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评论家何平说“我们是在制造概念，但是制造这个概念是有现实基础的，而不是说批评界为了谈论一个话题刻意制造，我们研究的是现实的文学对象”时，他指称的是如下这个概念——“后新生代”。何谓“后新生代”？又为何强调“‘后新生代’长篇小说”？它们又在何种意义上拓展了现实主义的可能性？这些概念与话题，需要进一步的阐释。
以何平的解释，1993-1994年到世纪之交，以“新生代”命名的文学产生了巨大能量，大量青年作家展露头角，及至当下，他们的写作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里正在经典化的部分，比如李洱的《花腔》《应物兄》，毕飞宇的《平原》《推拿》，东西的《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回响》，艾伟的《风和日丽》等。“后新生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一个概念。
“这些作家之后的写作者，我们以何命名？我们提出‘后新生代’这个概念，包括的正是没有被‘新生代’收编的‘70后’作家，以及更晚出产的作家。”何平将2013-2014年定为标志性时间点，“2013年科幻作家陈楸帆推出了长篇小说《荒潮》，2014年徐则臣推出了《耶路撒冷》，后被提名茅盾文学奖，同年田耳的《天体悬浮》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这一系列标志性事件表明：‘后新生代’长篇小说成熟了。”
作家朱婧则进一步厘清“后新生代”作家的成长历程，“从精神代际看，他们的精神成人基本是改革开放时代完成的，新世纪初第一个十年‘后新生代’基本在进行中短篇小说的实践，2014年至今“后新生代”持续发力，产出的长篇小说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她列举出篇目，如路内《雾行者》《关于告别的一切》、鲁敏《奔月》《金色河流》、张楚《云落》、徐则臣《王城如海》《北上》、魏微《烟霞里》、付秀莹《野望》、李修文《猛虎下山》、葛亮《北鸢》《燕食记》、李宏伟《国王与抒情诗》等，“它们的特质是，内置了改革开放时代的身位和体感，在全球化时代勘探世界中的中国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不难看出，“后新生代”的概念，根本上指向的是小说的变化。在作家石一枫看来，小说的变化是由时代的变化所决定的，“有的文学对时代的记录就是对一种气息的记录，这种时代气息既是小说要完成的任务，同时也决定了小说的样貌；它是主观的存在，但来自于作家对于事情的客观认识。”小说的变化也在于写作方法的改变，但实际上多年来它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如果有什么本质改变的话，可能就是经受过当代洗礼的作家，吸收效率变得更高了，小说呈现的面貌是复杂的。”由此，他提出一种看法，“长篇小说的定义不能为长篇，而应该叫做‘复杂小说’。”
那么，“后新生代”长篇小说之于现实主义，又提供了何种新的拓展空间和可能性？作家路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千禧年以来在文学界以十年为代际划分的标准基本上约定了一种认知，代际并不仅限于年龄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写作方式、写作主题和广义的社会经济文化沿革。”“后新生代”无疑是个新的概念，但不管是打破代际框架还是重新定义代际框架，他提出需得重视的两个问题，“首先是对于所处时代的观察，无论是对于历史要素的书写，还是对于个体经验的书写，都强烈地带有新世纪以来这二十年的观念积累。问题是，我们到底积累了什么观念和经验？其次，无论是类型小说、女性主义、方言小说、非虚构、文学影视化、人类学方法等，这诸多方法和观念都可以在稳定而庞大的现实主义框架上找到突破口，假定‘后新生代’已经掌握了那么多形式标签，他们是否还需要现实主义，‘后新生代’的现实主义又是否可以与这诸多标签一起闪耀光芒？”
或许当界定了“后新生代”之后，他们的长篇小说面貌会逐渐清晰。如评论家刘阳扬所说，整体上的“后新生代”长篇小说写作，一方面对于历史、城市、乡村有新的观察，另一方面则在文体形式上有所创建，尽管这些创建当下可能还处于不特别成熟的状态。她提出“后新生代”作家在长篇小说文体上的建构，比如：文体融合尤其是小说文体和散文文体的渐进和结合；复文本的展开，通过注释的方式展开小说文本的另一种可能；向类型文学及地方志类文献借鉴。
评论家张定浩则提醒，“现在小说有一个很奇怪的状况，就是把精神生活排斥在日常生活之外，但它显然是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有评论以及思考生活意义的诉求。”以他的观察，当下年轻人喜欢看的小说还是黑塞《荒原狼》这样的小说，“它为什么依旧会吸引人，因为里面谈到的是名士、追求，是精神向上的东西。”他也谈及埃科的《米兰讲稿》，“讲稿的每个题目都是关于美、丑、不确定性、不完美、悖论这些大的主题，你会发现这个作家的心志是很健全的，他的旁征博引让人感知到他是文明的孩子，但写出的小说却是畅销小说。你从他的小说里阅读到心志如何滋养了人。”
归根究底，“后新生代”概念的提出，这一场看似漫无边界的讨论，都要解决的是江苏省作协书记处书记丁捷提出的那个问题：“当下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环境、作品传播渠道都在写作实际中发生了诸多变化，文学怎么能够强势地穿透人的心灵？”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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