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节录自常任侠（1904-1996）《东瀛印象》〈唐鉴真和尚与日本艺术〉一节。常任侠是中国著名艺术考古学家，主要从事中亚、东亚及东南亚诸国美术史以及音乐、舞蹈史研究，并主力推动中国与印度、日本的文艺交流史研究。1935年常任侠曾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深造，后来他把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写成散文并辑录成书，本选节为他对日本艺术如何受到东传佛教的大唐鉴真和尚所影响的观察。
唐鉴真和尚与日本艺术
中国和日本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在艺术的诸领域都有显著的表现。特别是在公元8世纪的奈良时代，中国的艺术技法、样式和美术制成品，大量传进了日本，导致日本美术与中国美术结成了兄弟般的血缘，在东方具有相类的风格。虽然中日两国各有其民族的特点，但大体上却有不少共同之处。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起了很大作用的是当时佛教艺术。而崇信佛教的大德们：法师、律师（佛教中的律师指专门持诵、研究、解释与教授佛教戒律的僧侣。—编者注）以及为佛教服务的建筑师、雕塑师、画师们，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些人当中，鉴真和尚是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今年恰值鉴真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两国佛教界与文化界都发起纪念。这正是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上的盛举。
鉴真生于我国封建文化极盛的唐代。他传戒讲律的中心地区扬州，不仅是六朝隋唐以来的经济文化重镇，而且还是当时东方的国际都市，为各国文化汇合的一大中心。鉴真掌握了许多当时的文化成就，并团结了一批有专业造诣的工技人才。他的东渡弘法事业，就是以僧团组织的形式，用集体的力量，把盛唐时代高度成熟的文明介绍到日本去。通过他个人崇高的德望、精深的学养和坚强的意志，十分圆满地完成了那一时代使命，为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史留下了辉煌业绩。
据鉴真传记，他自开始东渡，即率有玉作人、画师、雕檀、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常近百人; 末次东渡，也有这些艺术名工参加。他把盛唐时期的艺术成绩，有计划地介绍到日本去。
仅就鉴真这次东渡所带的珍贵文物种类和数量来说，日本史学家公认曾给日本文化艺术以深刻的影响。首先是绣像、画像、金铜像等，给日本的造像和佛画艺术提供了取法的样式。其次大批的唐代写经传入日本，给日本的写经书法，做了楷模。其中还有王右军（艺文编按：王羲之）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真迹行书三帖，献入宫廷。我们知道，日本在白凤和天平时代，皇室盛倡学习王右军书法，蔚为一代风气。日本的书道，飘逸多姿，即植基于这个时期。今日本所传御物《丧乱帖》，为正仓院藏宝之一，铁画银钏，笔笔精到，在右军书中，应列上乘，此帖或即此时输入之物。当时日本学习王书，为书道的主流。日本遣唐留学生也多学王书。王书真迹流入日本，自当成为学习书法的准绳，日本所传《三笔》《三迹》，皆有王书笔意。又鉴真在扬州时，曾请经生写《一切经》三部。此次携赴日本的佛典，数量也很多。而日本写经颇有唐风，鉴真对于日本书道艺术的推进也应是有功的。试观鉴真在日本所营造的「唐招提寺」门额（传为孝谦女王所书），即系王右军书体，可见其崇尚之一斑。
在天平时代及其以前，有不少日本高僧来中国求法，也有不少中国高僧赴日本弘法。由于这样的文化交流，大唐文化与日本文化结成了不解之缘，蔚成日本天平时代灿烂的文化。鉴真和尚的功绩，虽然只是其中的一份，却是异乎寻常的。日本滝精一博士在《天平时代之艺术》一文中说：「唐僧之渡日者，以鉴真和尚的气魄最豪。」这绝不是过誉之言。
鉴真和他的弟子们对天平文化作出了很多杰出的贡献，除佛学外，首先是艺术，包括寺院建筑、佛像雕塑和壁画。鉴真带去的艺术家们，正是盛唐培育出来的人才。他们在日本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奈良，发挥了我国唐代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水平。风格精湛而宏伟，富于写实性，比过去传到日本的艺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形式也有了显著的不同，因而更快地促进了天平时代艺术高潮的形成。
鉴真初到日本住在东大寺，为日本奈良朝皇家首刹，其中卢舍那佛雕像尤宏伟精好，为唐代雕像技法东传的第一杰作。据《东征传》载，公元754年1月，入唐副使大伴古麻吕与鉴真的造佛工到达日本，次年11月塑造成二丈五尺千手观音像，安置在东大寺讲堂。公元756年6月，日本圣武天皇遗物向大佛献纳，有献物帐，是为正仓院的滥觞。这年做成了佛像百铺，卢舍那佛、观音各一铺，纯金观音一躯。到公元757年，制成东大寺大佛殿东西壁的圣观音不空索观音像织成图帐。这些工作，可能有鉴真和尚所率领的艺术家们参与。东大寺的献物，也可能有鉴真带去的珍品在内。在同年11月，日本皇室把新田部亲王的旧宅、备前国水田一百町，赐与鉴真，因之建立了唐招提寺。
唐招提寺中的金堂，据传为随鉴真剃度的弟子少僧都如宝所建。据日史称，文禄五年（公元1596年）秋闰七月，近畿大地震，唐招提寺的古建筑多数倾圮而金堂无恙。这是现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一座建筑。除金堂外，唐招提寺的讲堂，也还是当时的遗物。
金堂内的佛像，还有不少留存下来。其中有的完成于鉴真生前，有的为鉴真弟子所创造。这些造像都能代表当时最进步的艺术成就。
首屈一指的是金堂中央卢舍那大佛座像，为日本现存古艺术品中最大最宏伟的干漆夹绅造像。像高十一尺二寸。据平安朝初的《古寺记》，为鉴真弟子义静所作。但1918年修理本像时，于台座发现有这样一行墨书铭文：「漆部造弟麻吕、物部广足、沙弥净福」等各异的三种笔迹，书体有天平时代的风格。这三人大概是辅助义静完成此大佛座像的。
干漆夹绅造像法，据我国历史文献所载，初见于东晋时; 戴逵于招隐寺作夹练行像五躯，和师子国（斯里兰卡的故称）所进玉像、顾恺之所作维摩图并称三绝。又东晋时尚书何充，作泥像七龛，年久毁损; 唐沙门智周，于流水寺重加漆布丹青，变泥像为夹绅像。又如意元年（公元692年），武则天把嵩山少林寺普光佛堂神王像两躯，迎入宫中，改为脱胎夹绅像。初唐盛唐之时，此法盛行京洛，后遂传入日本。据《唐招提寺记》说：「以龛造之，以布及漆重十三返云。」从这尊卢舍那佛造像看，它的技法，达到非常圆熟的程度，远非同时其他造像所能相比，大概是盛唐时期新传去的方法。这尊像的面部，庄重肃穆，给人以浑厚的感觉。这是盛唐雕塑的特殊风格。试与敦煌盛唐期彩塑或龙门唐代石刻造像相较，可知其具有同一的优美作风。
此佛像的头部和全身的比例，似嫌稍大，颈部亦觉太短。但此像丰颐广颊，肌肤盈润，全体构图，非常谐和，因此使人不觉它的缺点。古语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正是唐塑所追求的美学的准则。它的各个细部都很精致，颜面、手指以及胸部，线条柔和洗练，达到完善的要求。若从侧面看起来，更觉优美。这尊大佛造像，可以说是盛唐造像技法东传的杰出代表作。
其次是金堂的药师如来立像。据《唐招提寺记》说此是如宝所造，一说是鉴真的另两个弟子思托或军法力所造。这也是一尊夹绅造像，并贴金箔装饰。
此像大概是在本寺初建时期所造，与卢舍那佛和千手观音菩萨，并为三尊古艺术品。此像雕造手法，优雅丰丽，一望而知为盛唐作风。大概是奈良朝后期传入日本的新样式，与前期造像形态厚重而缺乏秀雅者不同。初唐作品，仍承隋代的艺术余绪，所以传入日本，也是一脉相承。到盛唐时期，在艺术上有了新的创造。雕造佛像，虽必须遵守一定规范，但艺术家们常是以自己的美学观念进行工作。佛像造型，只要无背于大体，也能有所变通。盛唐的新风格，也体现在这尊高达一丈二尺二寸的立像上。此立像也可以说是这时代少见的巨大遗品。它的两手和两袖以及自腹部下垂的衣纹，都显出一种柔和的质感。这种技法，在印度的佛教造像中，很难找到相同的例子，但在中国佛教造像中，却常常见到。日本古代的佛教造像术，初传自百济、新罗; 次之，盛唐时期的造像术由艺术家直接传到日本。于是中国、朝鲜、日本在造像艺术上，成为一个系统。
唐代时佛教传入日本。(Getty)
金堂内的千手观音菩萨像，是一尊高达一丈七尺六寸的夹绅造像。上涂薄漆，再贴金箔。此像与上述两尊造像，都相传出于鉴真弟子之手。此像头部有11面。又有千手持各种法物，表现出非常高的技巧。观音面部，丰颐广颊，与该寺药师佛相似。在形态上各部颇为均衡。面部、肩部、胸部、腰部比例适当，特别是千手罗列，布置得变化多样。在其外层较长大的42支手臂上，有着各异的手势，各法物的持法也不相同，造像者的思考力实在令人惊异。观音造像与药师如来造像，都有优美的背光，尤以观音像背光的精工镂刻，直可与印度笈多时期最优秀的佛像背光相媲美。三尊像的背光上都绘有唐草与火焰抱珠图案，为唐塑中所常见。虽然多已剥落，但从其匀整与典丽的作风上，犹可想见天平时代艺术所受盛唐艺术影响的深厚。
金堂除此三像外，尚有梵天像、帝释天像及四天王像，风格大致相同。四天王的面部，威猛慑人，在唐塑护法金刚中，也有此类面型。
唐招提寺有一更宝贵的作品，即鉴真和尚坐像。此像在舍利殿西北隅开山堂中，高二尺七寸。是一尊等身大的干漆夹绅像。据《东征传》记载，这像是唐僧思托在鉴真生前作，不仅富于写实的技法，而且表达出这位盲圣者的坚毅沉潜、凝神内观的精神世界。由于他长期接触群众，神态严肃而面露笑容，温和可亲; 造像的衣纹甚浅，线条也显得很柔和。日僧义澄《招提千岁传记》说：「尊颜和雅而犹笑也。」这种技法创作出形神兼备的艺术。唐塑生人像传世甚少，这像在中日美术史上也是一件重宝。
鉴真和尚雕像。（Wikiwand）
最后，有关鉴真和尚的《东征绘传》也在此略述一二。此画叙述鉴真的生平事迹，用日本「绘卷物」的形式，全画五卷，纸本，着色，卷子装，共长20余丈，由永仁六年（1298年）画工六郎兵卫入道莲行所作，为镰仓时代的作品。这是有关鉴真和尚的唯一的绘画，与《东征传》互相参证，可以对鉴真的一生获得更加具体而形象的认识。在镰仓时代，盛行「绘卷物」，其同类作品，有园伊的《一遍上人绘传》和《春日权现验记》《石山寺缘起》《法然上人绘传》等绘传，与此卷创作之年，前后相接，在画风上带有宋元时代的风格。这个画传内容，开始于鉴真14岁时。画中想象不少中国景物的画面。在镰仓时代，中国宋元画风传入日本，很快地便被日本画师所接受，其中充满着宋元画派的笔趣，这是可以理解的。按日本早期的美术，到奈良时代受到唐画的熏染，起一巨大的变化。日本奈良朝的「唐绘」，成为当时学习的典范，其初多是佛教画，即显教、密教的佛像与坛仪以及高僧祖师像，其谨严写实的技巧，奠定了日本人物画法的基础。由「唐绘」而产生「大和绘」。唐绘题材，多关宗教; 大和绘题材，渐及世俗。在大和绘的基础上，发展出「绘卷物」，是一种连环图画的形式，有文有图，叙述一件故事或风俗。其初源于上图下文的《过去现在因果经》到《源氏物语绘卷》的绘画; 文字与绘划分段相间，已经类似小说的插图了。《鉴真绘传》，也是采取这一形式。不过画风随时代而变，日本从奈良到镰仓时代，相当于中国由唐而至宋元，两国画风的变化，也是息息相通的。
中国人民深深感谢日本人民把唐招提寺及其无比精美的雕像文物保存了一千多年，使我们今天还能大体完整地窥见我国盛唐时期在建筑雕塑方面的高度艺术成就。它们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遗产，是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标志。我们的祖先通过亲密合作创造了这一批无价的文化瑰宝，今天我们也一定要通过亲密合作把它们永久保存下去，决不能让它们受到任何破坏与威胁。而且我们一定要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使我们同根同气的艺术得到发扬光大。当此纪念鉴真和尚的时候，追想他在缔结我们两国文化友谊方面经历的艰苦和成就的伟大，我们将更加坚决地、更有信心地把我们共同的责任担负起来。
原载于1963年10月6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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