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华北，郑维山是一位性格刚直、脾气火爆的将军，人称“华北怒汉”，因脾气过于刚烈，诸如聂帅、罗大将、杨上将都不同程度的被他回怼过不同意见。
当然，这种“回怼”是建立在实事求是、且合理的、不涉及个人矛盾的正常工作前提下，并非是毫无原则的“胡怼”、“乱怼”。
而在1947年，郑将军就因为工作调动问题，与聂帅产生了不同意见，以至于聂帅不管怎么劝都劝不住。
最终，无奈的聂帅只得请出一高人，这才让郑将军改变了主意。
一、晋察冀的困境
1946年底到1947初的这段时间里，对晋察冀解放区来说，是一个比较艰难的阶段。
晋察冀解放区，即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而曾几何时，这里是让毛主席都连连夸奖的“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当初在抗战爆发后，聂帅就带着八路军115师独立团等部踏上了晋察冀的土地，在克服重重困难后，开辟了包括察南、冀西、冀中、平西、冀东等地。
不仅如此，部队在接连粉碎日军“大扫荡”的同时，规模也在不断壮大，截止到1940年，部队已发展到了10万余人。
而到抗战胜利之际，我晋察冀军区已解放和控制了包括察哈尔、热河两省全部，以及河北大部、山西、辽宁各一部。
这么一来，晋察冀军区也与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和东北区连成了一片，部队规模更是达到了32万人之多。
正是因为在抗战时期取得的诸多成绩，以及为其他根据地建设中提供了丰富经验，因此，毛主席就曾对晋察冀根据地提出了高度评价。
但在解放战争的初期，晋察冀解放区形势却不容乐观。
先是军事方面，从1946年的年底至1947年的年初，因多种原因，晋察冀解放区先后遭遇了多场失败。
比如大同集宁之战，以及不久后的张家口之战，而这两战的失利，使得国军不仅重现占领了平焊铁路北段和察南等地，还试图深入晋察冀腹地，“占据要点、封关锁隘”，进而把我军主力困在山区后“包围歼灭”。
在这种情况下，晋察冀的军事方面就极为被动，虽说之后在易满、保南等战斗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整体上并未改变被动局势。
正所谓有对比才会有差距，相较于当时我军的其他几个解放区，晋察冀的军事工作就显得比较落后。
同样是在1947年的上半年，条件最艰苦、兵力也最少的陕甘宁，我西北野战军以三万余兵力对阵胡宗南二十五大大军，却打出了诸如青化砭、养马河等多场胜利。
而山东解放区，在1947年的上半年，在孟良崮全歼了国军五大王牌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
东北地区更是形势喜人，当年4月，东北我军发动夏季攻势，前后作战50余天，共歼灭敌8.2万人，收复和攻克城镇更是多达42座。
其他解放区都是捷报频传，但同时期的晋察冀却失败连连，以至于在当年的小河会议上，提到近一年来各军区的战绩时，晋察冀居然排名最后一位。
持续的失败，也让晋察冀内部问题连连，部队士气低落，甚至有战士还存在“恐傅（傅作义）症”，不敢也不知道该怎么打仗了。
这种局面，若是任其发展下去，那将会一发不可收拾。
鉴于此，中央派出了朱德、刘少奇亲往晋察冀，计划对对晋察冀当下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整改拿出一个具体方案。
接到任务后，朱、刘二位跋山涉水，于当年的4月底抵达晋察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朱老总在抵达晋察冀后，并没有一味地批评与追究责任，而是先从鼓舞士气的角度，肯定了晋察冀的成绩。
之后，朱老总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总结经验教训方面。
毕竟朱老总也知道，追究也好、批评也罢，都与改变局面无益，当下最重要的，是找到问题的关键，然后去解决。
就这样，朱老总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亲自与纵队、旅，乃至团级的干部谈话，听取他们的看法，了解他们的心声。
而通过一场场深入的谈话，导致晋察冀陷入困境的原因也慢慢清晰起来。
二、成立野战军
晋察冀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
第一是工作方法的问题，第二则是思想的问题，以思想问题为例，其中较为严重的，就是没能及时地完成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思想转变。
抗战时期，由于日军利用铁路对根据地的分割，就造成了我军不易集中作战，故而我军当时多采取游击战的方式。
但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战争形势的转变，运动战就成了最佳选择。
而运动战，要诀在于在快速的运动中找寻战机，并在找到敌人弱点后，集中力量主动出击，这样才能取得最大战果。
如西野的青化砭、养马河之战，以及华野的孟良崮，基本都是遵循这一思想而来的。
但在这个方面，晋察冀就缺乏预见性和主动性，往往是走一步看一步，所以这就造成了军事方面的被动。
除此之外，还有具体战术的运用等方面，都有大大小小的不足，而针对一系列问题，朱老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是改组领导机构，而这其中，组建野战军、成立一个团结高效的野战军领导机构，就成了重中之重的工作。
经报请中央军委，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6月组建。
而在野战军领导机构的人员搭配上，朱老总也是一片良苦用心，晋察冀野战军的领导一共四人，司令员为杨得志，政委为罗瑞卿，第二政委为杨成武，参谋长则为耿飚。
之所以把这四位组合在一起，除了每个人都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外，当时朱老总还考虑到另一个方面。
四位中，罗瑞卿是杨得志和杨成武的老上级，当初罗瑞卿在任红11师政委时，杨得志任该师特务连连长，到了罗瑞卿任红1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时，下属之一 就有杨成武。
而耿飚与杨得志、杨成武之间，同样有深厚的战斗友谊，当初杨成武在红二师第四团任政委时，该团的团长便是耿飚。
还有，红军突破乌江和抢渡大渡河之际，正是杨得志率领的红一团和耿飚、杨成武率领的红四团相互打配合。
长期的并肩战斗，使得他们四位有着非一般的战斗友谊，而这就对今后的工作开展与协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正是对他们的履历熟悉到如数家珍，所以，朱老总这才把他们四位组合在了一起。
除了精心挑选野战军领导班子成员外，对于下面的各纵队司令员，朱老总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这其中，为了留住郑维山，朱老总可谓是“好话说了一箩筐”。
三、怒汉的固执
晋察冀野战军组建之前，郑维山正在察哈尔军区任司令员。
郑维山的军事指挥能力，是得到公认评价的，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打被动仗，善于寻找战机和主动出击。
能打、会打、敢打，这就是郑维山，由于军事能力出众，毛主席就评价说“南有许世友、北有郑维山”。
曾经李先念为了能把郑维山调到自己麾下，多次找聂帅沟通，但聂帅深知郑维山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始终不愿松口。
进入解放战争后，郑维山先是担任了张家口卫戍司令，凭借着敏锐的直觉和主动出击的习惯，他在1946年9月时，主动把部队警戒范围扩大，正因如此，及时发现了傅作义的两万余人正从张北袭来。
由于敌情发现及时，加上指挥得法，为晋察冀党政领导机关的安全转移，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之后，郑维山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但刚上任不久，他就接到了中央军委的调令，要他随刘邓大军南下。
由于调令来得突然，让聂帅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
对于郑维山，他太熟悉了，这几年的合作下来，郑维山的能力已经得到了聂帅的高度认可，所以，这样一位得力干将，聂帅肯定不愿他离去。
但问题就在于，这是中央军委的调令，同时，郑维山本人也执意要走。
在多次相劝无果后，聂帅也是很无奈，为了能让郑维山留下，聂帅思来想去，只得把朱老总给请了出来。
朱老总在我军中人人敬仰，也只有他才能说动郑维山。
事实上，不仅是聂帅想要郑维山留下来，包括新组建的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也明确表示，希望郑维山能出任纵队司令员。
带着大家的期望，朱老总与郑维山进行了多次谈话。
最开始，郑维山依旧是想离开晋察冀去晋冀鲁豫，而朱老总也没有拿身份去强硬要求郑维山必须留下来，而是耐心的做他的思想工作。
与此同时，朱老总又致电军委，重申了这一意见，言辞之恳切，实属罕见。
最终，在朱老总不厌其烦的谈话下，郑维山也明白当下的晋察冀确实需要自己留下来，就这样，他正式出任了晋察冀野战军3纵司令员。
在此之后，郑维山将军在华北战场上纵横驰骋，更是在新保安战役中发挥出了他的优势，为歼灭敌35军立下了不小的功勋。
而随着晋察冀野战军的调整到位，整个局面也开始得以扭转，尤其是清风店、石家庄两战的胜利，使得晋察冀军区彻底从被动转向主动。
正如毛主席在总结经验时所说的那样，“领导者的责任，主要就是出主意和用对人”，而晋察冀军区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实现根本改变，就是因为干部选配得当，而这就为扭转局面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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