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同志关怀部队机要工作
左金祥 管 谦等
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我们敬爱的老首长——粟裕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回想起在他身边工作的日子，我们的心情难以平静，悲痛与怀念交织在一起，无限的哀思充溢在心头，难忘的往事不停地在我们脑子里重现。
关心机要工作 重视机要保密
皖南事变前后，我们先后被选调到粟裕同志身边做机要工作。记得我们刚到机要科，粟师长看到我们这些朝气蓬勃、脸上带有几分稚气的年轻人，便和蔼地对我们说：“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光荣的机要战士了，你们虽然很年轻，可肩上的担子不轻啊！”接着又郑重地对我们说：“机要工作是党的咽喉、命脉，是我军的生命线。我们作战指挥，上报下达要靠机要部门，你们的工作出了问题，将会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党把这样重要的工作交给你们，你们一定要完成好！”听完师长的话，一种强烈的信任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我们暗暗下定决心，一定不辜负党的希望，做一个称职的红色传令兵。
粟裕同志身经百战，战功卓著。长期的戎马生涯，残酷的战争经历，使他积累了极其丰富的作战经验。他常常用战争实践经验告诫大家，为保证作战指挥的畅通无阻，机要部门的安全至关重要。失去了机要部门，失去了通信联络，指挥机关就等于失去了耳目。削弱了机要工作，就无法保证作战命令机密、及时、准确地传递，如机要人员出了问题，后果更难设想。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粟师长明确指示：“任何时候，机要科的位置必须靠近首长。”每到一个宿营地，粟师长总要亲自告诫管理部门，机要科的驻地一定要安全、隐蔽，并要警卫连派出卫兵警戒。部队驻下后，师长又亲自来机要科察看，唯恐我们的工作有隐患。在那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粟师长无论工作多么紧张，自己拟草的重要电报，总是亲自送到机要科。电报发出后，又亲自来机要科询问，是否有了回音。师长还经常叮嘱我们：“密码一定要保管好，绝对不能丢失。备用的、现用的要分开，随时准备应付紧急情况。”
在那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的艰难岁月里，我们机要科在粟师长的精心安排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坚强的战斗实力，保障了作战指挥的畅通无阻。一九四0年夏天，新四军二支队从江南挺进江北，整个部队的行动计划是：夜间强行军，冲破敌人的封锁线，通过宁（南京）武（武进）公路，然后过江。粟裕同志考虑到机要人员年纪小，体力差，还有一些女同志，如果同大部队一起行动，有可能掉队而发生危险。于是，粟裕同志亲自布置，严密组织，并指定一名参谋负责，借来老百姓的衣服和雨伞，让机要人员化装成老百姓，又指示我们化整为零，两人一组，分散行进。下午，我们机要科按照首长的布置，头顶斜阳，捷足先登，顺利通过了封锁线，安全到达指定地点。
一九四三年秋，为粉碎敌人的残酷“扫荡”，部队频繁转移，伺机消灭敌人。一个风清月明的夜晚，部队乘木船偷渡苏州附近的运河，忽听得一阵急促的枪声。糟了！敌人发现了我们的行动。只见河岸上敌人的碉堡口喷射着凶恶的火舌，一排排子弹从我们耳边呼啸而过，打在水面上发出“哧哧”的响声。我们的部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力抢渡，机要科随指挥机关渡过了河，敌人的枪声还响个不停，子弹打在河岸的石头上放射出耀眼的火花。在河岸的公路上，我们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月光下踱来踱去，走近一看，原来是师长，只见他双眉紧锁，但又显得沉着而镇定。我们立即问道.“师长，你怎么还不走？”他答道：“部队还没全部过来，我一走，大家慌了怎么办！”同时又命令我们急速前进，迅速离开枪声密集的河岸。我们的师长在这情势危急的时刻，总是置自己的安危而不顾，心里时刻装着我们的部队，装着我们机要人员。师长身先士卒，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粟裕同志非常关心机要科这个战斗集体和战时机要人员的安危。一九四一年农历腊月，临近年关，我们机要科有位同志的手腕上长了个疖子，感染后，红肿化脓，整个胳膊肿得老粗，疼痛难忍。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军医在手术前，竟做了全身麻醉，致使病人两天两夜昏迷不醒，师长十分着急。这时，部队正准备出征讨伐伪军李长江部，卫生部意见要送后方医院治疗。而后方医院也经常受到鬼子的骚扰袭击，伤病员很不安全。再则，脱离了部队，治好了伤，不知能不能及时、安全地返回机要科。基于上述种种考虑，粟师长坚决不同意病人转送后方医院，斩钉截铁地说；“他不能离开部队，部队到哪里，我们就把他带到哪里！”在粟师长的关照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这位同志随部队出发了，不久恢复了健康，很快又投入了紧张而繁重的译电工作。
艰苦的战争年代，斗争是残酷而复杂的，常常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一九四七年，莱芜战役结束后，我们三野司令部撤到坦埠附近休整。一天中午，敌人突然出动三架B—25、六架B-51轰炸机，直飞我司令部上空狂轰滥炸。顿时，驻地硝烟弥漫，火光冲天，乱石飞溅，我们指挥机关面临着严重的危险。这时，机警的警卫员推粟裕同志进防空洞，粟司令员大声喊道：“不要管我，快去看看机要科，如果机要科炸掉了，我怎么指挥部队！”敌轰炸机刚过，地上仍一片硝烟，粟司令员踏着瓦砾废墟，大步流星地来到机要科，问我们有没有伤亡，密码有没有损失，对如何做好善后工作做了许多重要指示。敌机突如其来，直至我指挥机关上空，一定是敌人掌握了确实情报，而敌人的情报从何而来呢？粟司令员担心我们的密码是否出了问题，被敌所破，当即指示我们对密码进行严格检查，让我们把密码送到有关单位鉴定、检验。鉴定结果，我们的密码是可靠的。后来证实，敌人的情报是从逃出的俘虏口中得到的，粟司令员这才放心。
谆谆教导 循循善诱
粟裕同志十分关心机要人员的成长，特别重视对机要人员在思想、工作、学习上的引导和教育。他的亲切教诲，给人以鼓舞和力量，令人终生难忘。
我们机要科的译电员大都十七八岁，有些只有十五六岁。不少同志是从战斗连队选调而来的，离开了炮火硝烟的战斗前线，来到机要科，开始，对那严格的纪律约束，高度紧张的脑力劳动很不适应。一九四一年夏天，机要科又调来了几名新同志。几天之后，师长关切地问几位新同志：到机要科以后感觉怎么样，适应不适应？有一位新同志说，“我感到拿笔比拿枪还沉。”师长觉得话中有音，过了片刻，便语气平和地说：“拿枪是打仗，拿笔也是打仗。你们把作战命令发到各个战场，战士们勇敢地消灭敌人，这不都是打仗吗？没有指挥机关的统一指挥，没有你们的辛勤劳动，光有千军万马也不行啊！”刘炎政委在一旁接着说：“我和师长现在也是拿笔打仗哩！”师长又拍着这位新同志的肩膀，满怀希望地说：“小同志，你要急起直追啊！”师长的一席话，说得这位新同志脸上火辣辣的，心里热乎乎的，不禁惭愧地低下了头。在场的同志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在一段时间里，我们机要科由于工作需要，要求大家熟读《今古奇观》和《联共党史》两本书。我们这些年轻人，思想单纯，好奇心强，有的只爱读故事性、趣味性强的《今古奇观》，不爱看《联共党史》。粟师长知道后，和蔼地对我们说：“《今古奇观》要读，《联共党史》更要读，我们是革命战士、机要人员，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心中要有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啊！”
工作上，师长对我们要求严格，又经常苦口婆心地帮助、指导我们。每次战斗打响前后，万分火急的“即刻到”电报纷纷而至，当我们进行抢译时，师长有时站在一旁，我们译一个字，他看一个字，并小声鼓励我们：“不要急，要沉着。”一次，我们翻译的电文中，有“内线转外线”一词，这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呢？正当我们为难的时候，师长来了，他结合我军战场作战的实际，深入浅出，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解了毛主席“内线转外线”的伟大战略思想。接着，他又告诫我们：“工作中要善于积累知识，做有心人，这样才能适应新的情况。”还有一次，我们收到地下党发来的一份电报，其中有“秋祺”二字，由于我们见识少，缺乏古文知识，以为错了，于是反复校正、成全，也没有结果。我们跑去问师长，师长立即肯定地说：“对的。”又耐心地给我们进行了解释。最后，师长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小同志，你们还要抓紧学习啊！不仅要学政治，还要学文化、学军事，用知识武装头脑，人才能变得聪明。”师长的话，使我们心里很不平静。是啊，我们文化水平太低，知识面太窄，工作也受影响，不抓紧学习确实不行啊！从此，我们机要科利用战斗间隙，工作之余，自觉看书学习，刻苦钻研业务，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日渐提高。
过了不久，我们机要科借来了一本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大家争相传阅。师长知道后非常高兴，特意派王少进同志就如何阅读这部小说，如何认识保尔等问题，给我们进行辅导。师长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要学习保尔的精神，在革命队伍里百炼成钢。”接着，他又在我们的笔记本上亲笔题词：“炼成钢铁如保尔，莫做浮草似罗亭。”我们捧着笔记本，头挨头地围在一起，端详着那墨迹未干的题词，心里是多么激动啊！从此，这两句话成了我们的座右铭，深深地铭记在脑子里。这个笔记本随我们转战南北，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每每看到它，心里总是热乎乎的。它一直激励我们以保尔为榜样，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
言传身教 为人师表
我们在粟裕同志身边工作，他从来没有居高临下地对我们进行空洞说教，也没有板起脸来训人。而他的言传身教，为人师表，有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潜移默化着我们的思想和作风。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一天上午，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师长穿着整齐的粗布军装，满面春风地朝我们机要科走来，只见师长眉宇间闪现出兴奋的神采。我们不禁欣喜地问：“首长，今天有什么喜事这么高兴？”师长喜形于色地说：“今天是我入党十五周年纪念日。”接着给我们讲起他参加革命后的经历。粟师长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红军时期，在一次反“围剿”战斗中，英勇负伤，一个战士把他背到老乡家里，是苏区人民冒着杀头的危险，把他掩护起来。老乡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精心治疗、护养，使他很快恢复了健康，重返战斗岗位。师长深情地对我们说：“是党指引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是苏区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党的教育，人民的抚养，我终生难忘啊！”听到这里，我们的眼睛都湿润了。师长对党的纯朴感情，对人民的深厚情意，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教育了我们。
机要部门的电报质量问题，是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战争年代，我们常说：“一字之差，人头滚滚。”我军历史上记载着许多血的教训。师长经常强调电报质量，告诫我们一字一码也不能含糊。使我们受教育最深的是，师长用他那严谨的、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来影响我们。一九四四年春，在车桥战役中，师长起草了一份作战命令亲自送到机要科。电报发出后，前线指挥员迅速部署部队，集中兵力打击敌人，战士们英勇杀敌，愈战愈勇，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战斗结束后，指战员们欢欣鼓舞，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这时，师长来到机要科，开门见山地说：“上次发的那份电报，第二页中有一个字不妥，你们把原稿给我看看。”看到师长那严肃认真的样子，我们既惊讶又感动。师长之所以足智多谋，勇敢善战，正因为他有如此精益求精，严谩细致的作风，这不正是我们机要人员所必须具备的作风吗？
关怀备至 体贴入微
在那漫长而艰苦的战争年代，粟师长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员，有多少事情需要他决断处理，有多少战机需要他去捕捉，有多少战斗需要他亲自指挥啊！而我们机要人员的衣食住行、饥寒饱暖也牵动着师长的心。在反“清乡”反“扫荡”的残酷斗争中，我军日夜同日伪军队周旋，频繁的撤退、转移，机要部门的工作更加紧张艰苦。部队开始转移了，我们还在紧张地工作，发完了最后一份电报，才能跟部队匆匆前进。经过急行军或长途跋涉之后，部队休息了，机要人员顾不得饥饿和疲劳，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师首长最能体谅到我们的甘苦，为了减轻机要人员的负担，师首长决定，给机要人员派运输员挑背包，我们只背密码，后来又给机要科配备马匹驮背包。行军途中，师长还经常把自己的马给我们骑，而他自己却徒步前进。有时师长还亲自驾驶缴获的汽车，送我们到目的地。每到一个宿营地，师长总是不顾自己的劳累，亲临机要科看望我们，督促我们睡前一定要洗脚，以尽快消除疲劳。有一次，我们科有位小同志因行军过度劳累，一到宿营地，躲在地铺上就呼呼睡着了。师长发现后，亲自把他叫醒，让他洗脚后再睡。我们机要科的特点是，夜间工作多，常常是通宵达旦，夜以继日。深更半夜，师长经常让警卫员给我们送来夜餐，有时送来糖果、荸荠等，使我们感到格外温暖。有时深夜，师长还亲自来看望我们，见我们睏了，教我们用冷水洗头，休息片刻再干。由于频繁的转移，紧张地工作，机要人员的吃饭时间也常常得不到保障。一次，部队正要出发，而我们机要科刚开饭，大家端着一碗碗滚烫的稀粥，无法下口。我们本想三口并作两口，吃完赶路，可是心里越急，越是烫得不行。师长见此情景也乐了，笑着对我们说：“吃稀饭也要讲究方法呐！怎样才能争取时间吃得快呢？你们不要在碗里上下乱搅，先从上面一层一层地用筷子剥着吃，面上的一层吃完了，下面的一层又凉了。这样才吃得快。俗话说心急喝不得烫稀粥嘛！”师长教的方法真灵，不一会，我们碗里的稀饭吃完了，与首长一道踏上了征程。
师长待人真诚，谁有困难，他总是主动关心，解囊相助。一九四三年春，机要科俞侠同志的家在上海宝山县，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日伪残酷的“清乡”、“扫荡”，使他家里一贫如洗。不久，他父亲病逝，失去了一家之主，日子更难过了。粟师长不知从哪里知道这一情况后，通过上海地下交通，几经周折，转送给俞侠同志家里两千元钱（法币），使这个贫困的家庭，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上海解放后，俞侠同志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家人谈及当时寄钱的事，俞侠同志茫然了：“我没有寄钱呀！”这时全家人都迷惑不解。俞侠同志回到部队，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经过多方调查了解，才知道，原来悄悄托人捎钱的，竟是自己的老首长粟裕同志。
和蔼可亲 平易近人
粟裕同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们同他在一起无拘无束。我们常常亲切地叫他“4725”首长（“粟”字的明码电码），“4725”来到机要科总是谈笑风生，他用浅近的比喻，生动的言语，讲解人生的意义和革命道理。他有时给我们讲战斗故事和战争形势；有时和我们闲谈，天上地下，风土人情，无所不及。大家都愿接近他，都愿同他在一起，工作之余，只要师长一到机要科，大家就把他围在中间，要他讲这讲那。对于我们的要求，师长从不推辞。记得一个月光如银的夜晚，师长来到机要科，给我们讲战斗故事，当我们正听得入神的时候，师长忽然话题一转，一本正经地讲道：“曹操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要过一个独木桥，等他八十三万人马都过去了，我再接着给你们讲。”说完起身即走。我们明白了，首长有事，但师长的风趣、幽默，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粟裕同志意志坚定，胸怀坦荡，无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经常看到，师长的办公室里，上上下下到处挂满了地图。他不分昼夜地工作，常常在昏暗的油灯下，阅读电报，对照地图，拟草作战方案，迎来黎明的曙光。可是白天，师长还是精神饱满，孜孜不倦地工作着。战斗间隙，工作之余，总是和我们一起有说有笑。师长兴趣广泛，爱好颇多，唱歌跳舞、游泳、打排球、骑摩托车、开汽车等，样样都会。师长经常和我们一起娱乐，一起做游戏。为了支持我们的娱乐活动，师长还亲自送给我们一把京胡和一个京剧本子。有一次，我们到师长的住处，发现师长的桌上放着一张歌片，我们中间有个女同志问道：“师长还会唱歌？”师长装出不服气的样子说：“哦，只许你们小鬼唱，就不许我唱？”说完放开嗓门，唱了两句，然后开怀大笑，我们也被逗乐了，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战争虽然残酷，革命纵然艰苦，我们和师长在一起感到无比快乐。有人说机要工作单调、乏味，而我们在师长身边工作感到生活充实，工作有意义。在那血与火的战争年代，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和困难，我们都以笑脸去迎接。就是在这革命的大家庭里，我们与师长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师长离不开我们，我们更离不开师长，师长几天不来机要科，我们格外想念。师长重视机要保密，关心爱护机要人员，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是他把党的温暖送到了我们每个机要人员的心坎上。我们同师长的感情，是同党和人民的感情融合在一起的。有个译电员回顾自己的成长与进步时，百感交集，发出了肺腑之言：“生当陈粟的兵，死做陈粟的鬼。”这种对党，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纯朴感情，反映了我们的共同心声。
“活着的要记住，死了的也要记住”
全国解放后，我们都相继改行，大都分散在全国各地，但身居要职的粟裕同志，一直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机要人员。一九五0年，粟裕同志在苏联疗养，回国时利用自己节省的疗养费，给国家体体部门买回了一批器材、用品，同时给我们一部分机要人员带回了珍贵的纪念品。一九七二年秋天，俞侠同志因病住进海军总医院，一天下午，粟裕同志突然出现在病房，医护人员不解地问：“首长，您找谁？”“我来看望俞侠同志。”首长笑着答道。然后坐到俞侠同志的病床前，仔细询问病情，安慰他安心养病，问他有什么困难等。这样一位久负盛名的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百忙之中来看望一个普通病人，使命侠同志感动得热泪盈眶。
建国后，我们同粟裕同志见面的机会少了，每次遇上他，他总整是问长问短。当他得知我们当中谁取得了成绩，有了进步时，他总是十分欣慰，勉励我们戒骄戒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做出新贡献。
一九五九年，粟裕同志出差到广州，得知当年的机要员陆锦荣同志在广州工作时，立即亲自打电话给他。第二天，陆锦荣同志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来看望自己的老首长，刚进屋，粟裕同志在楼上听见了，一边兴高采烈地快步下楼，一边亲切地大声叫着：“小陆子、小陆子，你好啊！”远远地就伸出了双手。陆锦荣同志迎上前去，紧紧地握住首长的手，激动地向首长问候、致意，两人相见，胜似久别重逢的亲人。粟裕同志又关切地问：“小陆子，这些年身体怎么样？工作得怎么样？”陆锦荣同志详细地向首长汇报了自己和单位的工作情况，又将其他战友的情况作了介绍。首长仔细听着，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最后，陆锦荣同志谈到过去一师牺牲的一名同志，一时想不起姓名，问粟裕同志是否记得，粟裕同志脱口而出，说出了这个人的名字，并意味深长地说：“那么多好同志，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们是幸存者，活着的要记住，死了的也要记住。”我们的老首长就是这样，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去的艰难岁月和与他一起浴血奋战过的战友。
敬爱的老首长——粟裕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他那熟悉的身影，慈祥的面容；再也听不到他那亲切的教诲，风趣的谈笑。然而，他的光辉业绩，他的崇高品德以及他对机要工作和机要人员的亲切关怀，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间！（本文根据左金祥、管谦、马骏、俞侠、吴报宏、叶文尉、鞠开、李坚，陶旭斌、陆锦荣、姚献玉等同志的回忆，由厉彦根、张福先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一代名将——回忆粟裕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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