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淼杰资料图。2025年1月12日，以“全球潮商创新发展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的2025（第七届）天下潮商经济年会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代表，国际经济学会会士，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余淼杰教授受邀出席本次年会并作主旨演讲。

本文来源：‍‍‍‍‍‍余淼杰谈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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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淼杰：中国经济2025展望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们、企业家们、女士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首先今年特别荣幸我们辽宁大学能够与天下潮商共同主办2025（第七届）天下潮商经济年会。今天早上听到各位嘉宾的演讲非常受益，特别是刚才听到余主任的演讲，受益良多，这里请允许我谈谈对中国经济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们现在面临着异常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也面临着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从中长期来看，中国面临两个挑战:一个是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另一个是逆全球化势力抬头的挑战。但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已经逐步由高速发展转变成高质量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协调是内生特征、绿色是普遍形态、开放是必由之路、共享是最终目标”的新发展理念来构建新发展格局。

从近期来看，正如刚才余主任讲到的，中国经济其实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需求疲软，二是供给受到负面冲击，三是因为需求的疲软和供给的冲击而出现市场不畅三个方面的挑战。中国经济像其他国家经济一样，面临一定的经济挑战。那么，怎样应对这些挑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认为2025年中国经济应该从四方面发力，做好经济发展的工作。

第一，相对于我们需求疲软态势，最重要的是实施积极的宏观政策，具体是实施更加有力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提升我们的需求。

如果说我们需求比较疲软，主要原因是内需不振。如何来提高需求？最重要的办法是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因为老百姓的真实收入得以提升，我们的消费才能提高。那如何提高老百姓的收入？一是“提低”，二是“扩充”。“提低”的意思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我们要继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加大对城镇居民在医疗卫生方面的财政补贴，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减税降费来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如果要切实提高收入，那么前提是要保证充分的就业；而如果要保证充分的就业，就要靠积极的宏观政策，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财政政策方面，今年的财政政策安排，我估计会比去年更加积极，换言之，可能会突破3％的财政赤字。我们去年安排了4.06万亿的财政赤字，赤字财政大概占去年GDP的3％左右，其实今年可以进一步提高，我个人认为4％左右是比较合适的水平，总额大约在5.15万亿左右。除了赤字财政之外，我们还要安排超长期的国债，如果超长期的特别国债能够安排在1.3万亿左右，加上特别国债5000亿左右，再加上地方专项债4.4万亿，加在一起是11万亿的规模，11万亿再加上22～23万亿的地方财政收入，今年我们大概到底有多少钱可以花？答案是35万亿。那么这些钱做什么？除了我们必要的发展之外，这些钱主要投在“两重”方面，即重大的项目以及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要项目，这应该是财政政策的发力点，这是第一点。

在货币政策方面，今年货币政策安排与去年不一样，今年采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适度宽松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最优货币量到底应该怎么样？通常经济学有一项研究：广义货币通常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两倍左右，今年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0万亿左右，如果按照两倍算，那就是260万亿左右。而需要保证的是增加的这些资金能够充分地进入流通领域，如果增加的资金并没有进入流通领域，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帮助不是特别大，所以当务之急是保证增加的货币能够进入生产及流通的领域。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再加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两方面共同加力，我个人认为，今年拉动内需的前景还是比较光明的。

第二，怎样应对供给的冲击，特别是现在面临产业链、价值链和国际方面负面的冲击，我们怎么应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指出，主要是培育新质生产力。

那么怎样培育新质生产力？刚才余主任也讲到，其实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发力：一是生产要素和创新性的配置，二是技术革命性的突破，三是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从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来讲，要做好“三篇大文章”，也就是原材料产业要提高附加值，延伸它的价值链；传统产业要用数字化、智能化进行深度赋能；而更重要的是打造一批新兴的、战略性的前瞻产业。为什么新兴的、战略性的前瞻产业最重要？因为在中美长期的博弈中，我国新兴的战略性产业与美国各有千秋，因为各有千秋，就可以发挥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从后面弯道超车赶上。哪些是新兴的战略性产业？涉及到八大产业，也就是AI人工智能、IT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技术，这八大产业就是我国新兴的战略性产业。具体模式、具体落地的产业是什么？可能是“低空经济”。我们可以看到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珠海，现在推出的“低空经济”事实上是今年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引擎。

第三，如何解决市场不畅这个挑战？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

因为只有把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起来，才能够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才能真正把我国从原来靠劳动力比较便宜、资源比较丰富的一种要素性禀赋的发展模式，改变为经济规模集中增长、集中增加的模式，这是一种模式转变。如何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我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个方面，我们的要素市场要形成一个高度统一的要素市场。哪些是比较重要的生产要素？就是资金、人员、土地、能源、中间品以及数据这六大生产要素，这六大生产要素打造成一个国内统一大市场。

第二个方面是资金，如果要培育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要做研发，研发是有风险的，研发是要“烧钱”的，这个风险的投资来自哪里？如果是原创性的资金、原创性的项目，当然是靠国家投资，但是很多技术的改进，可能更重要的是靠社会投资，这也是为什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社会资本，特别强调公募基金作用的原因。

第三个方面，如果从要素市场统一的角度上来看，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数据，我们要打造一个数据的国内统一大市场。而打造数据国内统一大市场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打造“数字政府”，要保证政府的各个部门、各个行情之间的数据是共享且一致的，这样我们的数字经济才能够进一步有效地、健康地发展。那么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的目标或者终点是什么？是商品和服务的统一。我们商品市场的统一已经做得差不多，下一步的目标是服务市场的统一以及我国内外贸产品的统一。我们要实现“三同”：同质、同线、同标，即同等质量、同条生产线、同个标准，以此推进内外贸产品质量一体化、标准一体化。如果起点是要素市场统一，终点是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统一，路径是什么呢？那就是不断降低各类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有形的交易成本，比如固定成本，我国现在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改善，物流成本不断下降，这是有目共睹的。同时，除了降低有形的交易成本之外，另外一类隐形的交易成本的降低也非常重要，这就要求各地要优化政治生态，改善营商环境。现在从国家监管的角度推出了大数据的监督，大数据的方案其实就是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有效改善投资环境，从而有效降低隐形的交易成本。

第四个方面是保障，由哪个机关保障？从国家层面看，是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来保障，我们可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果从立法角度看，营商环境的改善并不是一件小事，至少它应该由政府的一把手亲自抓，作为一号工程来推进，这是如何应对市场不畅。

第四，今年的重点工作是构建一个全面开放新格局。

如何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首先要做些判断，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如果“是”，我们有“是”的应对方法；如果“不是”，我们有“不是”的应对方法。有人认为“由于特朗普现在上台，中美经贸博弈加剧，因此现在可能不是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美博弈的加剧、中美经贸博弈的紧张，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已经不是全球化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几年的经贸总和在不断上升。具体来讲，2018年全球经贸的服务贸易加商品贸易总额共51万亿美元，2023年底总额是64万亿美元，所以尽管逆全球化趋势抬头，但是经贸总和不断提升，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是因为衡量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发生改变。这两个特征是什么？生产的地区化和贸易的多边化。比如，手机它分成很多零部件，每个零部件由每个国家和地区专业化生产，然后卖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前面的行为叫做生产的专业化、地区化，后面的行为叫做贸易的全球化，这两个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以全球化依然是主流。我们现在追求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追求的是一个普惠、互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请注意互惠、包容这两个形容词，它并不是排他性的，它是包容的，它并不是某国优先或某国独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因为有一个普惠或互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所以我们追求一个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它不是某一极、某一国独大，不是一极，也不是两极，而是多极。而且多极化前面还有两个形容词：平等而有序，它不是一个走向失序的、混乱的多极化，更不是一个唯我独大、某国优先的多样化，而是一个平等的、有序的多样化，这是我们的目标。

如何达到这样的目标？就是要构建一个全面开放的新发展格局。如何构建全面开放的新发展格局？我认为可以从六个方面展开。

第一个方面，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目前中美经贸博弈紧张，特朗普上台之后，他一定会提高中国出口至美国产品的关税。这种态势之下，中国企业要做好预防，积极开拓除美国之外的出口目的地，比如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向北开放，加强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像俄罗斯远东联邦地区650万平方公里只有720万人，库页岛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中国企业家可以到那里进一步投资，当然需要文化先行，加强进一步了解。同时，提高国家金融投资也是另一个重要的方向。通过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企业可以有效地降低美国可能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的冲击。

第二个方面，进口规模的扩大化。我们已经举办了七届进口博览会。那么扩大进口并不是权宜之计，它是一个国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进口扩大有几个方面的好处，对普通老百姓来讲，进口更多的最终品，老百姓会有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这是第一点。第二，对于企业来讲，如果进口的产品是中间品，比如做汽车的，现在进口汽车的皮带、汽车的发动机就是中间品。中间品关税下降，成本节约，利润增加，对企业来说是一件好事。如果我是做汽车的，大家进口更多的最终品，进口更多的汽车，短期之内我不会受到冲击，从长期来看，优胜劣汰，整个行业的生产力会提升，这是我国把扩大进口作为一个基本国策的原因。

第三个方面，大力推进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应该扩总量、调结构、树特色。当前我国服务贸易总量将近9500亿美元，与美国1.7万亿美元还有显著差距，需要继续发展，扩总量。如何扩大总量？方式是调整结构，从调结构角度来看，我国在旅游、运输、教育等这些方面都可以迎头赶上，缩小服务贸易的逆差。树特色，韩国的美容产业是全球第一，我国也有很多民族的、传统的优势产业，比如中医产业，我们享有“中医强国”的称号，我觉得这方面可以推进发展。

第四个方面，继续引进外资。有人说“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所以这些产业会全部转移到海外去”，这种说法有失公允。为什么？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比较优势，这部分产业可能转到东南亚国家，甚至到非洲，这是对的，有利有弊，好比“亚洲四小龙”转移到中国大陆内地一样。但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来说，这种产业转移不但不会发生，而且还会继续留在国内。为什么？因为资本密集型产业最重要的成本并不是劳动力成本，最重要的要素是这个产业有没有上下游产品的配套，这正是中国发展的“独门武器”。我国有全产业链整合的优势，共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我国还有非常好的产业体系，所以我国资本密集型产业还可以留在国内发展，这也是我们看好中国经济的深层次原因。

第五个方面，怎样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海外去投资？我们要鼓励企业到海外去投资，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走上去”。我们到海外投资，以前是从动机的角度，要么是因为一些国家的成本比较低，如在埃塞俄比亚投资以降低生产成本；要么是为了获取矿产资源，如在澳大利亚投资生产。但是新的时代我们要更加注重那个国家的市场，在商言商。现在出现一些说法“中国有补贴，存在不公平竞争”，这种说法是有失公允的，像美国的产业补贴更多。其实我们去海外投资不是不可以转移出一部分技术，假设德国想要引进比亚迪，50％以下的股权要买技术，做还是不做？我认为应该去做。为什么应该做？因为这时候的技术转移出去没有影响，等到真正把这项技术转移出去的时候，我们会有更新的技术，并不影响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但是我们拿到了市场。

最后一个方面，要积极地推进从要素型开放向制度性开放转变，特别是推进“一带一路”的差异化发展。我的核心观点是陆上丝绸之路应该向东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应该向北发展。第一个观点：陆上丝绸之路应该向东发展。现在我们除了做好中欧班列之外，如果要鼓励企业家到东欧以及中东去投资，基本可能性不高。我们怎么做呢？可以向东发展，加强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对于俄罗斯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对于中国来讲，中国也非常需要市场。第二个观点：海上丝绸之路应该向北发展。当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成功之后，中国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个人认为下一步最重要的是推进中日韩经贸合作，我们有中韩自贸区，但还需要进一步推进落实中日韩三边之间的经贸合作，假设短期之内不能建立自贸试验区，也可以推进多种形式的经贸合作。

简而言之，可以通过以上六个方面打造一个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以上四个方面是我国今年可能需要做的工作。第一是实施积极的宏观政策，包括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二是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提高我国价值链、生产链的韧性。第三是积极推进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第四是积极构建一个全面开放新格局。

通过这四个方面工作，我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我认为2025年中国经济保持在5％左右的增速是大有可能的。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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