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1935年3月初，得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又歼灭自己的嫡系吴奇伟两个师和黔军王家烈八个团大部后，蒋介石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匆忙飞往重庆亲自指挥，妄图将红军围歼于乌江以西的巴黔大道地区。
而此时，红军虽然刚刚取得了一场大胜，但面临的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改变，且遵义地处川、黔、滇三省交界，蒋介石的中央军和三路地方军阀随时可以大举围攻。在遵义多停留一天，红军就多一分危险。
为了粉碎敌人的企图，也为了加强作战指挥，3月4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由于政治委员在军队有最后决定权，所以，毛泽东这个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又被称为前敌总指挥）。8日，毛泽东、朱德以及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境内的苟坝。
就在部队按计划转移之际，红军却收到了一封来自红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联名发来的“急电”——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消灭驻扎在那里的黔军王家烈纵队。
于是3月10日到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这就是苟坝会议。
会上，毛泽东分析了战场发展态势，他认为，一方面蒋介石已下令各路追剿部队向遵义、鸭溪地域压来，红军很可能会再次陷入敌军的四面围击；另一方面打鼓新场的敌军战斗力虽然不强，但如果他们据守碉堡等待救援，红军没有把握在短时间内解决战斗，等援军到达必然面临围歼的局势。因此，毛泽东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但大多数人特别是高级将领们认为在桐遵战役胜利后部队战斗情绪高昂，求战心切，他们一心想要扩大战果，占领物产丰富、商业繁荣的打鼓新场，使红军得到更多的后勤补给，以战斗的胜利换得在川黔滇边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意见始终不能统一，当晚张闻天提议进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表决，毛泽东只得到了自己的一票。
眼看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毛泽东也开始着急了：“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但会议最终还是决定进攻打鼓新场，由周恩来起草命令，拟于第二日早晨下达。此外，会议还免去了毛泽东刚刚被任命不久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夜色渐浓，毛泽东却思绪涌动、夜不能寐，眼看作战命令即将发出，打鼓新场之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红军长征以来经历的种种险境在他脑海中浮现。他细细分析仍然觉得此举是以卵击石，甚至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不能再等下去了！必须现在就去找周恩来进行最后的劝说，做最后的努力！
于是深夜，在一条狭长的乡间小路上，亮起了一盏昏黄的马灯。毛泽东来到周恩来的驻地，向周恩来晓以利害，反复说明，他说，红军现在是疲惫之师，不宜进攻敌人坚固设防的城镇，并且分析了当时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周恩来终于被毛泽东说服了！然后，毛泽东、周恩来又找到朱德，朱德也被说服了！
凌晨四点左右，中革军委二局截获了敌人的电报，发现蒋介石已令重兵驰援打鼓新场，情报验证了之前毛泽东的科学分析。
第二天的会议上，在周恩来、朱德的支持和情报的确认下，毛泽东说服了求战心切的高级将领们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毛泽东又一次在紧要关头让红军避免了陷入敌军重围，从而遭受重挫的危险。
而在苟坝会议进行的第三天，基于遵义会议后，红军的每个战斗行动，都须经中央政治局开20多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决定这一现实，毛泽东指出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作战既要充分的民主，更要正确的集中，便提议组成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
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也深深地意识到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式讨论和决策，已经无法满足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的需要，必须临机作出判断和决策。于是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随后，中共中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作战。周恩来为新“三人团”团长，但事实上毛泽东为“新三人团的核心”。
从这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主管军事指挥的领导人之一，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确立和巩固。至此，苟坝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提出的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
重获全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将如何更灵活的领导红军实现自己的战略思想，夺取胜利？作为其中的关键一役，毛泽东即将挥笔写就“平生最得意之作”的后半段故事。
文案/策划：李奕璇
海报：曾婧
注：海报图片由AI生成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