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沈安娜看着这血淋淋的图片，坚定地对华明之说：“我不怕死。”
这一年，她19岁。
她，是潜伏在国民政府14年的第一速记员，沈安娜。
生于江苏泰州的一户名门望族的她，15岁就考上了江苏泰兴中学，后来，离家出走到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就读。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她一开始想当影星。
1915年出生的沈安娜，原名是沈婉，她的大伯是光绪年间的进士，父亲沈季航是前清的秀才。
大伯母深受封建思想的束缚，从小强制沈婉缠足。
而沈婉却很不喜欢封建社会的风气，于是，在大伯母的不依不饶下，沈婉开始了与她斗智斗勇的生活。
白天就乖乖地缠足，晚上就嫌弃地拿下。
因为在父亲和大伯父的熏陶下，她也很喜欢学习，总是到家里的私塾旁听。
不仅打下了学习的基础，还练就了一手好字。
1931年，伯父和父亲的离世，让这户名门望族的人家，迅速衰落。
那时，姐姐沈珉遵从旧时代的思想，包办婚姻。
却因为不能生育，而受尽侮辱。
沈珉打算离开这个饱受煎熬的地方，而沈婉因为姐姐的遭遇，更加痛恨这个封建社会，她决定跟姐姐一起走向新思想。
1932年，沈婉和沈珉悄悄离开浙江，出走上海。
而沈婉一到上海，就打算进入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就读。
但当时招生工作已经结束，教务主任毛啸岑就没有允许她入学。
不过，沈婉是个犟性子的人，说什么都要入学。
毛啸岑无奈之下，给她出了个题，想让她知难而退。
当时，毛啸岑让她写篇文章，通过了就让她入学。
毛啸岑是一名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就参与了宣传新学和推动新文化运动，所以，他很欣赏新时代思想的人才。
沈婉写了一篇《求学》的文章，讲述了她是怎么反抗旧时代思想，希望参加抗日运动，希望成为新时代女性的故事。
毛啸岑一看她这篇文章，就觉得很对他胃口，同时对沈婉十分赞赏。
于是，他就说服校长破格录取了。
第二年，沈婉因为学费不足而放弃学业，打算当影星。
在那个时代，有很多著名的影星，都是从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毕业的。
而上海的左翼知识分子要拍进步电影，当时她的好几个同学，都已经在当影星了。
但在她走出校门的时候，看到旁边的电线杆贴着一张速记员报名的纸，学费很低，而且半年就可以学出来了。
当时，速记员也很吃香，只要是政府需要开会，都需要速记员在场登记，可以说是铁饭碗了。
所以，她觉得速记员也是不错的选择。
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没错。
1934年，浙江省政府到学校挑选速记员，由于沈婉每分钟200字的好成绩，被校长推荐了。
但沈婉并不想去，那样腐败的政府，她怎么想都觉得不得劲。
不过，华明之和舒曰信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早已经是中共中央特科的两名秘密情报员了，他们觉得这也许是个机会。
于是，他们向上级王学文汇报。
王学文一听到他们的汇报，就说：“这是个好机会，你们负责做她的工作，告诉她，不仅要去，而且要力争得到那份工作，为党收集情报。”
没多久，舒曰信和华明之就拿着登国民党逮捕枪杀共产党分子的报纸，亮了身份。
他们说：“我们两就是报纸上常说的共党，你不是痛恨这个反动腐朽的社会吗？共产党就是要推翻这个社会的，你不是向往革命吗？现在我们的领导说需要你去浙江省政府利用速记为共产党收集情报，你敢不敢。”
19岁的沈婉看着这血淋淋的图片，坚定地说：“我要革命，我不怕死。”
沈婉心想，不就是演戏吗，我可擅长了。
为了更好地实现革命，沈婉的名字更名为沈安娜，而姐姐沈珉早已更名为沈伊娜，作为沈安娜的交通员进行辅助。
这个时间恰恰是中国共产党最危机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长征，上海的中央局被捕，很多人叛变了。
而且中央特科的很多人马也转移到北方，留在上海的只是少数人。
随着中央特科红队队长邝惠安等人的被捕与牺牲，上海的特科组织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当时的上海党组织正值最困难的时期，就是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沈安娜走进了中央特科。
1935年1月，沈安娜到浙江政府议事科上班，接触到了很多机要文件。
3月，已经成为特科成员的姐姐沈伊娜寄来暗语信，让她到上海送情报。
于是，沈安娜就选了几份看来对共产党有用，印得不好，待销毁的油印件，简单地放在衣服里面，装进随身拎着的小皮箱，大摇大摆地来到上海，
见到姐姐之后，她就打开皮箱，得意地说：“看我带来了什么好东西”。
她拿出标有浙江省政府绝密字样的文件，姐姐大吃一惊。
当时在上海，特工五孔不入，动辄搜查行人，如果沈安娜被搜到随身携带这些文件，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沈安娜就被王学文抓着学情报知识，这为她日后的在国民政府的“演戏”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那时，沈安娜带来的文件，正是浙江省政府保安处长宣铁吾整顿防务活跃在浙江周边的红军游击队的作战计划，内容包括兵力布置，军事措施，武器装备和公路碉堡的分布等。
而沈安娜的这份情报为中央特科立了大功，王学文看完，兴奋地说：“安娜了不起，一炮打响了。”
然而，尽管看起来很顺利的沈安娜，也有遇到危机的时候。
跟她同宿舍住的还有一个女职员。
这个女职员总是乱翻沈安娜的东西，就发现了她的密写药水，就问沈安娜：“这是什么东西？”
沈安娜开始飙戏，大声地说：“这是我的脚气药，你翻我东西干什么，你是不是偷我的东西？”
这个女职员害怕了，就没敢把这个事继续追下去。
这时，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上任，品格出色，没有派系牵连的沈安娜，马上得到新主席的宠信。
而上级派来的交通员，已经由姐姐沈伊娜，变成了华明之。
沈安娜外向，胆大，而华明之内向、稳重，刚好可以配合得天衣无缝。
为了沈安娜的情报，特意把华明之调到了杭州，他自己考到浙赣铁路铁路局里面，去做沈安娜的电报员。
而华明之的家族也大有来头，华氏家族是无锡荡口的一个大家族，很早做裁缝发家。
发家之后还办了一个华氏义庄搞慈善事业，在当地华家是社会上层影响很好的，所以他凭借这个的关系打入国民党是相对容易的。
这一年，华明之和沈安娜二人也顺利地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这时，抗战已经全面爆发，浙江省政府要去躲避日机的轰炸。
所以，白天的时候会到杭州的郊外去躲，在躲轰炸期间，朱家骅有时候会跟省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聊天，他跟沈安娜聊天的时候，他说：“沈小姐，原来你家还是书香门第，你书法也很漂亮，文字也很不错。”
而且他对沈安娜的品行评价非常高，因为她速记经过她的科长润色，润色以后行文更加规范，然后就送给朱家骅。
朱家骅一看，一手漂亮的毛笔小楷，对她称赞连连。
沈安娜张口就说：“我给您的这个速记稿，是经过科长润色的。”
朱家骅就当场对她非常满意，她没有把功劳都放在自己身上，非常实事求是，人品非常好。
于是，朱家骅对沈安娜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这也为她后来假借投奔朱家骅，实则为获取情报产生了很好的机会。
1937年，淞沪会战，沈安娜和华明之遵照党组织的指示，随各自单位转移。
战火纷飞中，他们同上级完全失去了联系，但幸好，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在武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的报道，夫妻二人商量之后决定一人去武汉找党组织。
为了维持两人的基本生活，工资稍高的华明之留在工作岗位，沈安娜只身踏上了千里寻党的险难路程。
她当武汉之后就找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国共合作，八路军办事处是个公开机构，她到那儿就找到了董必武。
董必武就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国民党也需要大量的进步知识青年去进入工作，董必武和周恩来就策划让一批进步的知识青年，包括一些共产党员进入了国民党的各个机关潜伏。
于是，董必武跟她说：“你利用过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这个关系，你继续打入。”
因为这个时候，朱家骅升官了，他从浙江省党部升到了中央党部的秘书长。
董必武就安排沈安娜去找朱家骅。
沈安娜去找朱家骅的时候，朱家骅特别高兴，因为他从浙江流落到武汉，他手下也正缺人手，特别是缺他信任的人。
沈安娜从19岁就在他手底下工作，所以朱家骅特别高兴，说：“那你就到我这，还继续干速记员。”
由于这个职位必须是国民党党员担任。
朱家骅问：“你入党了没？"
沈安娜听到这句话，一惊，但很快镇静下来，毕竟她以前是想当影星的，演戏她最擅长了，所以又开始了她的表演。
沈安娜很“遗憾”地对朱家骅说：”我在浙江工作的时候还很年轻，所以我那时候没入，现在入，行吗？“
她一直就在国民党内部潜伏这么多年，给人的印象就是特别单纯，没有什么权势，对那些都不感兴趣，所以朱家骅也没说什么。
朱家骅还特地为她做了入党介绍，特别党员。
国民党当时有一个特别党员制度，就是3个中央委员介绍，就可以不经过考察期直接入党。
沈安娜就在这个时候成了国民党的特别党员。
这个特别党员，对她后来掩护她的工作身份也起了很大作用。
实际上，国民党内部，非常讲究派系，讲究背景，这么一来，就把沈安娜看作是朱家骅的老部下。
她潜伏了14年之所以不倒，她有一系列的关系可以利用，秘书长朱家骅是她的老上司，而且是她的入党介绍人。
另一个入党介绍人是副秘书长甘乃光，他在重庆的时候要写自传，国民党那时候有个习惯，就是写自传他的高级官员口述，需要速记员自己来记。
那么沈安娜就把这个任务承担下来，甘乃光说我给你一些报酬吧。
沈安娜说：”不用，这是我很好的一个为你工作的机会。“
所以，中央党部人就说：”沈小姐既是秘书长的老部下，又是副秘书长眼前的红人。“
不过，她不是每次都能这么顺利的，每一步都危机四伏。
董必武委托王明，王明那时候是国民党参政员，他公开的名字叫陈绍禹，委托王明去接沈安娜的丈夫华明之，党要接关系。
因为当时沈安娜的关系接上了，华明之还没有，去接头的人就是王明，王明接完头之后出来，结果沈安娜的几个同事突然看到说这不是参政员陈绍禹吗？
回来就跟沈安娜的上司说：“昨天我们在沈安娜家附近，你猜我们看到谁了，看到陈绍禹了。”
这个时候，沈安娜的人品起了作用。
她的科长当场就说：“那儿住那么多人，谁知道陈绍禹是看谁去的呀。
而且说沈小姐生性活泼，交际广泛，认识几个参政员也不足为奇嘛。”
沈安娜每次都能化险为夷，真的离不开她的为人处世，也和她后来能够成为宋美龄的速记员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之后的日子里，沈安娜不断地深入内部，她先后给国民党中常委，参政会，最高国防会议做速记员，随后，她成了蒋介石的速记员，后来又进入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领导就是宋美龄。
宋美龄当时也需要一个人来做速记员，然后就有人推荐沈安娜去做速记。
而且蒋介石有浓重的宁波口音，沈安娜长期在浙江省政府工作，所以她听蒋介石的话没问题。
而宋美龄的普通话有上海口音，沈安娜读南洋高商的时候，在上海工作，她听宋美龄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也没问题，所以她的工作完成得没问题。
这一切，仿佛就是命运安排一般。
接下来，沈安娜的任务就更加严峻了。
沈安娜为了方便传送密报，还自己发明了一套只有她自己能够看得懂的速记符号，所以她的速记是记下来以后，哪怕她大摇大摆地把这些速记稿带回家里去，也没有人可以怀疑。
一式两份，一份是速记稿整理成文字稿，另一份是由丈夫华明之把它缩写加密写成情报。
1939年，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沈安娜是全会的速记员，并且负责保管会议文件，在这次大会上，由蒋介石作报告，沈安娜就坐在离蒋介石仅仅3-4米远的桌子旁边作速记。
这一年，已经在秘密战线上为我党工作了4年之久的沈安娜，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这一年，朱家骅要对中统局进行整肃，他要把自己的工作方法传授给这些下面的工作人员，需要请人来帮他速记，速记的时候就把朱家骅要讲什么内容都记下来了。
讲话是由他的秘书杨公达来做，他比较懒，就找一堆机密情报放在那儿，看完之后就根据这个自己来口述，然后就请沈安娜来给他速记。
速记的时候，实际上就把朱家骅跟杨公达要讲的内容都记下来，而沈安娜更感兴趣的是，他拿来参考的那些机密资料，比如组织机构，编制，还有人员名单等等这些都非常重要。
有时候，沈安娜把这些资料的速记带回来给华明之看，华明之是给她做情报调研的，看过之后就告诉她说什么东西很重要。
然后，沈安娜第二天就去找杨公达：”我做速记的时候，还需要参考一下那个文件。“
杨公达一看她这么认真，还很高兴地说：”别弄错了，那拿去吧。“
有意思的是，文件拿回去之后，这个东西马上就会被沈安娜抄录去，送到共产党的手上了。
1941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策划新的反共防共行动，当时沈安娜怀孕即将分娩，但为了情报，她还是坚持了下来，最后，获得何应钦和特务头目徐恩曾的报告稿，以及《关于党务推进的根本方针》等重要情报。
这些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全部反共秘密文件，通过徐仲航由南方局报延安中央情报部，毛泽东同志在情报上做了重要批示。
徐仲航是安娜在重庆的联系人，他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正中书局管理处处长。
1942年8月，来到接头地点，心心咖啡馆，然而她却没有等到徐仲航的到来。
此时，她还不知道徐仲航已经被国民党逮捕了，徐仲航在狱中经受酷刑，坚不吐实，保护了南方局党组织，保护了沈安娜。
但当时我党秉承单线联系原则，徐仲航的被捕，让沈安娜与组织的联系中断。
但她一如既往地边收集情报，边等待着下一个联系人的到来。
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安娜，一忍就是三年，沈安娜后来对她的女儿华克放说，那是她一生之中最艰苦的时期，最难熬的3年。
国民政府给她分了一套条件较好的职员宿舍，但沈安娜却坚持待在10平米的房子里，因为她担心搬家之后，党组织有可能找不到她，三年间，她陷入了搜集，整理，密藏情报的。情报失效之后，在销毁的循环之中。
每当她点燃以生命为代价获取来的情报时，她总是一边烧，一边落泪。
1945年的一天，沈安娜家里终于来了一位让她期盼已久的客人，这位客人就是南方局负责秘密工作的吴克坚。
三年的委屈，等待，让沈安娜流下了热泪。
1946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中共领导人参加了会议，沈安娜端坐主席台。
当周恩来步入会场时，她内心非常激动，但是表面上静如止水，蒋介石不想实施《双十协定》，特别指示国民党代表，在政协会上对政治、军事以及民主等问题的几个关卡要把住，会后的国民党党团会，就是讨论如何对付中共。
他们商议在会上，攻守问题，还有谁先发言的问题，最后应该由谁提折中方案等等。
每次会议结束，沈安娜就把会议情况写出来连夜送交给南方局。
为我党第二天针锋相对的斗争创作了条件。
1946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全会。
会上将讨论国民党在战后的大政方针，这又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因为是轮流几个人进行速记，沈安娜没办法参加全部会议，那么她一个人是如何全面掌握情况，并将这些情报传到南方局手中的呢？
那时候，国民党内部有一个规定，就是经过中央党部秘书长和处长的同意，可以让自己的亲属当临时的工作人员。
沈安娜向处长张寿贤建议，将华明之调过来负责记录稿的修改工作，这样，沈安娜就将大会的全部情况都掌握了。
沈安娜平时很注重跟同事或者上级领导搞好关系，她与机要处印刷股股长关系就很好，印刷股虽然属重地，但沈安娜能随便出入，有机会她就取回这些会议文件。
人缘非常好，她不跟人有非常厉害的冲突，她对谁都很好，而且她还有那么大的背景靠山在，她也不盛气凌人，非常低调，所以大家跟她关系都非常好。
沈安娜时不时就会串门，她有时串到印刷处，有时候印刷不清楚，她有时候会把印得不好的油印文件拿回家里来。
华明之本身美术字写得很好，他把文件再描得清晰点，就相当于把整个情报都拿过来了。
华明之的动手能力非常强，他喜欢做小工艺品，所以他密藏的时候藏得非常好，他会把密写的情报搞成很细的一个纸片，然后把它卷起来，他可以放在火柴盒的下面，做一个非常小的夹层，发现不了。
也可以放在小竹管里，比如毛笔管里面插进去，你也发现不了。
工作太多忙不过来时，沈安娜就找处长说孩子没人看，把工作带到家里开夜车，这样夫妻二人就有了更多的机会把情报记在火柴盒上或烟盒上传递出去。
有时候，蒋介石鉴于内部失密的教训。
每次一讲到比较重要的问题时，他就会说这里不用记，那里不用记。
所以她记在心里，到了休息时间，她马上装作去洗手间，把速记在草纸上。
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对保密也做出了新规定，不准工作人员带文件和笔记本回家，但沈安娜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带回去。
在南京的3年，沈安娜家里不放任何进步书报，生活上符合潮流，穿着入时，常看美国电影，与同事们出去游玩，过节时总要看望上司。
沈安娜经常请国民党元老派为她提字，人家觉得一个小姑娘让他们题字，那就题吧，然后把张继，居正，于右任等写的条幅，对联挂在屋内。
机关里的人们以为沈安娜与元老派交情很深。
直到国民党作鸟兽散，都无一人怀疑她是共产党。
1949年初，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渐趋明朗，吴克坚根据中央的指示，要沈安娜与华明之二人在适当时候由南京撤离到上海。
2月份，华明之随资源委员会先期撤到上海，沈安娜则一直坚持到4月南京解放前夕，她才以回去看望老人孩子为由，撤回上海，此时，南京城已听到解放军的隆隆炮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继续在中央调查部任职，将一生奉献给我国的秘密情报战线工作。
1983年，沈安娜从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岗位上离休。
之后，和华明之一起被国家安全部聘为咨询委员，从上海移居到北京，安度晚年。
2010年，华明之离世不久，95岁的沈安娜也跟随丈夫的脚步离开了。
伟人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们那颗容纳百川的内心。
在我们风平浪静的岁月里，总有人替我们砥砺前行。
总有一些隐秘战线的无名英雄，在不知名的角落里，冒着生命危险艰苦奋斗。
这样的星，才值得我们去追，去铭记！
愿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不要忘记他们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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