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9年10月17日,刘少奇被秘密押送河南省开封市“监护”这天算起,他的生命进入了最后27天的倒计时。

当时,处于“随时可能突然死亡”的刘少奇,在被转移到开封后的26天,就含冤离开了人世。那么,在生命中的最后27天里,刘少奇都经历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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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将刘少奇秘密转移至开封,并非林彪、江青一伙的刻意针对,毕竟当时的他,对这伙人来说,已经毫无威胁可言。

1969年10月18日,林彪的死党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下达了紧急指示,将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重要干部疏散出北京,将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到外地。而刘少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送到河南省开封的。

当时,负责具体执行刘少奇转移任务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10月16日晚,中办负责人来到刘少奇住处,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作了布置。当时还让一些护理员写了条子通知刘少奇。护理员用棉签蘸上了墨水,在一张16开白纸上写了“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几个字,放到刘少奇眼前,刘少奇扭头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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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中办负责人将刘少奇转移开封一事电话通知了河南省和当地驻军的主要负责人。河南省和当地驻军迅速作了布置,确定由驻军一名副政委、军事法院院长负责监护工作,并从医院抽调一名医生、四名护士负责护理,调一个排的战士负责警卫,并确定电话联系的代号为“十七号”。

10月17日晚,北京的护理人员匆匆忙忙给刘少奇穿了一件上衣,连裤子、鞋袜都未穿,只用一条被子裹在身上,就将他抬上一辆救护车,送往北京西郊机场。就这样,刘少奇光着身子,被扔出了北京。

19时23分,刘少奇在两名专案组人员的押送下,被用担架抬上一架伊尔一14型飞机飞往开封。同机跟去的还有 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和原卫士长李太和。

21时30分飞机在开封机场降落。刘少奇被抬到救护车上,直送监护地点——开封市革委会一号楼“小天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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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原“同和裕银行”的旧址,后曾改称“农工银行”、“河南省银行”,“文化大革命”中属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的一部分。这个小天井院四周是连接着的三层楼房,院墙高大,并安有铁门,只有一个通道可以进出。在监护用的屋子里有地下室和院子相通。

具体负责监 护工作的有驻军法院院长等3人,工作人员分工内部监护6人,外部警卫26人。警卫方面真是严密到了万无一失。在唯一的对外通道小院门口和刘少奇卧室门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昼夜24小时双哨床前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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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少奇被送到开封的第二天,这位负责一路押送的专案组副组长主持有关人员开会,进行动员和交代任务。他还组织监护工作人员开展了所谓阶级教育和保密教育,规定不许对外界任何人讲,不能叫刘少奇的名字,只称代号“暗犯”。

1980年2月,这位副组长回忆当时情况时,承认自己“说了不少错话,做了一些错事”,说:“对担负监护、医务人员进行动员交代任务时,一方面组织他们阅读所谓‘罪证材料’,开展革命大批判,激发阶级仇恨,咒骂刘少奇同志是叛徒、内奸、工贼,是走狗,要求担负监护和医务人员与其划清阶级界线另一方面又说明保存活证据的意义和任务,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救死扶伤,对现有疾病进行治疗和护理。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开展革命大批判,激发阶级仇恨心,又怎能使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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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疗问题,这位副组长根据来开封前商量的意见,指示只要控制现有病情不再发展就行了,不组织会诊,开封有什么药就用什么药,不要到外地采购。

从北京跟去的一位医生,在开封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返回北京。11月6日,其他两名护士、原卫士长以及两名专案组人员全部奉命回京,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完全交由当地负责。

10月31日,中央办公厅提出了对刘少奇等人工资问题的处理意见,其中说:刘少奇每月工资404.8元,原每月领取160元,有时领取170元(开支情况:本人生活费50元,保姆40元,两个孩子每人30元),余的全部扣存(房租由扣存部分解决),今后拟每月发给刘少奇生活费用100元,工资关系全部转至所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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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被送到开封时,处于昏迷状态。据当时参加护理的人回忆:刘少奇被转到监护地点后,整天躺在床上昏睡,醒来时睁眼看看周围,不言不语,不说不笑,头部少有转动,偶尔有时出长气,有时咳嗽,面部始终无任何表情:身体十分消瘦,皮包骨头;不能自进饮食,靠鼻饲维护生命,手里紧紧握住一个“小葫芦”。这是来转移缓解他痛苦的,但也是他求生欲很强,想要活下去的表现。

当地调来的医生曾提出“肺炎病怎么会昏迷”的疑问,要求给刘少奇进行透视、拍片和会诊,没有得到同意。

在开封的20多天中,刘少奇三次病情发作,最后一次发病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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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在10月24日。这天,刘少奇的体温突然增至39.3℃, 呕吐剧烈。这时刘少奇卧室还没有通暖气,室内温度在17度以下。开封的医生在病历上写道:诊断为肺炎,我们意见,可继续观察,如病情恶化,便送155医院,组织会诊抢救。

但后来并没有组织会诊抢救,更没有送医院,只是就地采取注射抗菌素、输液、吸氧和冷敷等措施,至27日体温下降。可就在24日这天,当时河南省主要负责人却向中央电话报告说:刘少奇到开封后病情无异常变化。

10月31日,刘少奇的病情再度恶化,体温升至39.4℃,腹胀。监护人员诊断讨论后认为病情严重,原因不明,决定按肺炎治疗。可正当刘少奇的病情需要各方共同协助检查治疗时,从北京去的人员却于11月6日全部撤回。

专案组人员回京后在向上级的报告中掩盖了刘少奇病危和开封治疗条件差的情况,说:“两次发烧已恢复正常”,“再没有异常变化”,“一军的医护人员已能熟练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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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刘少奇又发高烧,体温从38.7℃升至39℃。由于没有会诊,当地医护人员只得仍按肺炎治疗。12日凌晨1时许,病情急趋恶化,发生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等现象,吸氧后仍未改变,体温达3970℃,双眼瞳孔对光反应消失,呼吸渐弱。值班护士仍按原来的处方用药,直到6时38分才通知其他几个医护人员来“抢救”。6时42分人员到齐,3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间是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刘少奇走完了他生命中的最后27天。

刘少奇的遗体被搬上担架,停放在监护地点的地下室里,进行了拍照。

11月13日上午,“刘少奇专案组”两名专案人员和原卫士长李太和再次奉命来到开封处理后事,但没有通知刘少奇的任何一个亲属。他的家属子女在几年时间里对他的生死和下落一无所知,一直到林彪自取灭亡后的1972年,才得知刘少奇已于两年前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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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零点,刘少奇的遗体被送到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监护人员向火葬场伪称火化一具烈性传染病尸体,要求他们只留两名工人看炉点火。遗体的面部用白布包扎,护送人员都穿白大褂,戴着消毒工具。由于运送遗体的汽车车厢较短,遗体的两脚裸露在车厢外。火化的手续是专案组人员办的,登记申请人时冒用了刘少奇儿子刘原的名字,对死者则写了“刘卫黄”这个不为外界所知的刘少奇少年时曾用过的名字。

“火葬申请单”是这样填写的:

刘少奇的骨灰被装在一个普通木质骨灰盒里,存放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厅,寄存证由当地驻军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