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追求本质知识为宗旨的西方政治学忽视道德灵魂层面的建构，给中国政治学带来怎样的机遇？
东亚在国家形成、地区秩序稳定上均不符合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东亚经验如何具有理论解释力？
概念自觉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关键，“祖赋人权”“政治势能”等原创性概念体现了怎样的特色？
政治学议题的设置中为何不宜过度追逐热点话题，如何检验议题设置可否推进政治文明进步？
“政治学·新知”跨年讲自2024年12月26日开启后，2024年内连续五晚高频推进，让围观者越来越认识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下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多面向，而业内者则是感同身受那些构建标识性概念、原创性原理中的共性话题，29日和28日，四位业界领军学者唐士其、刘丰、陈井安、张明军看似“散文组合”，分享主题各不相同，却是殊途同归都指向了真问题。
“政治学·新知”跨年讲由策划者佟德志和天师大同人积极传播，得到极大呼应，图为不同时刻的传播和直播分享
中西思想比较：以中国传统政治学之长济西方思想之短
中西融合几乎是所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所追求的目标，为何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上必然要走这一步呢？北京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唐士其的分享就从中西方对知识的不同理解这个源头说起。其结论是，西方近现代政治学深受科学主义影响而追求普遍适用的知识，它能捕捉到人类行为的一部分规律——特别是那些与生存和利益相关的方面，但对于道德和伦理层面的行为则显得力不从心，无法体现人的精神价值。因此，中国的新政治学可以追求既具有普遍意义又能够反映人类道德层面的新空间。
长年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唐士其在比较中剖析。西方思想方式的特点可称为本质主义，其认为真正的知识是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柏拉图认为本质是不变的型相，要穿透变化看到不变的根本点。由此形成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强调逻辑在知识发现中的重要性，“逻辑是发现知识的途径和手段，也是正确知识的标准。”因此，西方哲学传统要求知识具有普遍性、不变性、确定性和客观性。亚里士多德定义科学为对普遍和必然事物的把握，强调了知识的确定性、本质性、逻辑性和可重复验证性。
反观中国思想则重视知识的具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中国思想强调一切皆变，变中有不变，矛盾统一，也强调语言的局限性和对时机的精准把握。唐士其提醒，“中国中医的经络学里的复杂性和逻辑性未必比黑格尔的逻辑学低，因此并非中国思想不能追求西方式的知识，但它并没有把这种认识方式运用到政治上来。”
思想的差异塑造了政治知识的不同特点。唐士其指出，中国强调使用历史方法，因为历史知识是关于个体的知识，并且是可变的知识。中国也强调关于可能性的知识，这在科学知识追求必然性和确定性时往往被排斥。
然而，“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理解与他对科学定义相矛盾”。唐士其分析，亚里士多德将政治视为实践的一种方式，但在实践活动中，主体和对象都会变化，“因此在政治中追求确定不变的知识是不现实的。政治知识可能是个体的、可变的，也是关于可能性的。”
又为何说西方近代政治学忽略了道德和伦理层面呢？唐士其举例，亚里士多德将人的灵魂分为三个层次：营养、运动和理性；霍布斯的政治学能很好地解释前两个层次的行为，但在第三个层次上存在不足，因为它忽略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价值。对于无法体现人的灵魂价值这一点，西方近代思想家如狄尔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都试图予以补救，提出建立一种能全面反映人的实际状态和价值的“严格科学”，直至后现代理论也关注人的个体性和差异性。但这些努力并未真正获得成功。
由此，唐士其提出建立中国的新政治学。她将具备两个特点。其一是保留西方政治科学中那些已被证明有效的理论框架和技术工具。比如关于权力集中与分散、制约与平衡的基本规律那样一些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的发现；其二应该关注实践性的知识，因为只有通过实际操作才能验证并证明这类知识的真伪。正如王阳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社会的独特追求求和价值观。“还需要结合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问答法等方式来进行表达，从而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元的知识形态。”
东亚经验：当根植于欧洲和西方的经验缺乏普遍解释力时如何寻求共性
延续中西比较的视野和路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刘丰以东亚经验为案例来探讨地方知识如何上升至普遍意义，从而实现理论创新的突破。
主流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基于欧洲或西方的经验和理念，刘丰认为，它忽视了对于东亚历史和现实中的经验现象的探讨，限制了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和解释力。他引用哈佛大学江忆恩教授的见解，认为这是主流理论的“数据偏差”和“遗漏变量偏差”所导致。
东亚经验的独特性为何会对理论创新具有潜在贡献？他以在国际学界已经受到关注的三项研究成果为例。其一是关于国家形成的反思。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强调战争在国家形成中的核心作用，国家的形成有三个重要指标：中央集权、官僚政治、领土控制。但东亚国家的形成并非完全依赖战争，而是通过模仿和学习来实现，如古代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效仿，推动了中央集权、官僚政治、领土控制等国家要素在这些国家的快速形成。
其二地区结构差异。美国学者许田波曾提出“为什么中国走向大一统，欧洲维持分裂”。她的回答是，中国的统一得益于支配性逻辑和自强型改革如秦国变法，而欧洲则因均势逻辑和相互牵制未能实现单一强国的主导。比如西欧的政治体在激烈的战争和冲突中更多采取的是“自弱型改革，”未能强化国家的控制能力。
其三地区秩序与战略行为。美国著名东亚研究学者康灿雄的一个核心论断是，历史上的东亚是等级体系，在西方进入东亚之前，东亚维持着中国的一种主导地位。“等级制度或体系并未引发对霸权的挑战，反而有助于维护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Chin-Hao Huang 和康灿雄《东亚模式》（左），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中），康灿雄《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右）
值得思辨的是，当纳入历史经验的时候，是寻找共性还是寻找特性？基于欧洲的经验和理论当作普遍知识时，会缺乏理论的解释力，这样的弊端如何避免？
由此，刘丰指出，探讨东亚经验时应关注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议题，比如，探讨国家形成路径时，发现传统战争驱动理论的局限性后，是否可以提炼出国家形成有哪几条典型的路径？地区秩序安排可能有多种方式，不仅限于均势或等级制度的对立，还应该考虑在两种对立形态之间的中间或过渡类型。与此同时，也应该关注一些特性问题，例如朝鲜、越南、日本对中国制度的效仿行为在路径、速度、方式和效果上为何存在差异。
在做类似研究时，刘丰提醒要注意概念的准确性和相通性，比如，使用东亚历史概念时，需要确保其与现代政治学概念的相通性，以便更好地进行理论构建和解释；在研究广泛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时，需要考虑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和采用比较方法。所以，东亚经验不仅对本地区有重要意义，也为全球社会科学理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启示。
他认为在研究中应该超越个体经验，在一定基准之上推动不同地区的历史经验进行比较和对话，以便更准确地理解不同地区经验之间的差异和共性，提高理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概念自觉：衔接实践与理论的关键，能准确反映复杂性和多样性
东亚案例的解析获得了很大的共鸣。如何提高理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是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的关键所在，四川省社科院原党委副书记、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陈井安研究员提出了“概念自觉”这把钥匙和核心任务。
在陈井安的理解中，理论解释力和适用性，是指一个理论体系对现实中某类想象存在及其运行演变规律的分析体验和产生的能力，简单说，就是能说清楚一个现象。没有解释力的理论必然没有生命力。“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既要能解释中国实践为何能创造出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稳定并行的两大奇迹，也要能解释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
尽管中国政治学是从借鉴西方政治学理论起步，拿来主义应用至上不可避免，所以处于知识生产的下游和末端，但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下，在概念自觉上作出努力的同行也大有人在。陈井安举例，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既是社会学概念，也是政治学概念，是相对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而言，精准地勾勒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以血缘和地缘为经纬的中国人的关系结构。“既是社会学引用频率最高的学术概念，对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和基层政治结构提供了深刻的解释力。”
当下的政治学中，徐勇教授的“祖赋人权”，与西方建构的“天赋人权”相对应，祖赋人权基于人类最古老最原始的血缘理性而生成，强调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为政治学开辟了新路径；“政治势能”概念阐释了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高位推动现象，丰富了中国的政治学的理论内涵；“政治统合”概念，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多元主体合作行为以及中国的治理结构中的引导统领规划和整合作用，为解释中国基层政府的运行机制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
陈井安提到近期课题组在四川西部的民族地区进行调研，在研究公共服务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即公共服务和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感知—满意—认同”的逻辑链。“我们准备从概念发现的角度开展更深的探索。”
在理论反思中获得概念自觉，在实践创新中建构基础性、标识性概念。对于这样一个目标，陈井安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概念自觉与理论的原创性。中国的政治实践可以提供最丰富的土壤。二是概念自觉与开放度。如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具备三个来源，中国政治学也不可能完全另起炉灶，它兼备政治学理论的共性，“要勇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并予以丰富发展。”三是概念自觉与实践经验的提升。陈井安提出要遵循“案例—概念—理论”的逻辑链条。对于代表性和典型性案例的选取，需要具备科学的方法来支撑。“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概念才能发展为理论，它能确保从中抽象出的概念能够准确反映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比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枫桥经验，中华民族共同体，等。”
“概念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是打通两者的关键，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学，没有解释力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没有原创性的理论是教条的，没有开放性的理论是僵化的。”
议题选择：推动政治文明进步是目标，增加知识贡献度是宗旨
尽管跨年演讲的学者彼此之间并没有做事先严密的话题沟通，第四讲的三位学者显出了高度的一致认识，分享了处理外来与本土，地方性知识提升至普遍意义中的若干要点。第三讲的张明军教授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他的主题《政治学研究议题的选择》从另一个角度策应了这组探讨。“政治学议题的选择，不是为了建构体系而选择，而是为了推进政治文明进步而选择。”因此，张明军提出了兼顾系统集成的议题选择思维方式——高度关注基础知识的研究，重视现实政治实践的重大问题的思考。
张明军提出了五个维度分析来实现议题选择，即知识基础、实践问题、社会热点、系统集成、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其中，在基础知识框架上，他认为议题的经纬仪焦点应聚汇在经典的核心问题上，诸如权力、权利、民主、制度、文化、政党、政府等老范式，“仍然具有常思常新的意义。”在实践问题上，制度结构、制度生态、制度绩效等制度问题仍然是未来中国政治学议题首选之一。
张明军尤其辨析社会热点的选择，他提出无论是因政策调试导致社会民众利益变革导致，还是政治精英任务的思想主张引发，或是重大事件彰显的价值观冲突或公平正义问题引起，热点都有突发性、时限性，终会变为冷点。“不应成为研究者追逐的主要选择方案。”因为会导致两种消极后果，一是放大政治学研究中的投机行为，忽视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真问题、难问题、大问题力量的减损。二会导致政治学研究中学术积淀的浅薄，会极大降低基础知识的创新性和现实问题的解决。
对于政治学自主知识的形成，张明军认为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是必要条件即政治文明成果的先进性，如何判断？本国社会民众对此的认同，和世界政治学共同体对此的认同。其二是充分条件，政治文明发展的特色性。对其政治实践经验的总结、概念的提炼、原理的构思、理论的设计而形成的知识体系，“才能彰显自主性。”
由上分析，张明军提出，政治议题的选择是政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直接决定着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其研究成果会深刻影响政治发展的理论指导作用和对自主知识体系的贡献度。
张明军富有逻辑的论述赢得了第三场主持天津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宋林霖高度赞许，她介绍，主讲者近两年围绕实践政治学、民生民主等经典话题不断在展开理论研究，例如中国共产党会议类型与民主之间的逻辑关系。
本稿的四位学者的分享充分显示了理论思辨的浓度，话题也是政治学界或是哲学社会科学绕不开的本来与外来关系，地方知识与普遍知识关系的具体展开，面对这些自主知识体系中政治学理论构建中的难题，令人欣慰的是，这条漫长道路上已有诸多亮点在鼓励着同行前行。而至本文，2024年度的跨年演讲报道全部结束，24位主讲和5位主持悉数彰显了思考度；2025年的三期，集中聚焦“新知”中的新学科，演讲者的年龄也普遍往下降，政治学随着实践展现出的拓展性，宛如中国“两重”的建筑工地的热火朝天，让听者心潮澎湃，期待下一篇报道中的他们与它们（新学科）。
林晓彤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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