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引起了清廷和帝国主义的惊恐。清廷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进行镇压，但北洋军队早被袁世凯控制，荫昌指挥不灵，难得作为。
帝国主义试图干涉中国革命。它们迅速将大批军舰调到武汉江面和中国其他水域：向革命军施加压力。同时向沿海各口岸和北京使馆区增派军队，并出兵占领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以阻止革命在华北地区蔓延。
日本和俄国还阴谋趁机出兵瓜分中国的蒙古与东北，只是因受英、美等国的牵制，未能如愿。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和彼此间矛盾的制约，使帝国主义感到武装干涉革命并非上策，转而宣布“中立”，暗中破坏革命。
为了维护在华的侵略权益和保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秩序，帝国主义急需物色个既能扑灭革命又能替代清政府的人物。他们以为最适合的人选就是袁世凯。
英、美、俄公使甚至多次会见摄政王载沣，直接向他施加压力，催促起用袁世凯。袁世凯的心腹也四处活动，极力散布“非袁不能挽救局势”的空气。载沣迫于内外压力，于10月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率兵出征。
袁世凯趁机勒索更大的权力，借口“足疾未愈”，故意拖延。继而又提出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解除党禁、授予军事全权、供给充足军费等六项条件。
载注因其要价太高，不肯答应。袁便逗留不出，并暗中指使在武汉前线的冯国璋等北洋部将“暂作守势”，消极观望。其间，不仅湖北革命党势力迅速扩大，而且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相继独立。27日，载沣再次退让，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海陆各军及长江水师。
袁得到了军事权权。这时独立省份愈多。29日，驻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联名电奏“政纲12条”，要求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削除皇族特权、大赦国事犯等，给清廷施加压力。
同时，驻扎石家庄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同盟会员）正谋与张绍曾配合，直捣北京。清廷惊恐不已，只得下“罪己诏”，颁布宪法“十九信条”，开放党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完全内阁。
袁世凯独揽了清延的军政大权，便自彰德南下，抵河南信阳接任钦差大臣。在指挥北洋军队于11月1日攻陷汉口后，即北上入京组阁。
野心勃勃而又富于政治权术的袁世凯，深知南方革命党的势力绝非单靠军事力量所能制服的，而其存在也实成自己要挟清廷有用的筹码。于是，他以南北调解人自居，设定了和谈圈套。
11月27日北洋军队攻陷汉阳，他即令停止进攻，同时请英国公使朱尔典电令汉口英领事出面，提议南北双方停战议和。革命党的领导人和黎元洪等果然妥协，签署了停战协议。
12月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袁即日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9日，11省革命军政府公推伍廷芳为总代表与唐绍仪谈判。18日，唐、伍在上海开始正式谈判。
20日，即和谈开始后的第3天，英、美、日、俄、德、法六国驻沪总领事即向议和代表提出照会。照会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是要逼迫革命党人向袁世凯妥协。
南方革命派阵营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也极力为袁世凯张目。早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张謇就曾赴彰德拜访袁世凯，二人进行了长时间密谈，就未来政局和彼此的合作达成默契。
在南北和谈过程中，袁、张互通信息，保持密切联系。伍廷芳与唐绍仪的公开谈判只是走形式，真正的政治交易，经张謇居中安排，由唐绍仪和黄兴等在老官僚赵凤昌寓所“惜阴堂”中进行的。最后，双方约定，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推他为民国大总统。
正是南北和谈为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开辟了道路。孙中山本不愿意与袁世凯妥协。但是时革命派已与袁世凯达成用革命成果换取他承认共和的初步协议。
尤其是新从清朝监狱中出来名噪一时的汪精卫，与袁氏父子正打得火热，极力为南北政治交易推波助澜。黄兴虽对袁世凯心存疑虑，但也曾通电表示若能赞成共和，“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无疑”。
因此，孙中山当选临时总统后，即致电袁世凯：“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不得不对革命党原有的成议表示尊重。
但是，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仍使袁世凯大为不满。1月1日，即孙中山就职这一天，他指使北洋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48人联名发出“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的通电，并撤销议和代表，以反击南京临时政府，迫使革命党人妥协。南北和谈局面为之一变。
北洋集团气焰嚣张，咄咄逼人，一时反而刺激南方北伐声浪的高涨。临时政府接受了孙中山的北伐建议。1月7日，孙中山制定了六路北伐的方略。31日，津浦路上北伐军首战告捷，败清军于宿州等地，重镇徐州不战而下。在安徽、河南、湖北战场，革命军也取得了一定胜利。
但是，北伐没有继续下去。这时帝国主义亲自出马，支持袁世凯。它们调集兵舰和军队，对革命党进行军事恫吓，阻挠北伐，并扬言若中国“内乱”不止，就要实行武装干涉。
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也乘机鼓噪，反对北伐。革命党只好再次妥协，重新作出让权的许诺，袁世凯也承诺共和与逼清帝退位，双方达成政治交易。
袁世凯虽然撤销议和代表，但上海赵凤昌住宅“惜阴堂”里的谈判并未停止。现在双方争执的中心，是如何结束南北政权的对立，建立以袁世凯为总统的统一中央政权问题。
先是袁世凯要求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同时解散，由他另组统一政府。这遭到革命党人的坚决反对，但革命党人也作出了让步，孙中山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争执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置”清朝皇帝。北方代表遵照袁世凯的意见，提出皇室优待条件：皇帝称号不废；每年由民国政府给四百万元；暂居皇宫，以后移颐和园；原有私产由民国特别保护等。
虽然孙中山、黄兴等人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但是，妥协的舆论既占上风，2月6日临时参议院还是通过了优待条件。
袁世凯得到南京临时政府让权的切实保证后，即转过身来，逼迫清帝退位。清王朝一部分满蒙贵族反对清帝退位。
2月12日，清帝宣布接受优待条件，正式退位。至此，清王朝的统治寿终正寝。
2月13日，清帝退位第二天，袁世凯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15目，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21日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美、英、法、德等国公使在袁世凯当选临时总统后，立即登门祝贺，并向袁世凯政府接洽借款，帮助解决财政困难。美国国会还特别通过一项祝贺中国“共和政体告成”的议案，支持袁世凯政权。
这与他们先前始终冷落、排斥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形成了鲜明对照。孙中山为了约束袁世凯，在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
孙中山坚持定都南京和新总统到南京就职，目的要将袁世凯调离北京。袁不愿南下，孙中山便派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表面上盛情欢迎专使，暗中却指使其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变。
南京临时政府得到北京等地兵变的消息，3月3日至4日召开了一昼夜紧急会议，并接受了孙中山的建议，决定出兵平叛。但是立宪派、旧官僚，甚至多数革命党人和许多省都督都反对定都南京。孙中山只好再次退让。
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了提请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在国家机构的体制上，它改变了原来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的总统制，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由议会的多数党产生。总理对总统要办的事情，如不同意，可以驳回；总统颁布命令须由总理副署才能生效。
孙中山颁布临时约法是为了防范袁世凯独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临时约法是革命的产物，带有鲜明的革命性、民主性。它不仅具有现实的进步意义，在中国宪政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时，袁世凯信誓旦旦，表示拥护《临时约法》。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南京临时政府的天折，标志着辛亥革命遭到了重大挫折，同时也预示了它归于失败的结局，但是，这场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中国历史民主共和新时代的伟大功绩，并不因之逊色，并已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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