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桥底居民们的新年|东莞|中山|广东|广州市|武汉|深圳|湛江|珠海

撰文_刘穰歌编辑_赵小鲁平台编辑_cc

2024年的最后一天，一溜大红灯笼好似门帘，红红火火从路边店铺大张旗鼓蹿进路人眼里，红包春联剪纸摆得拥挤，年味四溢，广州塔的灯光秀三百六十度宣布着2025年的到来。

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童医院院区在广州最繁华的北京路步行街附近，这里是另一个世界。没有炫目的高层商场，矮楼独栋居多，家家户户门边墙上钉着“天官赐福”的红木牌和香炉——古老的光孝寺坐落在两条街外。而一旁的人民高架桥下，水顺着乱糟糟的电线往下滴，地面濡湿，桥墩上则贴有“严禁在高架桥底露宿或堆放物品”的蓝牌告示。

五颜六色的废弃共享单车汇聚在此，装着纸壳、塑料瓶的塑料编织袋堆放在人行道上栽种的树间，靠里的花坛旁走几步就有一套垫子被褥，大推车上堆放着生活用品、凉席和一年四季的衣物。这些是街友们的全部家当。

晚上十点，王大姐和她的丈夫已经蒙头睡去。喜庆的气氛打扰不了他们，但这天有些不一样。推车上放了白馒头、罐头、矿泉水、橘子，那是不知名的好心人送来的新年礼物。有三四个街友一起包了饺子，风卷残云后，剩下没煮的饺子白白胖胖地躺在砧板上，昏暗杂乱里很是显眼。

欠薪和讨薪

许诚和他的小狗还没有回来。

我在前一天晚上遇到了他。他身形高大，寸头，五官狭长扁平。他穿暗红色卫衣，枕着书包在粉色被子里刷手机，身下浅黄色的垫子已经破损，露出里面的棉花。这条粉色被子是他从身后的垃圾站里捡回来的，原来的被子被偷了。他把被子用绳子绑好扔进珠江，让江水冲刷掉污垢，再提起来搭在石栏上晾晒。

许诚今年32岁，甘肃天水人，在外打工十九年。他自称，祖父是民国大学生，教他写七律写词。他上学早，十岁就读完了小学，但家里穷困，初一没读几天就被拉到新疆给家里干活，父亲开大货车，他帮忙上货卸货。

他闲暇时在一本线圈本上写诗，封面是水墨画，印着张继的《枫桥夜泊》。他写了一首名为《自省》的诗：“钻营求高禄，竭虑为金石。见利攀亲故，逢迎趋势之。凡凡皆如此，芸芸趋弊之。千机谋尘俗，泯然无省思。古有君子弃，何以不能求。伤怀非国事，悲慨愤家思。”

因为不让上学，他和家里怄气，十三岁从阿克苏“扒火车”，逃票前往广东打工。生活有富足的时候。他在一个老板手下开车送货，到水泥厂、盐厂、迪厅。他清楚地记得，最多的时候老板一个月给了12800元，那是2009年。

直到他将手里的四十多万元投进开烧烤店，遇到疫情，情况急转直下。“钱全赔了，一辆本田车卖了九万，冰箱也卖了，拿去还债。”隔离耗掉了他最后的积蓄，“在珠海隔离花了四千，去济南祭祖又被隔离花了六千，在深圳租房一个月花了一万多，食物很贵。”

他回到工地打工，又遇到欠薪。工地卖力气时薪二十元，有时候会连续干一天一夜。许诚不能拒绝，工钱是一年一结的，走人就拿不到工钱，年尾结钱也不会结清，总要留点，以便拴住工人来年继续干活。他找包工头说了很久，只做半年，从2023年的3月做到8月，但最后只拿到一千，还有三万元至今没有拿到，干活时，他脚被钉子扎穿，包工头也没给他医药费。

广州城投大楼前睡着十多位讨薪农民工。其中一位农民工张兴告诉我，他们在这里坐了半个月，警察安排他们住了几天宾馆，他们在城投大楼的大厅睡了两天，被赶出来后睡在门口，前一天去派出所做了笔录。

他们中有来自四川的、广东的，被拖欠一亿工程款，讨要了三四年。工程是在珠海的一个养老院项目。

提起回家，张兴说，自己身上连火车票钱都没有，回家不拿钱出来还要找亲戚借钱，怕被人耻笑。他的灰蓝薄袜脚跟处已经被穿破了，裂成一条一条的。旁边一个农民工在手机上玩斗地主，手机屏幕脱出去，电子元件露在外面。

城投大楼位于政府办公楼集中区域，对面就是广东省财政厅仓边路办公大楼。广州越秀区人民法院离城投大楼不到150米，紧邻一系列配套司法机关，广州司法局法律援助大厅、广州公证处、广州市公民无犯罪记录证明办理处、广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晚上八点十分，城投大楼工作人员已经下班，大厅灯光暗下来，地上的工人不见了。原本工人占据的地方整齐地站了四五排人，十多个人站成人墙将门口走道挡住。

小偷和防身刀

许诚也干过外卖和快递，但都干不长。“送外卖危险，总是超时，不闯红灯就超时。送快递也不好，干过一个多月，拿了快递说没拿，丢了要你赔，不好干。”他在客村送外卖时，电动车停在楼下，丢了两次，一次交警没收，一次被人偷走。

他开始四处找零工活计。到东莞长安镇的工厂，他不满招聘和实际工作内容不符，“说的开叉车，其实是流水线”，当场想走，但身份证被以办厂证的名义收去。干了半天活，他“爬上楼顶，上百人围观”，威胁工厂归还身份证，拿到一百元的工钱才走。

许诚骑自行车从东莞到广州的路上捡到了这只小狗。

他在东莞租单间住了快半年，月租一千多。每月电费好几百，他觉得电表被房东动过手脚。押金也被扣了，他觉得被坑了，不想再租房，于是睡到了路边。他现在有时去给人搬货，一天一百多，去北京路溜达顺便捡些塑料瓶，也能入账十元钱。

他出去干活，小狗就留在街边，周围的街友会喂些菜饭。谈话间，外卖送到了，是他给小狗点的米粉。它嗅嗅，没吃，许诚伸出手指点点它的头，“一会儿给你买鸡腿吃”。

他打算年后去浙江找活，“那里不欠薪，只在广东被欠过”。如果自行车不被偷，他现在可能已经在去浙江的路上了。“骑了几个省都没被偷，在这里被偷了。”许诚愤愤道。他指了指旁边的一群人，说“这里小偷特别多”。

另一个捡废品的街友帮他捡回来一辆共享单车，他怕再被偷，花十元买了一条锁，把车绑到路灯柱子上。他的手机也被偷过，他现在晚上不敢睡觉，整夜警觉，白天才能睡个安心觉。为了提醒其他人注意财物安全，他在电箱上刻：“流浪汉偷手机，这里乞丐偷外卖”、“小偷开会处”。

黄译是2024年“圣诞劫”物资援助活动的统筹。这个援助活动最初由粉酷乐队发起，已接力持续两年。志愿者穿上“圣诞老人”的衣服，去申请被“打劫”的捐助人那儿收集捐助物资，在平安夜前发到街友手上。

他观察到，广州街友群体包括建筑工人、拾荒者、残障人士等不同类型的人群。有一些街友会结成小团体，可能会哄抢物资或转卖所得物品，因此志愿者们会特意去找落单的街友，他们往往比聚集的街友更需要帮助。前者住的地方不固定，行李更少，且通常只拿自己真正必需的。

许诚说，他不愿意和“那些人”凑到一块儿，所以找了个靠边的地方睡。但他也不准备远离他们，因为他们是“护身符”，人多势众，城管不会把他们轻易赶走。城管有时候也会网开一面，让他把东西清走，等拍完照交差再放回来。

警察经常过来“问东问西”，许诚抱怨：“查一遍就好了，天天查。” 他猜测，警察不是来抓小偷的，是来查犯罪逃逸的人，“抓流浪汉没有用，抓了连五百块罚款都交不起。”他说，胆子小的偷流浪汉的，胆子大的偷电动车，有人过来收这些来历不明的物品。

他也被偷过随身物品。他确信是“那个湛江胖子偷的”。扭打到派出所，他亮出了用来防身的30厘米长刀，被警察没收。“湛江胖子”没履行签字赔偿的承诺。许诚说：“经过这些事，我这几年心态有很大变化，以前为自己考虑，现在不在乎了，这些人谁惹我，我一刀干了他。”

他从书包里拿出五本书给我看，有一本《资治通鉴》。他说，原来有十几本，不好带，扔掉了一些。2024年的最后一天，他一大早就出发去了白云山，16公里，骑了两三个小时，中午到达。他牵着小狗，爬山看风景，玩到半夜才骑回来。

身份证、单车和自由

黄大叔睡在一个售卖听力器的店铺玻璃门前。这里关门早，他经常来。他把一辆共享单车放倒在自己旁边，阻挡路人靠近。他枕在一堆衣服上，近乎光头的短寸头露在绿色被子外，红色加绒卫衣两臂蒙住脸，垫子是明黄色的，两条袜子摊在台阶上，灰扑扑的鞋子放在一边。耳旁有一瓶指甲盖大的风油精，他涂在脸上防蚊子。有时他也会把风油精滴进牙齿缝里缓解牙疼。

他今年六十岁，流浪到广州两个月。他送过报纸，也在政府里“打过杂”。他回忆，那时候村里没路，得靠他徒步把基层选举的投票箱搬到村子里，还帮着收过农业税，但因为被拖欠了工资，一气之下不干了，九十年代出来打工。

他是从2018年左右开始流浪的，骑着单车天南地北地跑。他曾经从福建骑到北京，想进长安街，却因为没有身份证进不了，失望下骑到了天津。

他遗失了他的第一代身份证。一开始，他没觉着这是什么问题，“以前没身份证可以贷款，花几千块一万就可以开个小店铺”，也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打工的地方都要看身份证，开网上店铺也开不成。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帮他问过老家的乡镇，没了下文，他也不再怀有能补办的希望。他觉得，如果能有一个身份证，他就可以做一点小生意，不会在地上睡，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实现生命的价值。

还在打工的时候，他去书店看书，想“一天做工浑浑噩噩的，为什么会这样子？”他想，“人不能做太多无聊的事，不能作恶多端，要有善意。”

他每到一个城市都会去图书馆和书店。但在广州很少，图书馆不允许带行李进去，他就放在单车的篓子里进去看书。冬天过完，他会把臃肿的衣服全都扔到垃圾桶。他喜欢夏天，一套衣服天天洗，可以空手进图书馆。

他爱干净，不愿意捡废品，白天吃一吃光孝寺的斋饭或者好心人派送的盒饭，看看书，去江边想想人死后意识会去哪里，这样度过一天。

在我们谈话期间，有一只拳头大的肥硕老鼠贴着台阶向我们跑过来，被我的惊呼声吓走。流浪的生活改善了他的身体。他说，打工的时候，宿舍里工友打牌抽烟，二手烟吸多了，他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流浪后，外面空气好，病自己好了。

疫情在他的印象里甚至比现在更好，新冠病毒没能感染他，而封控让街头安静下来，车水马龙消失了，街边没人走动，睡觉清静。他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手机，不做核酸，骑单车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行程卡也追踪不了他的足迹。

天一亮，他就离开露宿的地方，把衣服、垫子和被子捆好带上，骑一辆没锁住的美团单车满广州逛，“乱转会开心一点”。但不巧，我见到他的这一天，这辆美团单车被美团公司“收回去了”。

骑不了单车的日子是无所事事的，他觉得这样很快会得精神病。他说，他不会在广州待很久了，来年想再找辆单车出去“乱逛”。

“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人民高架桥下的人民北路，我的目光被两面写满字的白板吸引了。这些“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字迹属于左大叔。

他戴着黄色的安全帽，上身的绿色卫衣写着“中国供销合作社”，坐在桥墩底部的突出的石墩上，大声播放着收音机。这是他花了几十元从电子城买的，伴随他的空闲和睡梦时光。白板插在大推车上，随他在广州城巡游。路过的老人看到，咧开嘴，笑起满脸的褶子，朝他远远竖起大拇指。

左大叔今年六十多了，在广州流浪了近十年。他是湖北应城人，读过高中，当时六百多人考，录取率不到20%，他没考上大学。后来他留在村里做农技员，教农民农药怎么用，什么时候该插秧、打药。两年后去武汉打工，认识了一个开书画培训机构的孙师傅。他经常去孙师傅那儿看教书法，孙师傅看他是打工人，没让他交钱，他免费学了一年多。

九十年代，他去了深圳打工，做过装修工、搬运工、保安，五十多岁时“没有了生活的热情”，到广州捡废品。他长睡的地方在中山八路的一个公厕旁，“扫地的是我的一个老乡”。他像写住址一样把睡的地方背后的商铺仔细写在泡沫板上。“写字是我的一个爱好。”他说，“连附近派出所五十多岁的警察都夸我的字写得好。”

他写的大多是Chairman的讲话。左大叔自称“崇拜Chairman，人品各方面都一流”。他很欣赏“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提法：“世界上有一千多个民族（注：实际是两千多个），一百九十多个国家，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不管是民还是官，都是八十亿分之一，都是平等的，不能干坏事。”

他举了一个例子向我解释他的想法。他在中山八路捡瓶子时，有个三十多岁的靓仔路过他，对着他啐了一口，他回应：“你人很漂亮，但心很肮脏。”他觉得，人要“不忘初心”，这个初心是“人之初性本善”的善心。“仁者爱人，仁的两横是平行的，这代表着人人是平等的。”他说：“捡废品也是上班。”

和我从其他街友那里听到的不一样，他告诉我，他和警察“日久生情”，没有被驱赶过。“新时代，新思想，新作为，新担当。”他振振有词，不满我对警察的刻板印象，“你怎么思想守旧，警察比你笨些吗？你悟性很差。”

我问，“街头生活还适应吗”，他说，降低期望值，就提升了幸福值。“Chairman说过，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安全现在基本有保障，不像加沙、乌克兰那样在战争里，幸福感就是饿不死。”

从五点到六点，等了一个小时，他口中的“阿弥陀佛”骑着电动车来派饭了。那是一个中年男性，也许是光孝寺的义工，电动车脚踏板上叠了两摞白色饭盒。左大叔接过饭盒打开，今天有长豇豆、白菜、胡萝卜、豆腐。“阿弥陀佛”用眼神问我要不要，我摆摆手。

我离开后，左大叔站起来，隔着车流向我挥手：“年轻人，不负韶华！业余时间再来视察！”

“不想成为工具”

分布在不同地区的街友生活来源有差异。光孝寺附近的街友大多不用担心挨饿，寺庙、教堂或附近饭店会在固定时间沿路派发盒饭。珠江上的海印桥、广州大桥、猎德大桥下也有街友们的踪影，他们有的睡在行军床上，从江里捞鱼果腹。

网传广州大桥下有外卖员搭帐篷露宿，在视频平台上受到关注后被清理。我在海心沙亚运公园见到了路大哥，他就是近期被清理人群中的一员。他说，大桥下住的不仅有外卖员，也有许多无业的流浪人员，还有像他一样的日结工。他记得，流浪的有一对母女，女儿二十多岁。他买了饭会分给她们，但不知道她们现在到哪里去了。

我是在人民高架桥下的一个垃圾站里见到王大姐的，她在寻找垫在地上的布。她身高不到一米五，短发蓬乱，额前扎起一只小辫防止遮挡视线，满口只剩三颗歪斜的黄牙戳在牙床里。她告诉我，她是梅州人，今年38岁，一直和丈夫靠捡废品为生。我们在最深处的黑色垃圾桶里翻出了泛着潮气和尿骚味的布料，塞进袋子往回走。

她睡在街头，“晚上12点从高架桥上会往下喷水”，她和丈夫找了个水喷不到的地方。她和来往的居民们友善地打招呼，“他们经常给我们送东西”。她说，和丈夫捡废品一天可以挣三十元。我问，月经来的时候怎么办？她说，会买卫生巾，但已经好多年没有月经了。她的丈夫在一旁抽着烟。

阿花是连续两年参加“圣诞劫”活动的志愿者。她的观感是，广州气候比较温暖，适合街友过冬，女性街友比较少。“在街头的这种弱肉强食更明显的环境之中，女性街友往往安全风险更高，容易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例如强奸，或被迫用性交易换取必需的衣服食物等。”她谈道，“流浪多年的女性街友很少。”

政府和市民对街友的态度相对宽容，“但我们和几位街友的交流中得知，街边也会有喷头，是一些店主要求相关机构安置的，防止他们睡在店门口。”阿花说。很多街友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但内容可能半真半假。一些街友在街头生活了多年，有自己的社交网络和生活方式，他们中有些并不愿意接受帮助或“回归社会”，更享受目前自由自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