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毛主席指挥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以及其他地方武装，以60万人对抗国民党军80万人，最终歼敌55万余人，一举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奠定了基础。

由于淮海战役是中野、华野的一次协同作战，因此在当时，毛主席下令成立了淮海战役总前委，由邓公、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其中邓公担任总前委书记、常委，刘伯承和陈毅担任常委，粟裕和谭震林担任委员。

在1978年的淮海战役胜利30周年时，谭震林受粟裕之邀前往了淮海战役纪念馆参观。

然而，这次参观并没有给谭震林留下太美好的记忆。因为在参观过程中，谭震林发现纪念馆将战役的功劳都归给了刘邓，而陈粟在其中的作用被弱化，仅仅作为配角而存在。

纪念馆的这一做法令谭震林非常不高兴，于是他在参观完淮海战役纪念馆后，留下了“贪天之功”的评价。

那么，淮海战役的第一功到底属于谁呢？

首先从职务来看，邓公作为总前委书记，是整个指挥系统当中职务最高的。这一职务令邓公在整个战役中拥有最终的拍板权，而邓公也曾在回忆淮海战役时说：“毛主席把指挥权交给了我。”

也就是，邓公作为整个淮海战役的总指挥，把第一功归属于他，无可厚非。

但是，邓公在战役期间，并没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的指挥，他的功劳主要在于政治思想工作方面，而刘伯承才是总前委当中的最高军事长官。

在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刘伯承指挥中野七个纵队将国民党军的黄维兵团包围在双堆集，并最终在华野的配合下全歼黄维兵团。

除此之外，刘伯承在战略格局上，有意将战役从“小淮海”拓展为“大淮海”。他向毛主席建议指挥中野和华野各一部，截断徐埠路，让徐州和南京的敌人不能相互联系、支援，从而取得了更大的战果。

这一战略眼光对于拓展淮海战役战略意义极其很重要，甚至连毛主席也未曾想到。毛主席在战役结束后，这样评价刘伯承的这一建议：“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能消灭敌人18个军，这一点我是估计到的，但是切断了徐蚌线，当时还不敢有这种设想。”

从这一评价和战役结果来看，刘伯承也足以担得上淮海战役的第一功。

与刘邓相比，陈粟在总前委中的地位就低了不少，陈毅虽然是三位常委之一，但是他主要负责统筹和协调工作。

而粟裕的职务仅仅是委员，与负责后勤工作的谭震林是一个职务。

但是，职务高低并不能体现陈粟在淮海战役中的作用。

陈毅作为华野的司令员兼中野的副司令员，由于有他的存在，才能令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进行统一调度，在行动时犹如一个整体。

同时，陈毅也非常懂得“放权”，将华野的指挥权全权交给了粟裕。

而粟裕，他作为淮海战役的最初构建人，早在1948年9月24日时就给毛主席发去了电报，提出了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

在收到电报的第二天，毛主席便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了电令，对粟裕的建议表示了同意。

而在淮海战役进行过程中，粟裕作为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直接指挥了华野部队作战。特别是战役的第一和第三阶段，华野不仅全歼了黄百韬兵团和杜聿明集团，还活捉了杜聿明，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都体现出了极大的作用。

据统计，在淮海战役期间，华野独立消灭的敌军战力值高达79.2%，如果加上在双堆集与中野配合的相关部分，则可以达到88.6%。

更重要的是，在战后，毛主席亲自赞扬粟裕，称其为淮海战役立了第一功！

也就说，这第一功属于粟裕是由毛主席亲自拍板的，又岂容他人随意改写？因此，谭震林在参观淮海战役纪念馆后，怒斥“贪天之功”，也就可以理解了。

好在，这一情况目前已经得到了修正。淮海战役纪念馆在2003年进行扩建，并于2007年建成开馆。

重开之后的淮海战役纪念馆内，粟裕已被确立为当之无愧的主角，而这第一功自然也非他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