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当大师，先得保证你活着吧？好，怎么活呢？
苏轼在黄州穷得要死，自己很得意发明了省钱法，就是把钱都吊在房梁上，让自己拿起来不方便。最后还是免不了“送行无酒亦无钱，劝尔一杯菩萨泉”。他去海南，米都吃不到，只好想法子幻想房东会给他吃鸡。
海明威在巴黎时买不起书，租书；租一房子，洗澡的地方都没，就桌椅床这些家具。吃不起饭，自己跑咖啡馆里喝咖啡，还总结出“我饿了之后看塞尚的画特别有感觉”。
那时艾略特比他还惨，在银行混，海明威就和庞德一起琢磨，怎么给他筹笔钱，让他“可以从此不用工作，认真写诗”。
纳博科夫终于可以 “不用工作”，开始过舒坦日子，是因为五十多岁了，终于迎到《洛丽塔》的畅销。之前他在康奈尔教课，不算如意，一开始还兼教过网球。因为他离不开老婆薇拉大人，康奈尔大学嘲讽“雇他还不如雇他夫人”。
马尔克斯年轻时做记者，手提一公文包，里面只藏了他小说手稿，到劣等酒店做抵押，睡通铺。去了巴黎，写《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没暖气，差点冻死。31岁去墨西哥，带孩子，带老婆，每天花一半时间排队等移民局发通告。手里堆了五本写完的书，四本没地方出版。
杜甫晚年终于能饱食牛肉却胀死的传说不提。
孔夫子困于陈蔡饿肚子弹琴的事儿不提。
曹雪芹穷的时候举家食粥，死时不过五十，不提。
伦勃朗后半辈子卖不出什么画，只好无聊画自己，穷得要死。
尤尔·布丁一开始想追求艺术，去了巴黎，回到诺曼底后无可为生，开始画海滩人物画。后来印象派办展，要尊他为先驱，他不肯，怕被这帮人害了名头以后画卖不出去。
勃鲁盖尔因为老画农民，意大利和荷兰各画派都不待见他。
高更的故事毛姆在 《月亮与六便士》里写过了。
一种比较保险的活法，是傍上个有钱懂艺术的。实际上19世纪以前，许多作曲家靠这个活。但也有代价。比如，巴赫有次想转投，被他主人软禁了。顺便，巴赫似乎没有过自己的作品独奏会。
托尔斯泰的老婆也很厉害，毛姆分析，托老太高逸，这阿姨没啥安全感。我听着那感觉像《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孟烟鹂加强版。托老八十多一老汉离家出走，啧啧。
苏格拉底的老婆不说也罢。
你说：大师都很自由，能到处旅游。做梦。舒伯特就没怎么离开过维也纳。康德一辈子就扎他那座城了。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倒是想不旅游，被放逐了，回不来。
你说20世纪医疗条件好了，大家福利提高了，你能写了吧？好。
你写出来了，第一件事是是否发得出去。比如，卡夫卡让马克斯·布罗德甭发他那些东西，布罗德给发出来了，世上才知道有个卡夫卡。盛名都是死后的了，不提。倒霉催的是，你知道布罗德这事肯定不止一件。世上不知道暗藏了多少个没来得及起来的卡夫卡。实际上，没有牛编辑的运作，普鲁斯特那几万大卷经藏还得和他一起犯几百年哮喘。
最后：大师会被安一个标签。比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哪怕他1981年写《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时说他都懒得再看《百年孤独》的校样了；比如海明威=《老人与海》，然后他就被框死成了个大胡子老头的形象，巴黎时期那些新锐气的小说都被湮没了；比如永远和庞德左右不离的 《地铁车站》，几乎跟李白+《静夜思》一样是绝版配对；比如《麦田守望者》永远压倒《九故事》是塞林格的招牌；这种知识绝大多数来自文学史、教科书，一个大师后面挂一个代表作，一个书名号，就这样了。
你得花很多时间解释“昆德拉不只写过《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品钦不只写过《万有引力之虹》、纳博科夫有好多很牛的俄文小说、苏轼不只写豪放词也有许多婉约灵秀的、杜甫不总是苦吟党而是华丽丽的集大成者、《金瓶梅》真的不只有色情段落、贝克特不只写过《等待戈多》他其实还写小说的、萨特其实不只是个哲学家他也写小说的、杜拉斯不只写过《情人》那是她晚年的小说了早年风格真的不是这样的……”
最后，时代久远之后，书都成了名著。大家看看电视、电影改编，就觉得领略了那本书的风景，然后开始注意梵高割过自己的耳朵啊？屈原和粽子有关系啊？苏东坡会弄猪肉啊？瓦格纳算是李斯特女婿啊？乔治桑写过啥小说不知道但她和肖邦是啥感情啊？出版商得在《基督山伯爵》的腰封上写 “刘翔的减压书”之类才能开始推销。
而那时，大师们坟头上，春秋几千百度，花开花落，啥都没有了。
大师最后的结果，他们这一路的过程，都是在明白无误地告诉着世界：这一切也许艰难，而且并不有趣，而且成功可能极微……在知道这些前提下，还能继续这样走的人，大概至少可以算是勇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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