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实施力度，向市场释放充足流动性，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引导金融更好地支持服务实体经济。2025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与其他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打好政策“组合拳”，更具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并将支持服务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为提振消费创造更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2024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等新情况、新问题，中国人民银行果断出手，不断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从总量、结构、价格等多个方面加大货币政策调整优化，向市场发出了明确的政策信号，有力有效地提振了信心、稳定了预期。
在总量方面，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各0.5个百分点，释放长期流动性约2万亿元。同时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创新推出国债买卖、买断式逆回购等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如12月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国债净买入3000亿元，保障岁末年初金融市场平稳运行。2024年，我国银行体系贷款余额突破250万亿元，广义货币（M2）余额突破30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余额突破400万亿元。
在结构方面，设立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1000亿元，并将普惠小微贷款的认定标准放宽到不超过2000万元，引导金融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精准滴灌。11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3.87万亿元，同比增长12.8%；专精特新企业贷款余额4.25万亿元，同比增长13.2%；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2.21万亿元，同比增长14.3%。上述重点领域的贷款增速均明显高于一般贷款增速。
在价格方面，多次降低政策利率，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和债券市场融资利率下行。一年来LPR下降三次，其中1年期LPR从3.45%降至3.10%，下降35个基点；5年期以上LPR从4.20%降至3.60%，下降60个基点，降幅均为历年最大。随着LPR多次下降，贷款实际利率明显下行，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显著降低。数据显示，11月份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45%，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为3.08%，均处于历史低位。
与此同时，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进一步畅通。7月起，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取代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利率，成为主要政策利率，利率调控机制不断完善。同时，人民银行支持优化金融业增加值季度核算方法，治理资金空转；整治“手工补息”，引导存款利率下降，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汇率方面，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特别是2024年9月下旬以来，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一揽子增量政策，较大力度实施降准、降息，大幅度优化调整房地产金融政策，创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和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两项工具，鼓励长期资金入市，促进楼市、股市止跌回稳，市场反应积极正面。可以说，2024年货币政策调整优化力度超市场预期，为近十年来最大，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是适度宽松。
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5年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关于货币政策基调，从松到紧依次是：宽松、适度宽松、稳健、适度从紧和从紧。上一次使用“适度宽松”来定调货币政策，是在2008—2010年间。当时，为了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11年开始，为了防范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我国货币政策重回“稳健”，并一直坚持到2024年。
当前，我国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有效需求仍显不足，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与此同时，美国等欧美发达经济体步入降息周期，货币政策转向宽松，我国货币政策加大调整的空间更大。因此，时隔十多年之后，我国货币政策基调由“稳健”重回“适度宽松”。“适度宽松”仅次于“宽松”，将有助于加强预期管理，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这表明我国宏观调控基调发生重大变化，意味着货币政策正在转向。
具体而言，2025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或将朝着三个方向持续发力，更具前瞻性、有效性、针对性。一是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超常规地进行预调，让政策调整走在市场曲线之前，助力宏观经济熨平周期波动和外在冲击，彰显前瞻性。二是继续实施降准降息。2025年可降准0.5-1个百分点，下调政策利率50个基点，引导LPR非对称下降25-40个基点，从而在总量上保障流动性更加充裕，在价格上适度降低成本，增强有效性。三是运用好存量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必要时创设新的工具，引导和支持金融机构做好“五篇大文章”，特别是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消费金融等支持，体现针对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25年九项重点工作任务，第一项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同时部署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因此，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重点应从投资转向消费。这既是我国经济增长驱动力量发生变化后的必然选择，也将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新动能增长，为2025年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改善奠定基础。
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表明，发展消费金融对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助力商家扩大经营业绩等具有积极作用。2025年应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强化金融加大对促消费、扩内需的支持服务。近期，人民银行多次表示要加强对提振消费的支持，如2025年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促进消费的金融支持力度。这表明金融管理部门将采取更多政策措施，支持加快发展消费金融，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居民消费领域。
下一步，可以研究出台加强对消费金融等领域的支持政策。笔者的建议是：
1.创设支持提振消费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发放消费信贷的金融机构给予更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合理调整消费信贷（包括信用卡）的实际利率和费率。
2.阶段性降低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授信的资本占用和风险权重，并不断丰富金融机构处置消费信贷领域不良资产的手段，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减轻发展包袱。
3.拓宽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多元化融资和资本补充渠道，支持消费金融公司上市，增强资金和资本实力，提高消费信贷投放意愿和能力。
当然，提振居民消费的根本之策是稳定居民工作，提高居民收入。因此，还应采取更多政策措施，从根本上激发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当前，可以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修订，将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至每月10000元；继续降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税负，并规范税收征管等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2024年三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下滑至1.53%，处于历史低位。如果LPR下降速度过快，银行息差缩窄压力过大，不利于银行保持自身发展的稳健性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持续性，进而可能影响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我国金融业以银行业为主。在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力度加大、农村信用社及村镇银行重组加快的背景下，保持银行体系安全和稳健至关重要。货币政策加大实施力度，要统筹兼顾，坚持法治化、市场化原则，在稳增长、促消费、防风险等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切不可用力过猛、矫枉过正。因此，建议2025年LPR降幅保持在合理范围，并与政策利率实行非对称下降，即政策利率下调幅度大于LPR下降幅度。同时，银行应加强精细化管理，通过采取下调存款利率、压降隐性费用等措施，进一步降低各类成本。
货币政策的作用，终究是“有效但有限”。特别是在经济下行阶段，由于利率弹性较低，持续下调利率对消费和投融资规模的影响并不强，而且边际效用递减。从日本的实践看，长期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并未能有效刺激经济增长。因此，无论是扩大有效需求还是防范化解风险，都需要以更大的格局、更宽的视野，采取更多有力有效的措施，而不只是寄希望于货币信贷政策。2025年，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等应加快、加大调整优化，非经济性政策应主动保持与经济性政策取向一致性，各类政策协同发力，形成合力，打好政策“组合拳”，发挥好政策集成效应，努力促进经济恢复回升和高质量发展，从根本上稳定经营主体信心、激发市场有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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