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看见”过后，共迎春光|小小的我|快乐|易烊千玺|陈露|雅雅

「当600万脑瘫患者走出隐形、来到观众视野中央，我们进一步思考何为“边缘”，又为何在自己与“他们”之间筑起透明的高墙。」

“刘春和的重要意义，是一群被长期忽视、在主流文艺创作里被边缘化的残障人士有了一个生动的艺术形象，被看见，被讨论。”

2024年12月27日，电影《小小的我》上映。影片讲述患有脑瘫的刘春和在高考完的夏天陪伴外婆圆梦舞台，并学开车、练习打鼓、在咖啡厅打工、认识了女孩雅雅。在和家人的相处以及努力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刘春和拥抱自我，最终踏上了新旅程。此前，该片在第37届东京电影节获观众选择奖。

（《小小的我》海报）

在网友以及影评人的评价中，出现最多的词之一，是“看见”。《小小的我》让观众看见刘春和生活中的欢乐瞬间，看见他在努力融入将其视为“异类”的社会中遭遇的种种困境，也看见他作为独立的人所拥有的情感与精神世界。当600万脑瘫患者走出隐形、来到观众视野中央，我们进一步思考何为“边缘”，又为何在自己与“他们”之间筑起透明的高墙。

或许，平等的“看见”，是瓦解“我们”和“他们”之间这堵由旁观、失语、甚至冷漠筑成的高墙的开始。我们握起彼此的手，向前走，迎春光。

（以下内容包含剧透）

跳出苦难叙事，以平视看见真实

在关于《小小的我》的评论中，有一位网友写道：“生活中每次遇到残疾人，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去看他们。但好像不敢看也是一种歧视？”

对于残障人士而言，不友善的视线包含着作为“健全人”的注视者因为他们的“不同”而产生的猎奇心，甚至是嘲弄和歧视。因此，大多数人避免自己的目光过多停留在残障人士身上，以减少无意中传递的不友善，避免制造误会。

这一行为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但正如这位网友所言，“不看”本身可能是一种隐性歧视——过度在意“不同”而忘记走下俯视视角，平视残障人士的存在。

这种俯视的思维，也影响了大多数人对相关内容的关注视角。例如，当影视剧主角是疾病患者或残障人士时，观众可能会先入为主带入难受、无奈甚至怜悯的情绪。但《小小的我》并没有利用这种俯视的惯性思维，也没有让悲情在苦难叙事中持续发酵、用观众的眼泪赚取口碑，而是以轻松有趣的方式带领观众走进刘春和的日常，以平视看见真实。

（刘春和与合唱团排练）

外婆陈素群的合唱团缺一名鼓手，她直接让孙子刘春和当人选。当春和说自己从来没打过鼓时，外婆说：“你打过了呀，上幼儿园的时候每天中午吃饭，你不都是用筷子敲你自己的碗吗？”事实上，春和并非主动敲碗，而是疾病导致的手抖无法控制。这个由外婆开出的“地狱玩笑”，让影片的基调不那么沉重，展现了活泼可爱的外婆和孙子之间充满趣味的日常。

刘春和保持着学习和对未知的探索，性格坚韧，“学成打鼓”是其内在性格与健全人格的外化。此外，春和自己洗漱、饭后把碗筷拿到水槽洗好、参加合唱团排练时自己背鼓，这些细节都体现出他是个有自理能力且独立的人，日常的生活起居也和大家一样。当观众们逐渐走出平时“看待脑瘫患者”的视角后，或许就能更好地理解脑瘫患者是如何面对生活、看待这个世界的。

（刘春和平日练习上台阶）

但这并不意味着刘春和的生活永远平静。应聘教学机构的讲课教师时，春和讲得很好、同学们听得很专注，但机构还是婉拒了他。乘坐公交车时，司机急刹车使春和摔倒在地，司机冷漠地说“像你这种情况少来挤公交车嘛”。在春和顺利入职的咖啡厅里，哪怕他工作表现很好，店员们还是在他背后议论“要不是可以少收税，老板估计不会录用他”。

（合唱团成员对刘春和的歧视性发言）

一味地叙述“正常”也是一种冷漠与忽视。以平视看见真实，还在于看见“刘春和们”在努力融入把他们视为“异类”的社会中，遭遇的诸多困境。除了直接的拒绝以及侮辱性言语之外，还有隐性的歧视——许多看似出于“关心”和“爱护”的举动，实则还是因为潜意识中认为残障人士是“不正常的”，并非真心关注他们的权益和诉求。

走近精神世界，看见情感需求

刘春和在与外婆的相处中收获快乐与支持，也在生活的波澜中忠于自我、保持前行。影片以平视看见脑瘫患者的真实生活后，进一步引导观众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情感需求。

刘春和喜欢诗歌。在教学机构试课时，他选择了袁牧的《苔》。在他眼中，苔虽小，但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刘春和对《苔》的讲解）

雅雅走进刘春和的人生，出于友善的好奇和关心，努力维持着视角的平等，并对他产生了好感。但当她意识到自己无法完全接受春和时，她选择了离开。曾经照进生命里的那束光的消失，让春和意识到在他人坦然接受自己的“脑瘫患者”身份面前，好感显得如此单薄而无力。于是，春和将自己的敏感和浪漫写入诗歌，送给了她。

（刘春和写给雅雅的诗）

雅雅的靠近与转身或许在提醒观众，现实生活中许多出于对残障人士情感需求的“好奇”“关心”“爱护”，是否隐藏着为了展现“平等”和“友善”的刻意，是否仍与真正平视、接纳残障人士存在隔阂。

而平等看待并接纳残障人士的关键，在于看见他们的尊严，尊重他们作为独立的人的存在。

刘春和的母亲陈露责备自己生产时“不会用力”导致春和患上脑瘫。她将自责与痛苦转化为对春和过度的保护欲：从春和每天穿什么衣服，到写什么作业读什么书，再到去哪里读哪所大学，母亲对春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加以干涉、有着极大的决定权。无法对春和松手的母亲也从未放过自己，内疚让她时常忘了将春和视作独立的个体，明白他也渴望独立地走向社会。

（刘春和的妈妈从来不敢给他过生日）

走向社会的过程中，刘春和需要自己的尊严被他人看见。在得到咖啡馆的工作后，春和开心地告诉外婆，自己要办一张银行卡存工资，这让他“有尊严”。而在公交上经历司机的歧视后，春和决定写一封投诉信给公交公司；当外婆劝他写了可能没结果时，春和说“写，就是结果”。

刘春和渴望被社会尊重、视为独立的人，或许是千万残障人士共同的心声。很多人认为残障人士无法参与社会更多工种，这种想法展露了对于改变现状的想象力的缺失——一方面，许多残障人士并不缺乏参与工作的具体能力，他们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学习和适应、展示他们能做什么，而不应因为偏见直接被拒之门外；另一方面，我们能够主动为残障人士参与更多工作岗位做些什么，无论是增加实际层面的设施与帮助，还是推动观念层面的更新。

（网友分享自己看到视障人士在苹果店中工作）

以“看见”瓦解“边缘”，共赴春和景明

刘春和写给雅雅的诗，并非电影原创，而是脑瘫患者龚苏的作品。

（龚苏发布诗歌的公众号）

在观看本片首映时，龚苏看到自己的诗呈现在大家面前，落下了眼泪。当一个个“小小的我”被看见，残障人士的存在正一点一点摆脱透明。

（龚苏在纪录片中分享他的感受）

影片中另一群“小小的我”，也等待被看见。刘春和生活中最常打交道的朋友，是外婆合唱团里的爷爷奶奶。他们不怎么会使用智能手机，不明白各种APP和小程序的功能及操作方法，在办理退休金等业务时晕头转向、困难重重——这是现实中许多老年人无法跟上数字时代、陷入“数字鸿沟”的真实缩影。

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驱动人们适应并跟上发展节奏，也使人们逐渐陷入“跟上潮流和发展”与“适者生存”的焦虑，害怕自己被社会“边缘化”。于是，许多人逐渐忘记关注那些跟不上时代发展、在技术面前更加弱势的人群，甚至因为他们的“落后”而主动远离。

“排斥不同”的心态与行为，并非数字时代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发展衍生出的“筛选机制”。现代医学将“疯癫”定义为精神疾病，并通过建立精神病院来隔离疯癫者。这一过程将“疯癫”排斥在文明和理性的范畴之外，并产生了系统和制度化的手段来隔离、管控“疯癫”。“排斥”反映了社会对异己者的恐惧和控制欲。通过排斥，社会不仅维护了自身的秩序和稳定，也定义了何为“正常”。

（《疯癫与文明》，[法]米歇尔·福柯著）

当社会默认哪些群体是“正常”的，基于此偏见的发展便不会关注“不正常”群体的存在与需求。这一逻辑的漏洞在于，任一群体都有可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异类，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当他们界定何为“边缘”且默认这一行为的合理性时，也将自己纳入了被边缘化的可能。

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旁观、失语、冷漠已然存在太久。瓦解这堵基于“排斥”的旧秩序所筑成的透明高墙，从“看见”开始，平视且尊重他们的存在，倾听他们的需求，帮助他们走出家门、进入社会、更好地适应当下的发展。帮助他们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挣脱“排斥”的旧秩序与逻辑后，我们才能更加坦诚地面对每一个“小小的我”的弱点与难处，进而更加温和、包容地拥抱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