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美国政府为何奖励：在美华人可以回中国娶老婆？|1945年|华裔|在美华人|排华法案|日本|美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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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展开全面性的侵华行动。随后日本政府扩大战争的规模，把部队派往华北、华中，还有位于东岸的全中国第一大城上海。上海失守后，日军又在年底前攻陷中华民国首都南京，随即发生了南京大屠杀。

1、募捐的背后

在美华人也组织起来，设法阻止日本人取得美国的废铁，以免更多中国人死于那些废铁所制造而成的兵器。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九名旧金山华人水手拒绝把一批废弃钢材搬上即将开往日本的货轮，结果立刻被开除。

几个月内，纽约与美国西岸各地陆续爆发大规模的华人抗议游行，结果导致各种军用原材料都暂时禁运日本。其中一项规模最大的抗议行动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在旧金山爆发。日商三井物产租来将钢材运往日本的希腊货轮史皮洛斯号停泊于旧金山港，结果一些美国华人团体与支持者用尖木桩把码头给围了起来。两百名华人聚集在史皮洛斯号前面抗议，到场声援的希腊裔、犹太裔美国人与其他白人总计有三百人。

过没多久，愈来愈多华人从附近的城市赶来声援，最后抗议人数高达八千人。滂沱大雨把大家都淋湿了，那场景令人动容：抗议海报上的红墨水不断往下流，用某位记者的话说来，他们的脸仿佛“沾满了血水与泪水”。

但无论是不是这悲情攻势发挥了功效，总之码头工真的被打动了。国际码头工人工会与仓库工人工会都通过了支持华人的决议，两会都声称“百分之百反对任何人越过那一道尖木桩栏杆”。

装船作业为此中断五天，在仓库工人工会与华人领袖几度磋商后达成协议：仓库工人工会将召开大会，推动全面禁运战争物资前往日本。在这次罕见的团结行动中，各工会一起加入中国战争援助协会、在美中国友人协会与教会联盟的阵营，一起发动全国性的禁运活动。

皇天不负苦心人，美国国会果真在一九四一年年初授权罗斯福总统，暂时禁止美国贩售军火与某些物资到亚太地区（英国旗下各殖民地不在此限），此举也激怒了日本。

美国华人抗议人士把载运废铁到日本的货船挡下，同时也获得美国各界的支持，而促成对日本禁运。

二战期间，洛杉矶华人志工为了募款而办活动，合力举起巨型中华民国国旗。

除了推动禁运的抗议行动如火如荼地进行，也有许多为国民政府募集捐款与物资的活动。从一九三八年开始，旧金山中国城在街头举办了许多盛大的“饭碗派对”，吸引了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共襄盛举。

华人人口较多的纽约与洛杉矶等城市也举办了类似的活动，但活动内容各自不同。这一类活动往往像纽奥良狂欢节一样欢腾喧闹，五花八门，并往往持续几天之久。在缤纷纸片漫天飞舞的街道上，华人社群精心准备了舞龙舞狮、花车、烟火等表演，设法重现“老中国城”的情景，进行仿真空袭警报的演练，也贩售上面印有“人道关怀”等字样的小徽章。

许多欣赏活动的民众慷慨解囊，支持中国政府的抗日行动，把钱放进饭碗里。当华人妇女高举一面巨大中华民国国旗在街头游行之际，他们则是把硬币或美钞丢到旗面上。

为太平洋战争募款的行动促使各个阶层的美国华人团结起来。无论华人移民或者在美国出生的华人，都挨家挨户募款与贩售战争债券。华人医生在纽约成立了一座血库，也创办了美国医药援华会，借此帮助日军入侵中国后暴增的病人与伤患。

华人志工纷纷投效红十字会，准备船运绷带、药品与疫苗前往中国。中产阶级妇女将她们报效祖国的行动和社交生活结合在一起，举办各种募款义卖会、舞会与时装秀。洗衣店老板把捐款箱摆在店头柜台上，用募来的钱购买并捐赠救护车、棉袄与药品给中国军队。制衣工人利用宝贵的休闲时间为成千上万的负伤中国军队缝制冬衣。

就连青少年和孩童也不落人后，为国民政府募集铁罐、金属箔片等废铁。1938年，纽约中国城为日军侵华的受害者举办募款活动，参加者把街头挤得水泄不通。

这些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大城举行的募款活动，就是所谓的“饭碗派对”最后全美大约二十个城市总计为中国战争援助协会募到了两千万美元左右的款项，此外在八年抗战期间，美国华人社群捐给中国的款项也高达两千五百万美元。

这些捐款的金额看来并没有多了不起，但如果把华人人口数考虑进去，却很惊人。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大陆上的华人人口非常稀少：一九三○年代初期大约只有七万五千人，过了十年之后也才增加区区几千人而已。平均起来，每位在美华人所募集到的款项为三百美元──如果把两个因素纳入考虑，这数字可说相当可观：首先，一九三○年代的美元币值非常高，而且大多数中国城居民的生活并不宽裕，许多人都只能挣得到五、六美元周薪。甚至有些人把自己所有的存款都捐给中国，一毛也不剩。

3、华人印象的反转

到了一九四○年，中国的沿海各大城市几乎已都遭到日军占领，蒋介石被迫将政府迁往战时陪都重庆，不过日军对重庆的猛烈轰炸还是从未停歇。由于沿海地区落入日军严密的掌控中，政府能够获得外国军援的唯一通道就只剩滇缅公路了。

尽管美国各报刊登了那些派驻中国的外国记者写的可怕报导，电影院也会播放关于日军侵华战况的新闻短片，但中日之战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仍然没有太大的意义。美国国民绝大部分都是欧洲裔，因此他们比较关注欧战，眼睁睁看着希特勒以闪电战攻势窃占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军对珍珠港发动突袭，这无疑是帮了美国政界领袖们一个大忙。

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与日本形象几乎在一夜之间翻转，美国华人与日人的刻板印象也被重塑。突然之间，媒体开始把华人描绘为忠心耿耿的高贵盟友，日本人与日裔美国人则都是搞破坏的邪恶间谍。事变发生后，盖洛普民调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心目中的华人都是“勤奋、诚挚、勇敢、有虔诚宗教信仰、聪明且务实”，至于日人则都是“奸险、狡诈、残忍又好战”──这两种说法与好莱坞电影中塑造的华人形象几乎完全吻合，前者比较像是神探陈查理，后者则是傅满洲。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当时美国首屈一指的新闻周刊《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如何辨别我们的朋友与日本鬼子〉的专文：

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是矮子……与一样是矮子的中国人相较，日本人可能较为矮壮，屁股更大。除了相扑选手之外，日本人很少是胖子，通常来说都是年纪越大越显得枯干、精瘦。中国人的体重往往比较重，尤其是那些有钱人（在中国，由于饥荒频繁，肥胖身形往往被当成“福态”，是可靠的象征）。中国人的毛发不像日本人那样浓密，他们通常长不出好看的八字胡。大多数中国人都会避免配戴厚框眼镜。

尽管两者的上眼皮都是典型的内双眼皮（所以他们看起来才会生来一副丹凤眼），日本人的左眼与右眼往往会长得比较靠近一点。最了解他们的人通常都是凭借着脸部表情来区分两者：中国人的表情可能比较温和、和蔼、开明，日本人则是比较正向、独断与高傲……日本人在谈话时会显得比较犹豫、紧张，在不该笑的时候大笑。日本人走路时往往打直腰杆，显得比较僵直、硬挺。中国人则是步态比较轻松自在，有时候会拖着脚步走路。

尽管日本移民与日裔美国人与珍珠港事变毫无关联，但事后他们的平静生活却被毁了。美国司法部在太平洋海岸地区与夏威夷逮捕了十万个日本移民与日裔美国人，全都关进地处偏远的集中营里（位于怀俄明、犹他、爱达荷等州），问题是其中有许多人根本就是世世代代都生活在美国，忠心耿耿的美国公民。

小时候居住在洛杉矶的周罗尼还记得珍珠港事件改变了他家附近儿童玩耍场地的“生态”。他回忆道，当时有几个日裔美国孩童仗着自己会几招日本柔术，常常在街头欺负华人孩童。可是在十二月七日之后，这些恶霸突然间变成想要试着说服同学们，让大家相信他们是华人，并非日本人。后来他家附近的华人开始戴上徽章，借此与日本人划清界线。过没多久，那些日本孩童完全消失了，直到战后他们离开了那些安置中心，归返故里，周罗尼才又看到他们。

而且某些美国华人深恐被误认为日本人，他们甚至会随身携带中华民国总领事签发的身份证件，戴上写着“我是华人”的徽章，并且在店头橱窗挂上类似标语，以免有保安委员会的人来找麻烦。

4、排华法案的取消

华人形象才刚刚变好，某些美国华人认为终于等到拨云见日之际，可以趁机把一些排华法规撤销掉。珍珠港事变后，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社会人士（有华人也有白人）开始推动游说工作，希望能废除一八八二年就开始实施的华人移民美国禁令。

一九四二年五月，一百八十几个美国白人成立了“废除《排华法案》公民委员会”，主张无论是以道德为出发点，或者基于与战争相关的务实考量，美国都应该赶快废除《排华法案》与相关措施。在整个运动中发挥最大影响力的，莫过于宋美龄。

对日宣战后，罗斯福总统邀请宋美龄造访美国。她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抵美，呼吁各界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入侵。隔年春天，她花了一个月在美国各地巡回访问，足迹遍布纽约、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与洛杉矶。

她堪称美国媒体的宠儿，各大报章杂志都刊登了她的照片。她最大的粉丝之一是《时代》与《生活》两大杂志的发行人亨利·鲁斯。鲁斯是传教士之子（生于中国山东蓬莱，亨利幼年在中国山东烟台读书），对于中国的第一家庭笃信基督教这件事非常有好感。他把蒋氏夫妇的合照放上《时代》杂志封面，并且为蒋介石冠上“远东伟人”的称号。

宋美龄也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的华人女性，并且博得满堂彩，议员全都起立为她欢呼──事实上在她之前全世界女性中也只有荷兰女王曾获此一殊荣。

宋美龄访美后，华盛顿州参议员华伦·曼纽森提案废除《排华法案》，而且广获支持，他的提案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通过，《排华法案》自此遭撤销，不但为华人移民提供每年105人的名额，也让合法入境的华人享有归化为美国籍的权利。与欧洲各国移民的配额相较，这数字的确非常低，但在美国华人史上，曼纽森法案却是个里程碑：经过六十年的等待之后，在外国出生的华人终于有资格成为美国公民了。

因为美中两国在大战中面对同一个敌国，这让他们能够帮中国救亡图存，同时也为美国打赢战争。

也有许多美国华人到前线去作战。如今，任何人在想像二次大战美军部队的模样时，脑海里的士兵都不会是华人面孔。不过，如果用人口比例来算的话，捐躯的华人人数可说非常惊人。

据估计，在美军部队中服役的华人大约有一万五千到两万人之多，相当于美国本土华人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与此相较，被征召入伍的美国人则是只占总人口的8.6%。纽约市几乎有百分之四十华人应召入伍，这个数字在该市任何一个族群中都是最高的。

“当纽约市中国城的华人发现他们是政府首先征召的对象，大家都高声欢呼，”知名女性华人社会学家谭金美写道，“有些青少年的年纪太小，但为了入伍而谎报华人惯用的‘虚岁’，借此让自己多个一两岁。不过出生证明上的岁数可假不了，所以他们还是得耐心等待。”

5、派往中国的美国华人士兵

许多华人根本没等到政府征召就志愿入伍，甚至可说是迫不及待。

华人在美国部队中的地位非常特别，非裔、日裔美国人的部队都是独立的，与白人是完全区隔开来，但华人的处境却有所不同，有一部分得以被编入白人的部队中。

这种军旅经验恰好反映出他们在美国社会的地位往往模棱两可，而且就在华人被派往全国各地接受军事训练时，他们所受到的待遇也因各个区域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中西部，某些华人新兵遇到某些未曾见过亚洲人的同胞，甚至有人问他们：你们是来美国受训的中国军人吗？有些到南方受训的华人回忆道，当地白人还是用有色眼光看待他们，但若与黑人相较，他们却享有较大的自由空间，例如搭乘公车时可以坐在黑人不能坐的白人专用座位上。

军方也让美国华人有机会当英雄，钟云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是在檀香山出生的美国华人，一九三四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一九四五年春天，钟云当上了海军舰艇席格斯比号的指挥官，在九州岛外海摧毁了二十架日军军机。一架神风特攻队飞机撞上了席格斯比号，导致左舷发动机与船舵失控，钟云临危不乱，同时解决了这两大危机：一方面指挥地对空炮火御敌，另一方面则是设法进行损害控制，最后让船舰得以安全返航。

出色优异的英勇行径让他荣获海军十字勋章与银星勋章。钟云最后官拜海军少将，海军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在他去世后于二○○一年将一艘搭载导弹的驱逐舰命名为“钟云号”。

大约一千三百名成员被派往中国，全都是美国华人的美军十四航空地勤大队（所谓“飞虎队”的一部分），堪称此一转变的明证。

当时中国某些地区实在是一穷二白，家家户户都没有抽水式马桶、淋浴间或自来水，造桥铺路也全都靠人力，而且国府官员往往对于大批躲避日军侵害的饥饿难民视若无睹，这一切都让他们感到心烦意乱。就像一些年轻的新生代华人所说的，中国“非常落后，简直像停留在穴居时代”，“原始”而且“令人害怕”。

根据美国空军555飞行中队成员赖荣的描述，中国人“都是如此穷困。天啊，那里的乞丐真是让人同情。任何人都会想要拿东西给他们吃，但到底要有多少东西才够？人数实在太多了。”

这些文化隔阂导致新生代华人在海外服役时无法与当地中国人创建起真挚的友谊。

二战对于十四航空地勤大队成员所造成的深远影响，是把他们塑造成一种有别于以往的美国华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成员原本的身分背景都很相似。

据林哈瑞的回忆，在日军节节败退，失去华东海岸地区控制权之际，他曾与几位美国华人士兵一起沿着上海外滩漫步，但却遇到一件令他们内心惴惴不安的事，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美国社会的地位有多不稳固，而且某些美国白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他们当成同胞。

他们遇到一群日本战俘在路边扫地，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第一次有机会如此近距离接触敌军士兵。“除了身上的制服不同，那些年轻士兵看起来就跟我们一样，”林哈瑞表示，“他们甚至与我们年纪相仿。我觉得震惊不已。任何人遇到这种事都会想起美国社会的双重标准，开始担心自己回家后会受到什么待遇。”

6、战争新娘法案

随着新科技与新武器的需求量愈来愈大，各家工厂开始在生产线上制造一架又一架战斗机，华人可以在任何先前无法进入的工作领域找到职缺。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但却有上千万白人士兵到海外服役去了，美国人发现他们所遇上的劳工短缺问题可能是史上最为严重的。加州有许多国防产业公司如雨后春笋冒出来，于是该州在一九四四年撤销了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没有改变的禁令，开始允许州政府与上市公司雇佣华人。

结果，一个到处是机会的时代就此揭开序幕。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在业务蒸蒸日上的高科技产业找到工程师、科学家与技师的工作。在低阶劳动部门，华人也终于不用再干粗活，获准进入产业部门。成千上万名服务生与洗衣工在造船厂与飞机工厂找到工作，而且也拿到了工会成员等级的薪水与福利。大批工人为了薪水更高的工作而离开中国城，这导致中国城里那些小型家族企业发生严重缺工的问题。二战期间，在芝加哥、纽约一些规模较大的中国城，中国餐厅往往只能靠人数较少的服务生来营业，因为人力都流向了匹兹堡、费城等城市。

女性的工作机会也成长了好几倍。许多华人女性离开中国城，进入政府承包商开的公司当起了秘书、办事员与助理。美国的陆军航空队招聘许多新生代华人女性，全都编入妇女工作大队，负责航管、照片判读等工作。（这些陆军航空队所属的女性军人往往被称为“妇女工作大队的宋美龄”，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的第一夫人有多受尊敬。）

另一种备受尊敬的工作是进入美国陆军的护士军团，该团把许多华人女性训练成厉害的军方领袖。彭海伦在二战期间曾于北非战场照顾无数伤兵，她在长达三十五年的军旅生涯中获得军功勋章与其他许多重要荣誉。她退役时已官拜上校，是当时美军少数几位上校之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军陆续在广岛与长崎丢下原子弹，逼使日本投降，二战就此告终。在太平洋战区征战四年后，成千上万浑身是伤的老兵复员返乡，急着想将战争抛诸脑后，渴望打开新人生，成家立业，因此带来了所谓的战后婴儿潮。这一批新生儿并非只有白人，其中也有华人。

战前许多华人男性因为女性人数实在是太少而无法娶妻成家。一九二四年美国政府通过一项移民法规，禁止华裔公民从外国进口华人新娘，这导致接下来六年内没有任何一位华人女性获准移民美国──数字真的是零。

后来在一九三○年，美国政府网开一面，规定只要是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以前与华裔公民结婚的华人女性，都可进入美国，但这时间限制也导致能够移民的女性人数实在不多。后来在整个一九三○年代，每年只有六十位华人妇女能到美国与丈夫团聚，而且只要是结婚的时间不长，在入境申请时就会被刁难。

二战后，为了奖励那些为国效力的美国华人士兵，美国政府决定改变移民政策。一九四五年战争新娘法案通过后，他们获准在中国结婚，把新婚妻子带回美国。由于美国老家的华人女性人数实在太少（男女比例为三比一），许多华裔军人决定娶在外国出生的华人女性为妻。

在战争新娘法案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失效以前，将近六千位华裔美国士兵前往中国娶老婆回家。由于法案时效与休假日有限的双重限制，许多人都没有时间遵循各种繁文缛节，也无法慢慢谈恋爱，培养感情。曾有士兵趁休假飞往中国挑选新娘，结婚后带她飞回旧金山机场，所有的事都在一个月的休假日内搞定。

由于这样匆匆结婚的华人很多，导致战后所有移民美国的华人新移民里有百分之八十都是女性。一九四八年三月间，据旧金山华人医院的记录显示，产房每天都有两个华人新生儿出生。

据华人史家麦礼谦所言，进入待产的孕妇实在太多，其中许多人只得睡在走廊上。一九四○年代美国华人人口之所以能够从七万七千人飚涨为十一万七千人，理由之一就是因为多了这些新移民与新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