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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绿色革命依赖，旁遮普转向水稻种植。

这得益于广泛的灌溉基础设施和有利的政府政策，这些政策鼓励在传统小麦种植区进行水稻种植。

2018-2019年，旁遮普的水稻种植面积超过740万英亩。

旁遮普在印度的粮食安全中起着关键作用，每年向中央粮仓贡献超过20%的水稻。

水稻传统上通过手工将幼苗从育苗床移栽到被水淹没和翻耕的田地中。

这种称为“灌田”的技术是一种自然保护幼稻苗的方法，因为与杂草和害虫不同，水稻幼苗可以在水中长时间存活。

然而，这种传统的灌田技术也有其缺点。

一方面，水稻田中的水淹条件加速了有机物的分解，释放出甲烷，这种这是一种比二氧化碳强28倍的温室气体，是全球变暖的重要贡献者。亚洲开发银行估计，水稻种植占人类甲烷排放的12%——相当于所有温室气体总增暖效应的1.5%。

另一方面，灌田方法，尤其是用拖拉机进行时，会在田地表面形成一个坚硬的板层，减少了水的渗透和地下水的补给，导致地下水位和土壤质量的急剧下降。

旁遮普超过70%的灌溉面积依赖于地下水，而在该邦降雨量的急剧减少的背景下，灌田方法更加剧了地下水问题。

基于此，农业专家现在推荐直接播种水稻法（direct seeding of rice，DSR）替代灌田法作为解决方案。

这种方法使用一种名为“幸运播种机”（lucky seeder）的拖拉机动力机器，直接将种子钻入田地，既节约水资源又保持生产力。

那种，这种新技术给农民为带来了多少收益呢？

古里桑加村的农民巴劳尔·辛格（Balaur Singh）拥有四英亩的土地，并从这种新技术中受益。

“使用DSR，我现在节省了大量的水，还节省了劳动力成本，因为播种四英亩只用了不到三个小时。播种机加上我从另一位农民那里租来的拖拉机和燃料，每小时只花费750卢比。”

这是巴劳尔使用DSR的第三年，最初两年，他为了规避风险，仅在半块土地上应用这种方法。

因为田地没有被水淹，他的作物最初遭受了杂草侵扰和啮齿动物攻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其他农民使用除草剂解决了这个问题。

此外，在播种前的灌溉后，他的田地可以21天无需浇水，之后也仅需每周浇水一次。现在，看到产量的提高，他将这种方法应用到了全部土地。

根据《旁遮普直接播种水稻的农业和经济影响》研究，与传统移栽相比，直接播种水稻节约了18-20%的灌溉用水。

然而，有人欢喜有人忧。

除了节约灌溉用水、提升产量，DSR也使得农民们的劳动力需求从每英亩每天10-12人减少到2人。在农民们减少人工成本的同时，这也意味着大批之前在农场帮工的工人失去了工作。

旁遮普农场工人工会（Punjab Khet Mazdoor Union）秘书长拉查曼·辛格·塞韦瓦拉（Lacchman Singh Sewewala）表示：

今年旁遮普有248,000英亩土地采用DSR，这影响了该邦大约150万农场工人的生计，这还不包括每年从事水稻移栽工作的庞大外来务工人口。

60岁的农场工人戈拉·辛格（Gora Singh）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过去三十年里，每年6月和7月他都会在他所在村庄古里桑加（Gurri Sangar）的地主田地里移栽水稻。

这些季节性的收入对他五口之家至关重要，因为稳定的工作总是稀缺的。然而，今年，他首次被迫前往邻近的巴提达县（Bathinda）寻找工作。

在六月中旬，戈拉和来自他村庄的20名属于达利特社区的马扎比锡克教徒开始每天进行30公里的旅程，前往巴提达县的巴卢阿纳村（Baluana）。

在那里，他们在40英亩的土地上找到了工作，15天的收入不到8,000卢比。每天，他们早上5点出发，晚上8点回家，以每英亩3,800卢比的价格移栽水稻苗。

戈拉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我们不习惯为了找工作而去另一个村庄，但我们别无选择。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村里的许多农民选择了DSR方法，所以我们工作的需求在减少。政府也希望农民转向这种方法，而付出代价的是我们这些工人。”

六月底，悲剧发生了，他们的一名同事，17岁的古尔曼·辛格（Gurman Singh）在夜间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身亡。

事故发生在巴拉亚纳村（Bhalaiana）附近，导致他们不得不停止通勤工作。

戈拉说：“如果我们在本村有工作，就不必在黑暗中奔波，而可以步行回家。”

这个季节，他和其他11人在七月初只在村里的一英亩土地上找到了工作，“而且那也是在恳求之后才找到的，不像以前农民会主动找我们，”

由于他们的议价能力减弱，村里手工移栽工作的报酬现在由个人意愿决定。他们十二人一起在那一英亩地上工作，获得了3,500卢比，每人仅赚得290卢比。以前，他们每英亩会获得4,000卢比。

“我们每天大约花费100卢比在旅行燃料上，这使我们本已紧张的预算更加紧张。与此同时，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现在一个燃气罐的价格是1,000卢比。我们在努力维持家庭开支，情况越来越黯淡，”戈拉说。

食品政策分析师德文德尔·沙尔马（Devinder Sharma）称DSR是“出售播种机并大规模增加除草剂需求的策略”。

他说，农业政策通常是在牺牲农民和农场工人的情况下为行业谋利而制定的。

“无论是地下水枯竭、化学物质毒性、土壤养分流失还是作物废料燃烧，我们今天在旁遮普与农业相关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是过去某些政策强加给农民的结果。每一次，这都是以生产力等名义进行的，但实际上是为了服务于工业——拖拉机、化肥、农药等制造商及其周边的利益集团。”

推广环保解决方案的社会企业Satat Samapda的联合创始人哈尔吉特·辛格（Harjeet Singh）警告说：“向DSR的突然转变正在取代当地和外来农场工人；这种变化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和人道主义问题，因为它可能加剧粮食不安全，增加贫困，并可能将这些社区推入更深的债务循环。对外来务工者来说，情况更加严重。如果没有立即的支持，这些工人将面临黯淡的未来。”

哈尔吉特进一步概述了可能的解决方案：“政府必须建立监测机制，制定健全的政策框架，并加强农村就业保障计划等社会安全网，以提供即时救济和替代就业机会。这可以通过直接收入支持、再培训计划和社区基础的就业倡议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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