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伍麦叶的熏笼精】

中东局势日益紧张,那里情况独特,激发我们产生了解该地区历史与文明的愿望。穆宏燕的《亲西方?被渗透?伊朗知识精英为何陷入痛苦的“心理撕裂”》一文由伊朗的历史直抵该国精英群体的内心,让读者有茅塞顿开之感。

这篇文章提示我们,人类历史丰富多彩,不同文明的历程各不相同,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把中国历史错当成普遍规律,以为凡是“古老文明”都有差不多的历史过程。

外国人给本国修史的后果

伊朗知识分子乃至整个国族的困境之一在于,他们如今引以为荣的“伊朗历史”,尤其是伊斯兰化之前的恢弘历史,主要是由近代西方学者建立起来的。

与中国不同,伊朗并没有自古至今持续的历史记录。在世界上,中国是一个特例,从《尚书》一直到今天,历朝历代的史料文献与史书彼此接续,连绵不断,从周召共和开始便有确切纪年。很多中国读者会以为,阿契美尼德王朝、安息王朝、萨珊王朝都或多或少有些史书或者成书的文献流传两千多年,一直传到今天,记录着那三大王朝的“帝国文明”。实际并非如此,那三朝并无官修或私人的史书传诸后世,甚至文献资料都很少。

随着欧洲开启对中东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征服,欧洲学者们利用多种文明的文献——中国史书以及各种资料在其中作用重要,当然也包括伊斯兰时代的波斯与阿拉伯文献——结合遗址、古物以及考古发掘,才建立了“古波斯文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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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波利斯遗址

其实,整个中东以及中亚、南亚的情况都类似。西方在殖民征服与施行帝国主义霸权的过程中,由学术群体建立了“现代史学”,世界史以及区域史都是其重要成就。西方建构的人类史叙事,包括藏在其中的模型、理论与细节,至今仍然硬控着我们的思维,实属最为强悍的一项软实力。

当然,没人怀疑伊朗古代文明的灿烂,波斯波利斯等遗址就是明证。但是,由西方学者建立的“国族史”导致伊朗知识分子彻底丧失了自我阐释的主动权,难免在西方树好的圈子里打转。

例如,西方人在建构他国历史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套用“帝国”模式,把各处古老文明都讲述成“帝国”以及“帝国征服”的胜利——打开西方人写的历史,你会发现只有这一项内容,非常贫乏。波斯史便是一例,我们当中好学的人都知道,古代波斯建立了“第一个横跨亚非欧三洲的世界性大帝国”。诸如此类的历史叙事貌似只是客观讲述事实,但是实际上却框住了伊朗现当代精英群体的思想,让他们无法摆脱“‘大伊朗主义’情结”。

最突出的例子便是那位遭推翻的巴列维国王,1971年,他在波斯波利斯举办了伊朗君主制二千五百年庆典,场面辉煌,轰动世界,“这位沙(沙是波斯国王的传统尊号)觉得,如此一场纪念庆典意味着伊朗作为一位世界级选手出场了,即使不能算作西方的一员,也是个值得西方尊敬的国家”。(伊朗裔美国中东问题学者瓦力·纳斯尔《伊斯兰资本主义的兴起》)

巴列维访问巴基斯坦时,巴国的布托总理热情地称颂第三世界团结,结果却让国王很不自在,布托敏锐地察觉到了,于是妙语解围:“当然伊朗只是凑巧位于第三世界。”实际上巴列维就是那种心态。所谓帝国的往昔,再加上“雅利安人”的种族设定,让他坚信伊朗只可能属于西方列强的阵营。

巴列维并非个例,伊朗精英普遍陷在如此的幻觉中,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总是怀着文明优越、种族优越和帝国主义情结看待同地区的其它国家,怎能不引发邻国怀疑和反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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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在波斯波利斯举办的庆典,力图展示昔日的“帝国荣光”

我国网友往往追问,中东为什么不团结起来?从上面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中东经受西方长达两百年的殖民欺压,在精神层面上遭受的“占领”最难推翻,西方通过种族、信仰、历史叙事等等手段在中东人当中制造分裂,成功地让那里的不同群体彼此敌对与仇视。

西方俗版历史里的俄罗斯和中亚

在西方,对于波斯(伊朗)文明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版本,一版是穆老师文中所谈的那种历史叙事,实际上只在精英阶层中流传,乃“精英版本”;同时还有个“通俗”版本,用于愚弄大众,在此一版本里,“波斯”就是邪恶、凶残和野蛮的代名词。

俗版波斯史通过大众文艺点点滴滴地侵蚀人们的意识,其中的主要渠道就是好莱坞电影,典型如《亚历山大大帝》、《斯巴达三百勇士》。不过我想在本文简介两部老影片《成吉思汗,征服者王子》同《阿拉伯的劳伦斯》,由此展示西方在打造“东方”的图谱时曾经多么的精工巧做。

我已在文中引用过《成吉思汗,征服者王子》(以下简称“征服者王子”),那部彩色大片拍摄于1965年,在中国观众看来是忍无可忍的“大烂片”,情节胡编乱造,荒谬至极。然而该片其实用心深密,战斗力非凡。好莱坞电影涉及古代波斯时,往往只表现波斯与西方(希腊、罗马)的“文明冲突”,但“征服者王子”不同,其中的中心形象是“中华帝国”,在压轴部分出现了“波斯人的帝国”,呈现了两大东方文明的“差异”,这是很少见的情况,所以至今值得我们重视。

该片表面上演出了一串迪士尼卡通片般的幼稚情节,但那些幼稚的情节都带有重要内涵,在灌输西方学界打造的整套“欧亚大陆史观”(以下称西版欧亚大陆史观)。为此,影片毫无下限地伪造历史,把蒙古的位置篡改为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再把一些往昔的名称如蔑儿乞、塞人、满族,都说成是“蒙古的部落”、男主人公(即成吉思汗,因为影片剧情与真实历史几乎毫无关系,因此本文尽量只称为“男主”)的同胞,在那基础上,通过剧情与影像,传达西版欧亚大陆史观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内容:

在欧亚大陆的整条北方草原带都是游牧文明地带,另外,整个中亚也是游牧文明区域,而游牧民族与野蛮人(barbarian)是等义词。

影片非常恶毒,用各种精巧的艺术化手法展示,亚洲的游牧民族甚至不够“野蛮人”(barbarian)的水平,他们是些“野人”(savage),处于“原始的(primitive)”状态——电影借中国皇帝之口说出了这一定性。同时,摄影采用俄罗斯巡回画派的画风,剧组借助群众演员的形象和化(妆)服(装)道(具),故意引导观众把男主的同族往哥萨克上联想,成功地给世界人民催眠:俄罗斯人以及苏联广大疆域内的各民族都是原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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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结尾让一群貌似哥萨克的“游牧部落”向“中华帝国的征服者王子”长跪叩头不止,体现了西方人的复杂心态

最近中文网上有一段幽默的顺口溜“罗马正统在通辽”,“征服者王子”恰恰是采用了同样的手段,伪造如此的链条:苏联人=游牧民族=原始人。在那时的冷战背景下,美国会不择手段丑化苏联,不过,影片中的这种设置不仅是为冷战服务。相反,在西方的俗版欧亚大陆史以及俗版世界史中,俄罗斯人与中亚人几乎就是原始人,那乃是一项刻板化的设定,至今普遍刻印在西方人的意识里,让他们的种族主义歧视合理化,让他们无限度地敌对俄罗斯而理直气壮。

西方精英版史观里的中国

“征服者王子”的中心任务实乃宣扬“中央王国论”(近代西方汉学打造的一整套精英版伪中国史观),这就让该片很奇特,涉及到中国的部分,宣扬的乃是精英版西式中国史观,而对亚洲其他部分,却采用俗版西式史观,剧组全是人才,竟能将二者结合得天衣无缝。

影片回避了朝代,直接出现“中华帝国(Chinese Empire)”,一方面用尽手段贬低“长城以外”的整个亚洲世界,一方面疯狂吹捧“中华帝国”富有,华丽,文明,先进,表达了西方精英群体中存在的一种迷思:

“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中国人既使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做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美中关系”《白皮书》随附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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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未来的“征服者王子”初入“北京”的那一刻,展示在他面前的是灿烂绚丽的“文明世界”

然而,不要以为影片仅仅是在赞美中国文明。该片精彩地呈现了中央王国论的矛盾性:

一方面,对中国文明有着狂热的敬畏和爱意,近乎崇拜,而且有种莫名其妙的认同感;

一方面,对中国人充满恶意,全力污蔑和贬低,并且,完全没有办法掩饰西方人对中国的贪婪之心。

影片通过伪造男主的事迹,向全世界鼓噪如此的“史观”:

征服世界乃是神意,神会选定征服者去完成那项使命。然而,神意还决定,世界征服者必定不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不信那“唯一的真神”。可是,神意却做了一项设定,它创造了中华帝国,作为世界征服者的“孵化器”(影片中的台词)。就算是神选之人,也必须先想法“进入”中华帝国,完成文明化也就是中国化,然后才能获得中国的文明成果,有实力去征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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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再现”了男主“发布征服欧亚大令”的“珍贵历史时刻”,其时,男主的汗帐里是全套的中国大贵族生活陈设,以一把清代广式螺钿椅作为行军中的宝座。更重要的是,男主的衣上、汗帐上都遍布小龙纹,暗示他还只是一条幼龙——亦即,真龙还没出世。

为了完成这一宣传任务,剧情疯疯癫癫,先让男主在“北京”完成文明化,然后凭军功由中国皇帝给他赐号“征服者王子”,再安排他反出京城,打下中华帝国的一部分,随后才去征服天下。于是乎,男主从来没有背叛中华帝国,实际上他始终是以中华帝国亲王兼征远大将军的身份西征俄罗斯、南打印度。

西方俗版亚洲史里的波斯和阿拉伯

在男主打下“几乎全部亚洲”之后,花剌子模横亘在他征服的道路上,影片诡称花剌子模是“波斯人的帝国”,画面上显示的则是巴格达所在的两河流域。这样,波斯文明终于正式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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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里“中华帝国统治集团内部悄然相传的世界地图”,其中花剌子模以两河流域为核心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影片把波斯人塑造成“野人”,根本否认他们拥有像样的文明。该片让观众看到:

波斯是个草原帝国,没有城市,没有砖石建筑,国王——沙住在大帐篷里。该帝国没有农业,没有手工业,只有商业。波斯人之所以与其他游牧民族有些区别,仅仅因为地理位置优越,该帝国幸运地处于东西贸易的中枢位置,得以垄断贸易,因此单纯靠倒买倒卖变得异常富有。沙利用其庞大财富建立起军队,同时通过贸易联盟笼络各部落,控制了整个中亚和西亚。所以,波斯人虽然堆积了财富,却没有发展出文明,物质生活的水平很低,风俗野蛮落后,道德低下,沙招待贵客吃饭,直接让女儿们伺候,甚至把女儿们送给联盟首领,用以交换好处。同时,财富同贸易让沙及其臣民变得贪婪,懦弱,狡诈,残忍。所以,波斯帝国在文明程度上只比原始人高出一点点,但在道德品质上却比单纯的游牧民族还低劣,缺乏野蛮人那种清澈的勇气与淳朴的高贵。它与阿拉伯人和部分游牧民族联手,不断掠夺游牧民,把他们卖到远方当奴隶,因此,对于整个中亚与西亚来说,波斯帝国既让人畏惧,又让人厌恶,与所谓游牧民族都是世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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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里波斯沙的大帐,最右为波斯沙(国王),向左依次为他的两位波斯公主

在黑化波斯人的同时,影片还顺带一笔,让阿拉伯人作为奴隶贩子惊鸿一瞥。出现阿拉伯奴隶贩子的那一段落实在太过恶劣,借助银幕对阿拉伯人施加的那种侮辱实在让人无法复述。然而,同时,那两位阿拉伯人形象端正,气质尊贵,颇有威严,与沙的小丑模样形成鲜明对比。影片还通过二人所乘的坐轿等细节,给观众制造这样一种印象:阿拉伯人比波斯人文明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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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里的阿拉伯奴隶贩子,直观上就比波斯沙在文明程度上更高级

近年来,受萨义德的启发,国际知识界开始反省西方帝国主义如何“打造东方”,“征服者王子”提醒我们,近代西方视野里的“东方”并非铁板一块,西方文化界把东方分成一个个部分,细化之后再分别开展打造。于是,东方的各个部分都经西方赋予了自成特色的刻板印象,而非长有同一个模样。

西方俗版亚洲史里的阿拉伯与土耳其

“征服者王子”的主演为奥马尔·沙里夫,本为埃及演员,在1962年上映的《阿拉伯的劳伦斯》里扮演了重要角色阿里郎官,随着电影一起获得成功,从此成为唯一一位国际级别的阿拉伯明星。

《阿拉伯的劳伦斯》是一部光辉熠熠的艺术杰作,其魅力永不褪色。但是,同时,该片也是传播西式世界史的一件宣传品,在意识形态宣传和“战(略)忽(悠)”两项上都成果惊人。

影片可说是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绘画与文学的电影化,不仅在画面上每每让人想到德拉克罗瓦等浪漫主义大师的作品,而且内容上也全盘承袭浪漫主义的意识形态。剧情谴责英国人卑鄙地欺骗与利用阿拉伯人,牺牲阿拉伯人的利益,也承认阿拉伯人是他们所生活的土地的主人,貌似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思想拉开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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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对德拉克罗瓦式浪漫主义油画的复现,让一代又一代的欧洲古典美术爱好者热泪盈眶,灵魂激荡不已

然而,实际上,影片真正的主题是:

阿拉伯人与游牧文化、与沙漠共生在一起,沙漠与游牧决定了他们的“本性”,致使他们只能停留在沙漠游牧的文明类型里,不可能接受更高水平的文明。这就决定了他们与任何非游牧文明、非沙漠生活形态都只能是敌对关系,是一切其他文明的破坏者。正是阿拉伯人的这一特性,注定他们不可能进入现代化。

就这样,影片一如所有浪漫主义作品一样,巧妙地将西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合理化与合法化,如此给全世界洗脑:

对于阿拉伯人在近代遭受的一切不幸,西方帝国主义是次要因素,主要因素在于阿拉伯人的“文化本性”。

同时,影片还摆出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架势,宣扬文化多元主义,其内容为:

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文明并不是唯一标准,就算阿拉伯人的智力与道德都很“低下”,以至于没有能力掌握工业文明的成果,但他们不该因此而受到歧视和否定。他们的文明让人类文明丰富多彩,因此,就该任由他们停留在沙漠的游牧状态里,外人应该对他们宽容和理解,不要去强行改变他们,不要试图让他们接受现代化,成为现代人。他们永远地贫穷和落后,那是他们的常态,也是世界的健康生态。

一整套的花言巧语,其实是对阿拉伯人做了审判,判定他们不可能从西方人那里学习到现代文明。

为此,影片按照浪漫主义的模式,把片中的阿拉伯人塑造成“高贵的野蛮人”,一个个挺拔硬朗,眉目如画,端的是条好汉子,让人看了不由得喝彩。他们勇敢,豪爽,高傲,做事气派,但又残忍,狡诈,贪婪,极其愚昧无知,不认识纸钞、挂钟同雨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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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里,劳伦斯筹划出巧计,联合阿拉伯人攻下港口亚喀巴。胜利之际,老酋长奥达翻到了巨额纸钞却不明白其价值,非闹着要黄金。真实的历史却是,本是奥达想出了奇攻亚喀巴的妙计

让人愤怒的是,影片歪曲历史,把劳伦斯塑造成双重的受害者——一方面受害于英帝国的冷酷无情,一方面受害于阿拉伯人的愚昧野蛮。该片还有一层更为高明之处,那就是把劳伦斯与阿里塑造为彼此的受害者。剧情给我们洗脑:

整出悲剧的根本原因不是列强争霸,而是劳伦斯挑战上帝的意志。他试图单枪匹马“赋予”阿拉伯人独立与自由,把阿拉伯人拉进“文明世界”,这是违抗主的神意,所以他必然失败,而且,神借助土耳其人,给他施行了最残酷的惩罚。另一方面,他徒劳努力的过程让阿里接触到“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结果阿里失去了原本的纯净内心,不得不为阿拉伯人那些注定不可能拥有的东西——如民主——而奋斗,再酿一出悲剧。

不明历史真相的观众看完该片,普遍得出结论:“阿拉伯人真是扶不上墙。”可见该部艺术杰作在“战忽”上的深厚功力。然而,影片中还有更为恶劣的内容,那就是对土耳其人的污蔑。在影片的后半有一段土耳其军人正式出场的戏,剧组竟拿出了“舍不得劳伦斯就套不着土耳其人”的架势,致使影片忽然由杰作直线滑落为三级片,出现其中的所谓“土耳其男性”不仅模样丑陋,而且表情下流猥琐,一致拥有变态的兽欲。该片通过仅仅在一场戏里牺牲艺术水准,就把土耳其人塑造成非人的怪物,是些徒具人形的“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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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里的土耳其总督及其士兵

实际上,在上世纪,西方通俗文艺里有两项时隐时现的题材:阿拉伯人热衷强暴白人女性,而土耳其男性对西方白人男性充满兽欲。欧美对土耳其人的那种设定相当奇异,毋宁是反映了白人内心的某种特殊欲望。然而,该种莫名其妙的罪名却具有无比的杀伤力,在上个世纪让土耳其人的形象彻底“黑化”。说起来很难相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竟会遭到这样的污蔑。

投靠并不会换来认可

我们看到,在好莱坞的黄金时代,仅仅两部涉及“东方”的大片,就给出了俗版亚洲史观的完整拼图,不得不佩服当年西方文艺界的功力。

该幅拼图给亚洲各主要民族都指定了特定的形象同地位,他们不是野蛮人就是野人,其中,对土耳其人的定性最为恶劣,而波斯人仅仅比俄罗斯人和中亚人高出一点,但比阿拉伯人还差一截。唯一的例外是“中华帝国”,乃是整个亚洲独一无二的文明之光,是文明的本体。

让人感慨的是,1960年代,正是美国全面封锁中国的年代,新中国的处境空前艰难,但在反帝反霸的光辉事业上没有丝毫退缩。这反而让西方的明智之士敬畏又困惑,于是他们便捡起了“中央王国论”,用那套伪史观来帮他们在思想上和实际行动上脱困。美国当时占尽优势,但仍然被新中国逼得走投无路,只好不惜代价设法结束中美全面对抗,“中央王国论”本为精英群体独享的秘密知识,可他们不惜在一部宣传性大片里透露给全世界的百姓,正是为了即将采取的和解行动造舆论。

在同一年代,巴列维国王及其所代表的亲美、亲西方集团兴头正盛,不仅努力全面西化,并且坚信伊朗乃是西方集团的一员。然而,“征服者王子”却毫不客气地把波斯人呈现为懦弱而没有道德的“野人”,这种定位与片中的“中华帝国”形成鲜明对比,可见,主动投奔并不会换来认可,反倒是英勇抵抗有可能赢得尊敬。

如今已六十年过去,我们发现,两部大片凑出的“亚洲拼图”不仅大致未变,而且传染给了几乎全球民众。诚然,其中也有一些变化,像土耳其人的形象就有极大改善,相关的恶名被转嫁给了“极端分子”。然而,我们扪心自问,是不是心中有种印象,一旦出了东亚的地面,亚洲其余部分就是一整片贫穷落后的游牧区域?如果有这种印象,那么就该警醒,是接受了西方宣扬的“俗版亚洲史观”。

须知,在西方,自有一套“精英版中东史观”,有文化的人士都对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尊敬有加。1993年,其时还是王储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在牛津一场名为《伊斯兰与西方》的讲演上就明言:

“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从中亚一直到大西洋的海岸边,是一个昌明的世界,处处皆有学者与博通之士。”

然而,精英版史观只在统治阶级当中私相传授,藏着掖着,不到危机时刻不拿出来让普罗大众知道。

具体到伊朗,西方在精英层面上对其捧杀,在大众层面上对其打杀,那种屈辱真是太折磨人了,也许这种折磨就是一种控制手段吧。伊朗人如何走出西方强加的精神困境,成了该国知识分子面对的严峻考验,但似乎他们目前还找不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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