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变暖的挑战，我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此过程中，碳普惠成为协助国家、企业与个人三者积极参与“双碳”目标建设，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我们专访了中华环保联合会碳普惠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陶岚，请她介绍我国目前碳普惠工作的现状与成果，分析其中优势与困难，并就碳普惠未来在国内外的实践提出建议。
中华环保联合会碳普惠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陶岚出席碳普惠相关国际会议（供图）
问：碳普惠是一种企业与公众的自愿减排机制。那么能否请您介绍下您所在的碳普惠专委会的工作内容和成果？
陶岚：碳普惠专委会是中华环保联合会的一个专业的委员会，专注于推动碳普惠事业的各项发展，主要包括标准制定、专项研究、政府企业平台建设、宣传推广以及国际合作等事宜。我们在上述领域也都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在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发布了十三项碳普惠领域的团体标准，开展碳普惠领域的相关的培训，积极做好政府、企业关于碳普惠领域的服务，推动碳普惠由点到面的发展和区域之间的合作。在实践上，协助一些试点城市的大型活动碳中和项目，推动碳普惠交易的实践落地。
此外，我们也在积极的开展国际合作，参与国际各项相关活动，介绍中国碳普惠的经验。我们也做了很多专业报告来推动碳普惠的发展。
问：目前政府和企业等主体机构在碳普惠运行中分别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陶岚：各级政府是碳普惠实践的规划者和牵头方。从宏观政策层面，以“3060”的双碳战略目标做支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从顶层设计到具体的平台搭建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我觉得，一方面政府在积极引导推广碳普惠机制，另一方面政府开展碳普惠实现的方式和方法业决定了碳普惠机制的成效。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先后出台了200多个文件，把碳普惠纳入省级“双碳”政策要点。其中北京、深圳、天津、上海、重庆等城市都发布了专门的碳普惠体系建设方案以及碳普惠的管理办法，规定了地方开展碳普惠的时间表、路线图以及未来的目标效果，为地方碳普惠的发展搭建起了完整的顶层的框架。
企业是参与碳普惠的关键实践主体，主要包括场景企业和激励企业两大类。所谓的场景企业就是有能力用数据记录用户低碳行为的企业，能够给予用户减排激励的企业叫激励企业。两类企业缺一不可，他们共同维持着整个碳普惠平台的平衡。
问：推动个人参与碳减排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陶岚：个人减排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据统计，我国消费端的碳排放量占总量的53%。2019年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总量已达37.24亿吨，占全年碳排放总量近三分之一的份额，所以要实现 “双碳目标”必须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从源头上做好碳排放的控制。碳普惠的终极目标是提升公众的低碳意识，促进公众积极践行低碳化生活，助力消费端减排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少喝了一瓶矿泉水就直接减少了400多克的碳排放。如果每个人都践行绿色消费，那么由此带来的减排量将是非常巨大的。公众的减排还能倒逼企业的绿色转型。老百姓对绿色产品的青睐会使企业主动进行转型，更有意愿生产低碳产品，从而实现个人消费端带动生产端的低碳转型。
此外，公民的减碳意愿和减碳的认知有利于政府规划和决策的制定和落地。公民的偏好会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形成了政府与公众之间在降污减排的良性互动。
问：目前国际碳普惠实践中有哪些类型？目前发展的状况如何？
陶岚：国际上碳普惠实践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的具有约束机制的碳交易，主要是在欧美还有澳大利亚有过一些实践。但是由于缺少数据的支持以及碳排放配额的分配不均，导致这一类型的碳普惠比较难以实施。另外一种是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推出的激励模式的碳普惠。这种基于个人碳账户的奖励机制目前看运行的还是不错的。总之，整个的国际碳普惠机制还是没有形成规模化都是在小规模的尝试运行。
问：中国的碳普惠发展目前有哪些比较优势？
陶岚：第一，中国人口众多，发展碳普惠自然就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第二，中国社会的数字化程度非常高，为碳普惠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第三，中国政府和民众非常重视和支持绿色发展，各级政府出台了大量的规划政策，而老百姓对碳普惠相关的内容认知度也逐年提升。这些都为中国开展碳普惠创造了非常好的土壤。所以，实践中我们也走在了国际前列。全国超过一半以上的省市政府都已经或正在建设和运行碳普惠平台，带动了上亿用户的参与降碳减排活动，规模化的影响已经显现。
问：我们目前在相关的碳普惠实践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
陶岚：就当前的困难和挑战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面向企业和公众的消费端减排困难。在实践“双碳战略”过程中，我们需要能源端、生产端、消费端三端并行。目前能源端和生产端的减排我们国家已经有了强制的碳交易体系。而消费端，由于减排主体分散，减排标准界定困难，既无法进行约束性配额限定，也难以量化统计，所以需要更完备的解决方案。
第二，碳普惠基础数据互通存在障碍，数据获取与安全需进一步提升。个人低碳行为主要发生在企业提供的场景中，但目前各个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数据互通互联机制。此外，碳普惠体系中各类低碳场景的数据主要来自公众日常行为，涉及个人隐私。因此，数据安全管理至关重要。同时，个人碳账户信息的存储、归属、权责等需明确界定，以确保防泄漏、防篡改、防盗用，实现全面安全保障。
第三，碳普惠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巨大。碳普惠的发展有赖于政府与企业的良好协作。政府的碳普惠平台需要有场景企业和激励企业的参与才能长久。而企业的碳普惠实践也需要和政府平台实现联通和互动。
我国碳普惠未来发展的四大趋势
问：中国目前碳普惠市场主要发展趋势有哪些？
陶岚：第一，碳普惠和ESG的结合。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都在开展ESG相关工作。ESG下的范围三减排就需要企业鼓励员工积极的参与。这就需要企业着手引入碳普惠机制，搭建平台，积极引导激励员工创建碳账户，进行低碳环保的工作生活实践。
第二，碳普惠和绿色消费的融合。北京市此前宣布政策要建设绿色经济标杆城市，并公布了第一批低碳产品目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购买绿色产品也是个人参与减排降碳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的绿色消费反过来也可以倒逼企业去更多地生产绿色低碳产品，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第三，碳普惠与绿色金融的结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绿色金融支持“美丽中国”建设，明确提出了金融机构要开展碳普惠，建立个人碳账户。目前一些省市已经把个人绿色金融碳账户和绿色信用相结合，对绿色减排评分高的用户，金融机构就会以利率优惠、积分福利等形式给予奖励。这种激励机制下个人就更愿意践行减排行为。金融支持个人碳减排的趋势也越来越清晰。
第四，区域联动推进碳普惠。2025年1月6日，“二省四地”碳普惠减排互认与碳捐赠座谈会在哈尔滨召开，来自山西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泸州市、长春市、北京市的生态环保人齐聚冰城哈尔滨，会议就如何开展跨区域碳普惠机制建设合作与碳普惠平台减排量互认、如何为亚冬会捐赠碳普惠减排量助力亚冬会碳中和进行了深入讨论，达成多项共识。碳普惠的区域合作既可以发挥不同区域间的优势，它还能够带动不同区域间的人员跨区流动，从而产生更大的经济和规模效应。2025年1月6日，来自山西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泸州市、长春市、北京市的生态环保人士就开展跨区域碳普惠机制建设合作与碳普惠平台减排量互认、为亚冬会捐赠碳普惠减排量等议题达成多项共识。这可以看作是碳普惠区域联动的又一个典型案例。
问：如何促进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碳帐户的有机结合相互助力？
陶岚：个人在各个平台的减排行为有一个个人的汇总帐户。企业的碳减排也有一个汇总账户。而所有用户、所有企业所产生的这种减排最终会汇集到政府的总帐户。要将三方数据进行整体的打通和汇总，就需要牵扯到数据的联通与安全。在实践中我们采用了去标识匿名化的隐私计算技术和每个互联网企业来进行联通，从而打破了减排数据的各自孤立。只有政府、企业、公众通过机制连接起来，从而让各方都获得增量价值，碳减排事业才具有可持续性。
塑造公众的碳账户稀缺感，打造个人碳账户的第三资产属性
问：如何发挥个人碳帐户作用，让公众积极参与到减碳实践中？
陶岚：个人碳账户就是个人碳减排工作的最为基本的基础设施。所谓个人碳账户就是用互联网技术把每个人的减排行为数据化、可视化。个人碳帐户的作用发挥需要在可行性和可感性发力。
第一，让大众轻松无感地参与到碳普惠实践中。个人不用去平台打卡，系统就能自动识别我的低碳行为并进行记录。比如我骑行了那么我的绿色积分就会自动增加。而要实现个人生活场景中减碳的汇总必须依赖于有公信力的政府出台激励政策，搭建数据平台并把各个平台企业的数据汇总集成。
第二，不断提升碳账户的价值，塑造公众的碳账户稀缺感。我们希望未来的个人碳账户，能够在个人绿色消费的时候直接就用于抵扣各种消费。让公众的减碳奖励更可感，同时不断提升碳资产的价值，营造碳账户的稀缺感。稀缺可以刺激更多同类减碳行动的产生。未来我们希望个人碳帐户成为实物和货币资产外的第三资产。从而让整个社会的碳帐户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的绿色生活氛围越来越好。
来源：中国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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