憾。”

“中国式家庭说‘爱’很难，说‘对不起’也很难，都觉得你懂，其实不一定懂。外婆在天台上对春和说出‘我怕她难受，也怕她不难受’，这就是人面对自己所爱之人时那种复杂的情绪——我怕你难受，又怕你不难受。这就是人。”

伤痛之外， 有梦，有诗，还有歌

《小小的我》没有回避一个有脑瘫患者的家庭的不堪。

母亲一直对春和怀有愧疚，她认为儿子患上脑瘫是自己的错，是她让春和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跟其他人有天壤之别。这份愧疚，日积月累，成为恐惧和控制——她担心儿子脱离自己的掌控就会出意外。她的控制欲，让春和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应该被关在动物园的大猩猩，千万不要跑出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只会让饲养他的人丢脸。

影片也没有回避这位母亲的私心。她会低看、轻视自己的儿子，也偶尔会遐想，如果儿子走丢，自己的生活会不会更好；她也会想要一个健康的二胎，体验一回做正常人的母亲的感受。

蒋勤勤认为，这就是真实的人性。“陈露在成为母亲之前，首先是一个人。她有七情六欲，可能也会有不堪、阴暗和分别心。这些很容易被理解，但是很难在银幕上体现。把它血淋淋地拿出来直面观众，我觉得这是我们这部电影打动人的地方。”

影片中，陈露和刘春和有一场争吵的重头戏。儿子控诉母亲：“是谁把我生成这个样子的？”很自然地，蒋勤勤加了一句台词：“这是你的命，也是我的命。”

“你遭受的这些痛苦、不公，你要寻死，难道妈妈没有吗？”蒋勤勤相信，每个孩子的不幸背后，是命运对母亲的双倍惩罚。孩子难受一分，母亲只会难受一万分。

电影的末尾，生下二胎的母亲在春和的病床前跟他道歉。那场戏，蒋勤勤想了无数种可能，她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她到底想要什么、想做什么。“无数个答案摆在那儿，但是会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不可名状的，你不可能把它解释清楚。就像生活，尽管很艰难，问题摆在前方，能解决吗？不知道。但是生活还要继续，我们都还要继续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