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王震所率领的三五九旅和干部旅从宣化店出发，跨过汉水、越过丹江，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直抵秦岭山麓。

一路上，国民党不断从飞机上扔下传单，一再要求我中原部队派出代表进行谈判。当部队到达陕西安县城，王震请示中央后决定派干部旅旅长张文津、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和毛主席侄子毛楚雄完成这次谈判。

然而，就在吴祖贻三人行经安康地区宁陕县的东江口时，却被驻在该地的胡宗南部六十一师一八一团无理扣留。

王震得知消息后立即电告中央，在南京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分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但令人愤怒的是，胡宗南矢口否认，还称已经将吴祖贻三人送往西安。

在向国民党提出抗议的同时，党组织也没有放弃对吴祖贻三人的寻找，可三人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始终没有他们下落的确切消息。

事情发生后，吴祖贻的妻子蒲芸湘不相信丈夫就这样没有了下落，她说：“就算他牺牲了，我也要找到遗骨。”

于是，蒲芸湘开始了长达将近40年的寻找。

蒲芸湘与吴祖贻两人是一见钟情，于1941年在京山县向家冲结婚。虽然成为了夫妻，但吴祖贻并没有将妻子拴在身边，而是鼓励同是学生出身的妻子到基层去锻炼。因此结婚多年，他们总是聚少离多。

1943年底，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战友们都说这孩子长得像吴祖贻，夫妻俩高兴不已。然而，一家人还没有享受几天天伦之乐，夫妻俩就要回到各自的岗位上。

为了不影响工作，夫妻俩商议后决定把孩子放到老家寄养。不久，夫妻俩就匆匆告别，吴祖贻跟随中原部队进行武装突围，蒲芸湘则被调去了哈尔滨。没想到，此一别竟是永别。

1949年，蒲芸湘请假入关接回送到老乡家的孩子，她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坚持打听丈夫的下落，可每一次寻找，换来的都是失望。

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祖国的任务更加艰巨，蒲芸湘只好将寻找丈夫的愿望放在一边，抑制内心对爱人的思念，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新工作和抚养孩子身上。

多少年来，从东北到北京、到天津、再到北京，无论在哪里工作，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蒲芸湘总会流下思念的眼泪。

更令她痛苦的是，由于对丈夫吴祖贻下落长期说不清、道不明，蒲芸湘饱受委屈。表面上她是烈属，却没有烈士证书，也从未向组织领取过烈士子女的生活费，艰苦地抚养着自己和丈夫唯一的孩子。

十年运动中，蒲芸湘更是遭到反复审查。一些极端者甚至怀疑吴祖贻当了叛徒，跟国民党去了台湾，他们质问她为什么说不清楚吴祖贻牺牲的时间和地点，为什么找不到遗骨？

面对无端猜疑的质问，蒲芸湘痛不欲生，使得当时只有40多岁的她早早就长出了满头白发。不过，不论面对怎样的猜疑，她始终相信自己的丈夫忠于党、忠于人民，绝不可能叛变。

终于来到了1979年，蒲芸湘毅然给中组部写了报告，强烈要求对吴祖贻的下落进行调查。李先念、胡耀邦非常重视这份报告，专门给湖北有关部门写了信。

1984年，“中原部队谈判代表被害案”联合调查组正式开始工作。听闻此消息，已经年过花甲的蒲芸湘不顾年迈的身体，亲自参加了调查。

通过几经探访、寻找，调查组终于在1985年找到了吴祖贻、张文津和毛楚雄当年遇害的地方，并成功找到了他们的遗骨。

苦寻丈夫几十年的蒲芸湘终于了却了心愿，她兴奋地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自己的亲人和儿子，但其中的辛酸只有她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