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葬文化能深刻地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各种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葬礼也是维系人与人关系的纽带之一。近年来,美国正在悄然经历一场殡葬习俗变革。在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信仰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宗教仪式被各种新型殡葬方式取代:冷冻葬、水葬、遗体堆肥、蘑菇寿衣、骨灰烟花秀、骨灰上太空......选择家庭自办葬礼和绿色葬礼的人也在增加,人们越来越关注遗体处理对环境的影响。在当下的美国,死亡同时在三个层面上得到重塑:遗骸的处理、全新的仪式、来生的观念。
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香农·李·道迪(Shannon Lee Dawdy)聚焦美国葬礼革命,以人类学家的身份闯入了暗潮涌动的殡葬行业,与殡葬师、防腐师、设计师、公墓所有者、死亡导乐、创业者以及遗属深度交谈,写下《我想这样被埋葬》一书。这本书真实记录了当代美国人对死亡态度的迅速变化:人们不愿意放弃这最后一次张扬自己个性的机会,寻找自己(或为自己亲友寻找)最适合的遗体处理方式成为最后的愿望。精心策划的葬礼也被越来越多人视为治愈遗属丧恸的一种心理治疗方式。
道迪全面、客观地记述了这场死亡革命的细节,深入分析了催生变革的社会因素与人们的心理机制。她发现,通过革新殡葬风俗,美国人正在重塑他们对人格、仪式和代际关系的看法。殡葬业者在追逐利益和人性关怀之间寻找着新的商机,同时,他们还面临着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当代人的死亡观念变得既更加物质化,又更加精神化。在遗体工业化处理的时代,葬礼蜕变的社会暗流也预示着信仰与价值观变革的浪潮。
下文摘编自《我想这样被埋葬》第五章,经出版方授权刊发,较原文有删节,注释见原书,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
《我想这样被埋葬》,[美] 香农·李·道迪 著,李鹏程 译,乐府文化 |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12月。
美式消费主义下的殡葬业
任何人都没能逃过我这两个基本问题。
你希望遗体被怎样处理?
我们去世后会发生什么?
不出所料,我采访过的大部分传统殡葬师都希望遗体做防腐处理、举办传统葬礼、使用棺材和套棺。但是,他们也希望悼念仪式能轻松欢快些,不太喜欢那种庄严肃穆的宗教葬礼,他们的传统只在于葬礼所用的物料方面。即使是像威尔逊这种年轻一代的殡葬师,也支持这种选择。
威尔逊三十多岁,长得如好莱坞明星一般,身穿一套剪裁考究的西装,连袖扣都无可挑剔。遗容整理是他的老本行,所以我问他打算怎么为自己安排后事时,他微笑着回答:“我已经想好了要办什么样的告别仪式、什么样的葬礼。就我个人而言,我们家已经买好了墓地,我会跟祖上葬在同一座公墓里。我想做防腐处理,也希望有遗容瞻仰的环节。”此外,他还希望仪式上能有些个性化的东西,比如可以放一放他最喜欢的那首U2乐队的歌。
威尔逊是家中的第四代殡葬师,但聊过之后,我发现他并非守旧之人,而是在努力适应现状。谈到殡葬业正在经历的变化时,威尔逊说,尽管他更习惯承办经典和保守风格的葬礼,但也承认旧的习俗正在被抛弃,个性化的需求与日俱增,人们需要葬礼能够体现出逝者个人的独特性。
不过,威尔逊也有些担心,仪式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我们可能正在面临失去某些东西的危险,尤其是在死亡这个问题上。他不在乎仪式是否会发生改变,或者说是否变得更具人文精神(即不再跟宗教产生关联),但也不认为我们应当彻底抛弃仪式。
他还从民族志的角度谈到了一些别的变化趋势:“我们看到的情况之一是家庭矛盾剧增。在今天,家庭变得更加分裂了。”他说自己不得不常常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充当调解人,无论是遗体的处理方式,还是仪式的环节设置,甚至是谁才算逝者在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大多数客户都会在这些问题上出现分歧。丧葬习俗变化得越快,适用的选择变得越多,遗属产生矛盾的可能性就越大。
确实如此。我追踪的一些趋势虽然各自在朝不同的有趣方向发展,但似乎很难产生共性,或者说至少现在还不行。当然,变化往往与冲突相伴相生,对于我在本书中介绍的一些概况,读者应当持一定的保留态度,毕竟无论哪种殡葬形式都不缺批评者。
电影《超完美告别》(Death at a Funeral,2007)剧照。
在我研究和撰写本书的几年时间里(2015-2020),美国国内的政治分裂已经达到了南北战争之后最严重的程度,人们在任何问题上都找不到共识的基础,死亡也不例外。在任何社会领域中,尖锐的分歧向来都是一个信号,表明断层线已经出现,地壳正在移动和重组——换言之,大变局将至。
威尔逊说,他这行“不只是一门生意”,面对客户时,殡葬师必须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可另一些时候,他看起来又是那么雄心勃勃,像一位拥有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的年轻高管。或许也像”善地森林”的桑迪那样嗅到了当下殡葬业的弱点,威尔逊非常坦率地指出,殡葬师若是因循守旧,境遇只会越来越难。通常情况下,变与不变是代际之争。那些一心想按旧习惯做事的人,“本心很好,动机也很好,但境遇非常艰难,因为他们已经不太跟得上消费者的需求”。
对服务水平和质量的关注成了威尔逊的一项使命: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些普通人追求的其实就是一个体验。你为什么要去星巴克花5美元买杯咖啡?你本可以去7-11便利店花85美分买一杯。你购买的其实是体验,是那个杯子给人的感觉。或许你就是喜欢那个小美人鱼标志,喜欢在那儿喝咖啡的氛围感。或许是因为他们装修星巴克门店时采用的是货真价实的雪松木,你可以闻到木材散发出来的那种新鲜、洁净的味道。或许是因为不管哪里的星巴克播放的都是风格相似的音乐,你走进去的时候,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你甚至还可以购买他们的CD,让家里也拥有同样的氛围。喝咖啡是花钱买体验,死亡和葬礼实际上也差不多。我们希望大众能看到这种价值。
他指出,殡葬业也可以像丽思卡尔顿酒店的母公司那样,在同一个市场中既拥有高端品牌,又经营万怡酒店这种便捷品牌,以及档次介于两者之间的其他品牌。
一面是主流的美国式消费主义,一面是殡葬产业的年轻领袖,这样的跨界着实有趣。作为人类学家,我当然认为葬礼应该被视作“体验”,而非“产品”,但与此同时,我也很纠结。我记录下的所有这些殡葬业变化,难道最后可以简单归结为消费者的选择?难道我们的来生正在进入星巴克模式?人们可以像点一杯无泡、超热、低脂、香草味的拿铁那样,按个人喜好来做搭配?
如果你翻阅一下有关美国殡葬业的著作,无论是在杰西卡·米特福德对“死亡推销员”的经典批判中,还是在近期的学术出版物里,刚刚那个问题的答案可能都是“说得对”。
但问题来了,为什么有些消费者会要求把部分遗体做成纪念品?为什么有些消费者又会要求用遗体堆肥,或者像喂鸟似的把骨灰抛撒掉?将某些东西简单归结为“消费者的选择”,并不能解释那些影响人们做出这些选择的信仰和价值观。不管是在死亡这件事上,还是在别的问题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性其实并不存在。
再就是价格问题。因为土地成本、管理费用、市场需求的不同,土葬价格在全美各地存在很大差异。绿色殡葬的价格要比传统土葬低得多,而火葬或许是最便宜的选择——但前提是你只需要殡仪馆提供遗体运送、火化服务以及相关文件,不要求他们提供别的帮助。很多人都是以价格和简便为由来选择了这种方式。
然而,对于一种崇尚个体的文化而言,这样来做选择又太过奇怪,充满矛盾。为什么一个人的社会价值会在生物性死亡的那一刻骤然跌落?难道是因为他们不能再给社会做贡献了?为什么花钱办葬礼会被视为浪费钱财?正如许多与我聊过的殡葬师指出的那样,办殡葬仪式主要是为了生者,而非逝者。但这一点在个人主义者的逻辑中往往会被忽略,进而让人误以为葬礼是为那个棺材里或骨灰瓮里的人而办。
可问题是,逝者哪还在乎这些?从是否划算的角度来批评精心安排的葬礼是不尊重遗属的情感需求的行为,或者说至少是不赞同他们通过物质手段来纾解内心的悲痛。人们总爱说,等轮到自己的时候,希望“一切从简”。但其他人生大事,如婚礼、受诫礼、成人礼,都是大操大办,而且几乎不会遭遇类似的反对。被“小题大做”的都是让人高兴又很重要的过渡性事件,事关社会地位和关系的改变。其实葬礼也一样,或者说葬礼办得好的话也一样。
电影《超完美告别》(Death at a Funeral,2007)剧照。
另一个从金钱角度对传统美国式葬礼的批判是,诸如棺材这类价格昂贵、制作精美的物品很快就会变成废物一堆——换句话说,是献祭给了地下的生态系统。消费者心有不安的地方可能正在于此,殡葬用品结实耐用,却只会用一次,买回来几天后便被处理掉了。当然,所有的消费品以及许多尸首,最后都会被拉去填埋或焚化,只不过这个结局来得没有那么快罢了。但无论如何,棺材的使用寿命确实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些人希望死后可以被制成纪念品,但那些纪念品看起来又像极了商品。围绕死亡的商业创新现下正如火如荼,变成绿植或树木也许代表选择了一种不那么物质主义的来生,但正如前文所述,意图利用此类新需求来牟利的人也不在少数。
把资本主义和招魂术彻底分开或许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当然,把世俗和神圣区分开来的想法,也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错误的坚持,或者说至少是一种不现实的思考方式。
当葬礼从悼念转向庆祝
“刚左新闻主义”的开创者亨特·S.汤普森要求把自己的骨灰放在大炮里射出去,这是一条妇孺皆知的新闻,价格实惠的“至爱发射器”(Loved One Launcher)或许正是受到了他的启发。
根据佛蒙特的斯坦(前面讲过他用3D打印技术制作出奥巴马头像造型的骨灰瓮)在其丧葬用品名录中的介绍,你可以在气枪(基本上就是儿童玩具)里装上骨灰和五彩纸屑,然后“轰轰烈烈地离开”。该产品的广告文案还向你保证,“看着骨灰射向天空,庆祝、幸福、陪伴之情会油然而生”。逝者的骨灰被送到20多米外的高空后,会分撒在一大片区域中。
“至爱发射器”这种产品体现了美国式葬礼正在从以悼念为主,转向以庆祝为主。让葬礼变得有趣起来,似乎成了时下流行的一种态度。用其支持者的口头禅来讲就是:让乐趣(fun)回到葬礼(funeral)之中。我采访过的很多人也都觉得,即使某人是惨遭不幸或英年早逝,要想更好地纪念逝者,就要多关注这个人好的一面和此人的经历,而不是遗属的丧亲之痛。
杰森是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市某家族殡葬公司的年轻副总裁,跟他聊过之后,我才了解到,原来发射至爱的方式有很多。尽管地处保守的“圣经地带”(BibleBelt),但他的公司还是成功地将葬礼个性化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绿草坪殡仪馆(Green Lawn Funeral Home)的所有员工都要经过培训,才能成为合格的“庆祝员”(celebrant)——或许过不了多久,这个称呼就会在全美国范围内取代“殡葬师”。
“绿草坪”的主营业务不是筹办传统仪式,而是个性化的庆祝活动。庆祝员会先同客户面谈,尽可能地多了解逝者或即将离世之人的情况,并且鼓励家人在考虑让活动更具个性化的同时,可以多加一些趣味,多加一些创意。
“绿草坪”的庆祝员还会花一些额外的小心思,想办法给客户带去惊喜,比如他们会像婚礼策划师那样,建议家人在活动上准备一些有个性的小礼物,好让来宾带回家做纪念。
杰森的叔叔很喜欢歌手吉米·巴菲特,在他的庆祝会上,工作人员带给这家人的惊喜,是伴着巴菲特的歌曲《天堂里的芝士汉堡》(”Cheeseburger in Paradise”)推出来一整桌由附近餐馆制作的芝士汉堡。前文里威尔逊说到的非凡体验和热情服务,或许指的就是这种吧。
电影《超完美告别》(Death at a Funeral,2007)剧照。
“绿草坪”对于个性化服务确实无比热诚,但我长途驱车前往斯普林菲尔德的原因,是想要了解该公司提供的一项独家服务。如果家属愿意额外支付一笔费用,“绿草坪”可以与当地的烟火表演专家合作,将骨灰装入烟花筒中。
“绿草坪”还运营着一座公墓,可以作为可控、安全、合法的场地,为客户安排一个十分钟的大结局。第一场烟火葬礼(firework funeral)的客户是一名热爱美国独立日的逝者,打那儿以后,这项服务便一直备受欢迎。
庆祝活动通常都在夏天举行,这个季节天气晴朗,在户外待着也很舒服。通常来讲,傍晚时会先开个野餐会,等到夜幕降临后,就可以开始烟花表演了。亲朋好友会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行,见证逝者如绚丽的星尘一样绽放在夜空中。
刚开始的时候,“绿草坪”曾因为这种独特的烟火表演而受到当地社会的批评和指责,甚至于不得不专门驳斥了县里官员的质疑,比如“爸爸最后会出现在土豆沙拉里”,再比如,参与者最后会灰头土脸,跟庞贝古城的受害者一样。好在这一切后来都解决了,截至2017年我去采访的时候,“绿草坪”已经为15位逝者举办了烟火葬礼,这些人都是男性。风似乎是一种极其阳刚的元素,或者说至少在死者中是这样。
后来,这个印象得到了进一步验证。有一天上网时,我偶然发现了另一项极具特色的殡葬产品。萨德和搭档克莱姆是在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工作时认识的,两人都当过兵,都愿投身于自然保护,都希望死后尽可能少留一些生态足迹。抱着这样的初衷,他们在2011年创立了“圣烟”(Holy Smoke)公司。无论是从距离上讲,还是从文化上看,这座亚拉巴马州的小镇跟加州的米尔谷都相距甚远,但在形式完全不同的环保殡葬服务背后,却隐藏着相近的动机。
萨德和克莱姆的本职工作是为持枪人员派发许可证和罚款单。作为执法人员,他们平常工作时要佩枪,在闲暇时间则喜欢打猎。两个人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服务的客户群也和他们差不多,主要是退伍军人、猎手、执法人员及其他爱枪人士。“圣烟”的主营业务是把客户的骨灰手动装入已经选好的弹壳里(这个特殊的客户群有很多人都会提前安排自己的后事)。
具体到“圣烟”提供的服务,手动填装弹壳则是为了能在其中加一点别的东西。除骨灰外,萨德和克莱姆还可以在弹壳里加入一些红、白、蓝色的粉末,好让子弹射出去时,可以喷出特殊颜色的烟雾。二人给这种增值服务取名为“爱国礼炮”(Patriotic Salute),并强调说所加的粉末均由有机颜料制成。
当然,萨德也承认,他们提供的服务并不适合所有人。要选择他们的产品,客户不仅得知道怎么用枪,还得能接受这种庆祝活动的精神,并且能从中获得乐趣。这中间有太多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电影《超完美告别》(Death at a Funeral,2007)剧照。
创建“圣烟”的灵感,来自萨德的搭档克莱姆。有一天,克莱姆和一个朋友兼打猎同好在闲谈中说起了最近去世的亲戚,最后话题转到了两人希望如何安排自己的后事上。克莱姆表达了一些对土葬的不满,比如浪费空间、污染环境等。朋友听了,回答说:“唉,我考虑这个问题还真有一段时间了。我想火化,然后把骨灰装到猎枪的子弹里,再找个擅长打火鸡的人,用那子弹打一只火鸡。那样的话,一想到某只火鸡最后看到的东西,是我以每秒300多米的速度呼啸着冲向它,我就可以安息了。”
这里包含了一种大获全胜的意味。若是你的死导致了另一个生物的死,那是否说明你在某种程度上胜利了,或者说你是不可战胜的?“圣烟”给了逝者一个再次发挥生命力和能动性的机会,即便在生物性死亡后,猎手的意志也能继续存在并影响世界,仿佛是在说“我还在这儿”。这样的结局有一种“笑到最后”的黑色幽默在里面。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仅仅把“圣烟”当成了一种特色殡葬服务。严格来说,“圣烟”提供的服务不能算是来生,而是一种生命的延续,一种死后还能造成其他生命死亡的能力——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死轮回了。
要证明美国人并不否认死亡,还有更多的证据。在美国社会,持有致命武器是一项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暴力行为在新闻头条、娱乐节目中随处可见,人们似乎根本没有否认死亡。这样看来,美国反倒更像一个热爱死亡的社会,或者说至少是一个对死亡感到矛盾的社会。
可能也正因如此,新冠期间才会有那么多美国人宁愿接受高死亡率的现实,也不愿被口罩和停工停产改变自己的惯常生活吧。当一名记者问特朗普总统如何看待美国的死亡人数高于别国时,他回答道:“事实就是如此。”这听起来不太像是死亡否认,倒像是某种“死亡接受”。
骨灰上太空
在殡葬创新方面,休斯敦的“天国纪念航班”(Celestis Memorial Flights)可以称得上先声夺人,早在1994年便开始提供让骨灰绕地飞行的服务。该航班的第一位名人客户是科幻剧集《星际迷航》(Star Trek)的创作者吉恩·罗登贝瑞——更确切地说,这是他妻子的安排。
现在,“天国纪念航班”可以把客户的骨灰(或者只是DNA)发射到月球上;或者如“旅行者号”探测器那样,把骨灰送到太阳系以外的未知目的地,一直驶向永恒,成为卡尔·萨根所说的星尘。该公司的广告说得很明确,这项服务就是为了帮助人们实现太空旅行的梦想。
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1994)剧照。
毕竟,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将来,在世时能有机会体验太空旅行的人都少之又少,但死后,人的某些重要部分或许可以。当一部分的你同许多别的逝者,或许还有某颗卫星,一起被装进火箭后,你的家人或许会也或许不会观看发射,整个过程中也没有喜闻乐见的烟花表演、五彩缤纷的烟雾或纸屑。但与前文提到的其他选择类似的地方是,将至爱发射出去的仪式似乎与逝者的精神相契合。他们看不到你,但知道你就在太空。
尽管“天国纪念航班”价格相对昂贵,客户基础也不大,但加州一家名为“极乐太空”(Elysium Space)的创业公司确信此类选择在未来几年会越来越受欢迎。他们同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展了合作,能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起价2500美元)把客户的骨灰送入绕地轨道。按照“极乐太空”首席执行官的说法,两年之后,“在最后一个充满诗意的时刻,宇宙飞船会返回大气层,如流星一样熊熊燃烧,而且不会给地球造成任何伤害”。
此类星空来生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们想从空间上模拟天堂,一个悬浮在地球之上的虚无缥缈的世界,所以“极乐太空”这个名字倒是起得十分贴切。按照希腊神话的说法,天堂是专门留给英雄和半神的——比如硅谷的首席执行官们。
美国人的来生很少体现出平等。
美国人的葬礼正在经历怎样的变化?
多年来,批评人士一直将美国的遗体防腐传统阐释为“祛魅”,以一种医疗卫生的形式取代了对来生的神圣敬意。这个解读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在其支持者看来,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具有神秘的治疗性——但遗体不是宗教物品,而是魔法物品。
美国的殡葬师担心的并不是我们正在“失去宗教信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担心的是我们正在失去仪式——这话听起来很“韦伯”。他们担心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但他们也只说对了一半,我们正在失去的是我们的仪式,是那种在大部分人看来可以让死者有尊严、让生者感到慰藉的全国性仪式。
但作为个体,我们并未失去通过仪式来逐步接受死亡的能力。事实上,关于死亡的仪式实践方兴未艾。从最激进的创业者到凡事都想亲力亲为的遗属,仪式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每个人似乎都认为,想要“善终”就需要办仪式,但如今,这已经不再只是防腐师、殡葬师这些仪式专家的专属领域。事实上,仪式办得越即兴、越个性化,对遗属来说就越有效。自办葬礼因其魅力而正在大放异彩。
电影《大腕》(2001)剧照。
美国殡葬业的面貌日新月异,可谓有目共睹。各种新习俗大量涌现,就像一棵树正飞快地开枝散叶,生出很多分支、很多方向、很多变化。21世纪初的人们在看待死亡及相关仪式时,开始抱有一种开放的态度,或者说一种玩耍的心态。不同宗教和民族传统的影响正在创造一种习俗的交流,或者用大卫·斯隆的话来讲就是“文化混杂”(culturalhy bridization)。
当然,美国的种族和宗教一直以来都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如今发生变化,只不过是因为曾经抹杀掉这些差异的全美性仪式被抛弃了。大家现在愿意尝试各种葬礼的新思路,无所谓灵感源自哪里。人们内心总有一种借鉴、试用、即兴创造以及发明仪式的渴望。
新习俗的不断涌现,说明了人们对仪式的意义有着强烈的渴望,并且希望用非凡的创意来满足这种渴望。仪式行为研究是人类学中的老课题,所以对于什么才算是真正的仪式,人类学家往往持有一些保守的看法。
比如,有些人类学家就认为,当代美国的丧葬习俗根本不能算是仪式,因为在他们看来,仪式就像备受尊敬的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所说的那样,是指“在那些与神秘存在或力量的信仰有关,但不涉及技术常规的活动中使用的一套规定的、正式的行为”。
过去有些人类学家把仪式定义为一种共有的社会习俗。按照标准定义,参与仪式的群体要在仪式的规则和特定要素方面达成一致,比如举行的时间、参与的人、要说的话或要念的文本、要用的物品、要做的动作、举办的地点,以及仪式的步骤。
照这种经典观点来看,人们自创的那些与遗骸有关的活动,肯定不是仪式,因为其中不仅缺少祭司或萨满等专业人士的参与,而且也没有”实践社群”来理解这些行为,更不用说去评判它们完成得是否“正确”了。
如果说曾经定义葬礼的实践社群大体上包括所有美国人的话,那现在这个群体早就分崩离析了。正如前文的威尔逊和杰弗里可以佐证的那样,现在即便是家庭这样的小单元,也经常会就葬礼安排发生激烈的争吵,殡葬师则不得不从中调解。
从法律上讲,除非逝者已经提前安排了后事,否则做决定的权利就属于直系亲属,即配偶、子女、父母。美国人似乎在这点上取得了共识,那就是葬礼的控制权最好由个体掌握,而非群体。所以,立遗嘱这件事一定要重视。
对于那些希望在自己的葬礼上播放重金属音乐、供应芝加哥深盘比萨、把印有小熊队标志的骨灰瓮放在桌子中央做装饰的人而言,这种做最后一次选择的权利,在美国人的价值体系中几乎具有神圣地位。消费选择已经不仅仅是品位的问题,而是成了一种会延续至来生的自主权。
综上所述,我想提出一个不同的人类学观点,那就是我在这本书中描述的新型美国式殡葬习俗绝对可以算作仪式,而且办得越是独特、越是有创意,就越充满魔力。
电影《大腕》(2001)剧照。
过去四十年中,人类学家已经逐渐接受了一个观点,那就是传统的形成并不一定需要缓慢的世代传承,而是可以在重大事件中或在艺术家、企业家、精神领袖、政治家的积极推动下,被“发明”出来。到大自然中抛撒骨灰原本不是美国的传统仪式,但20世纪末时在某个地方有人这么做了,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常见的普通做法。线上纪念活动和直播葬礼则是更新的发明。
即使仪式性行为没有成为共有的传统,也并不代表其创造者和践行者没有将它们作为仪式的意图。罗德用一个手工制作的小盒子装上妻子雪莉及岳父母的骨灰,去西部重访那些对雪莉而言意义重大的地点,每到一处便用骨灰撒出一个心形图案,往图案中间放一块心形石头,对着它们说上几句话、拍几张照片,回家以后再将照片洗出来,贴到他的“故事板”上。罗德的行为不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也没有任何文本告诉他怎么做才”合适”,但他明白这就是一种仪式。
近年来,心理学家受到一些替代疗法的影响,逐步将仪式作为一种工具应用在治疗当中。“新纪元运动中的灵性强调的是人要寻找自己的道路,并相信自己的经验”。这种精神实践完全契合了人们对个人主义和自力更生的信仰,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办葬礼属于一场更为宽泛的精神自助运动。
形形色色的自办葬礼尽管各有千秋,但同其他仪式一样,它们都要参照一个潜在的信仰体系。事实是,它们这种量体裁衣的独特性,恰恰忠实地反映了一个受美国人广泛赞同的核心信仰体系——个人主义。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个体崇拜对国家崇拜的反超。
正如托克维尔1831年在其早期民族志作品中指出的那样,在美国,这两种忠诚的关系一直都很紧张。他注意到,美国的拓荒者普遍信仰利己主义和自力更生,故而他有些担心这种动态到最后会妨害他们为共同利益而努力。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忧心忡忡地指出,个人主义可能造成的恶果之一便是对祖先的忽视:“民主不仅让人忘记了祖先,还搅扰了他们对子孙的看法,并且让他们与同代人变得疏离。每个人都永远只能靠自己,这就有可能陷入一种将自己困于内心孤独中的危险。”
但或许,我们可以从罗德用骨灰撒出的心形图案中明白,这些新的殡葬仪式既是在尊重作为核心价值的个人主义,也是在以某种方式避免“忘记”祖先和后代。尽管罗德并不属于任何一个现有的仪式群体,但他的仪式却以一种极富创意的方式,建立了跨越世代的全新关系。
正因如此,我在梳理美国人的新型殡仪选择时,才总是会惊讶于许多仪式不单是在延续逝者与生者的关系,同时也旨在给逝者与“尚未出生者”建立某种联系。人们现在转而开始青睐可以世代相传的钻石和可以保存碳元素的红杉,这正说明了我们在面对人与人之间那种跨越沧海桑田的关系时,思维格局已经打开了。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我想这样被埋葬》一书。
原文作者/[美] 香农·李·道迪
摘编/荷花
编辑/王菡
导语校对/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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