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

数字时代下，传统文化如何与技术结合进行传播尤为关键。基于文献回顾，虚拟形象下的传统文化符号与中国品牌开发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明晰。经搜索分析，共收集2018年—2023年十二家开发商的王昭君虚拟形象，通过个案分析法得出该人物虚拟形象现状与困境，利用符号学理论将文化符号分为地域特征、民族情感、历史载体、外貌特征等类别，从而设计出一套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人物形象的开发方法，并就其困境提出了受众共创、政府注资、区域联合三种开发机制与体验型、信息化两种转化思路，为未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品牌传播提供了前瞻性的观点与策略。

| 关键词 |

传统文化 虚拟形象 文化符号 品牌传播

| Abstract |

In the digital age, how to combine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technology to disseminate is particularly crucial.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 under avatars and Chinese brand development has been clarified. Through big data analysis, a total of 12 developers from 2018 to 2023 Wang Zhaojun’s virtual images were collect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lemma of virtual images were obtained through case analysis, and the cultural symbols were divided into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national emotions, historical carriers, appear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other categories by using semiotic theory, and a set of virtual image development methods were designed, and three development mechanisms of audience co-creation, government capital injection, and regional alliance and two transformation ideas of experience and informatization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dilemma of virtual images. It provides forward-looking view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future communication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brands.

| Keywords |

traditional culture virtual image cultural symbol brand communication

1.引言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加速发展，文化产业的同质化导致了民族文化差异性减弱[1]，这种差异性减弱反而有可能会削弱民族共同体意识。品牌建设是一种能够增强民族文化强差异性的工具，并同时能够继承珍贵的文化遗产。凡是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企业或品牌都离不开不自身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特色营销模式。因此，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品牌建设进行融合创新刻不容缓，这对于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中的人物形象淋漓尽致，每个形象都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与蕴意，例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天下为公、自强不息、亲仁善邻等精神。为此，学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人物形象进行了众多深入的研究，同时这种文化多样性为中国品牌建设带来了更多挖掘的可能性。但目前业界对于人物的商业价值的利用程度较低，其中一些人物文化背后的商业潜力巨大，能够为中国品牌传播带来巨大的价值。文化产业本身具有社会属性与经济属性双重属性，只有获得经济效益，才能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促进文化产业的良性循环[2]。与其说品牌虚拟形象是一种被人刻意构造、为人欣赏的符号，不如说它是一种媒介[3]，作为一种品牌开发的方法，虚拟形象这种文化符号的进化也代表着一种新媒介的发展。通过这种媒介，中国传统文化人物形象可以得到很好的诠释与开发，并通过未来的转化，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属于中国的品牌形象，从而优化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效果，为实现文化强国目标贡献出一份力量。

2.文献回顾

在研究作为文化符号的虚拟形象如何赋能中国传统文化品牌开发之前，有必要梳理目前学界关于将文化符号应用于各种形象开发的文献与课题。当下文化符号研究主要集中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两方面应用研究，但缺乏一种能普遍应用于中国传统文化品牌建设的载体。从建构来看，文化符号主要集中于某种文化下的解析与应用，这种方式将民族精神、价值观念等文化精髓以“编码”方式“内嵌”于文艺作品之中[4]。例如，城市文化发展的核心之路将在于积极探索创新性建构，未来更多需要的是情景化的场景而不是空间场所[5]。这种情景化的场景为文艺作品赋予了生命的意义，让它与人的集合联系起来。

在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领域，基于现有学者调查，深厚文化意蕴的思想观念符号与国外民众所具有的文化经验背景难以“共享”[6]，因此文化品牌的塑造，应秉承和而不同、互鉴互惠的理念，尊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人民的创造精神和文化传统[7]。中华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独特文化的具标识示，讲好中华文化符号的“中国故事”正是将文化品牌传递出去的重要途径[8]。文化品牌的对外传播离不开现代商业广告这一媒介的扶持，将传统文化元素与广告进行融合，最直接的表现则是供给侧的意义叠加[9]。而虚拟形象在品牌传播中也属于广告形式的其中一种，这类图像符号所代表的思维模式和意义解读在根本上成为把握新文化语境和新主体价值的方式[10]。将虚拟形象应用于中国传统人物文化的开发与转化，正体现了一种文化与技术融合的转型之路，这将有助于最终实现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3.昭君文化虚拟形象发展现状及困境

3.1 昭君文化研究现状

昭君文化在中国优秀传统人物文化中具有重要且独特的地位，昭君出塞和亲体现了一种崇高的、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11]和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交流的繁荣昌盛[12]。这种和合精神象征的不单单是某个人、某个区域，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对待异族、异国的传统和特质。而这种文化自身就蕴含着与技术进行交流与创作的意图，两者的结合逻辑也得到了一定的历史佐证，这为以昭君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虚拟形象探索分析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对昭君文化现有研究的分析中（见图1），可以看出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学界对昭君文化基础应用研究高度重视，但目前学界缺乏对于昭君文化技术开发与政策研究的关注，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优秀传统人物文化背后的商业价值与规制重要性普遍被低估。

3.2 2018—2023年王昭君虚拟形象现状分析

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进行搜索并分析，共收集到2018—2023年12个王昭君虚拟形象（表1），并得出以下初步结论：（1）王昭君虚拟形象的运用不仅存在于政府相关部门，还被与昭君文化相关的企业和公司所利用。（2）目前昭君虚拟形象维度普遍为二维技术，缺乏对于三维技术的使用与后续开发。（3）昭君虚拟形象数量过少，利用程度低。（4）昭君虚拟形象文创创意度低，转化低效导致经济效益差。（5）存在传统文化知识产权被其他国家窃取的行为。（6）资金受限，受众知晓度低，传播力度不足。下文将对I与G开发商进行具体分析，详细阐述王昭君虚拟形象的开发现状。

I公司：作为一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昭君”系列文创主要目的，一是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二是通过打造BTB（Business to Business）的模式赚取开发费用，在设计方面一定程度上代表目前昭君文化开发的顶端。该公司的开发模式是以历史人物“王昭君”作为基础设计素材，通过制作原创插画的方式来衍生出一系列IP应用。该公司在制作插画的过程中，通过史料搜集方式，考虑到了颜色、背景、人物设计等因素，但是仍旧停留在了以二维形式的画作方面，在后续文创的设计中，主要以鼠标垫、笔记本、书签、帆布包、文化衫等伴手礼为主。与其他类别的文创产品相比，文创的开发具有极大的重合度，缺乏新意，并未将昭君文化真正地传播出去，同时也缺乏对于消费者的调查与沟通。通过搜索该公司公众号等新媒体传播方式，发现其受众阅读量偏低，两篇有关昭君文创推文阅读量相加仅有497人次，同时说明了一是受众关注度不高，二是公司不重视新媒体传播途径。

G政府部门：某地政府部门为展示该城市宜人、宜旅、宜居、宜业的城市标签，在春节期间在某公园特此打造新春灯会，政府作为主办方，将王昭君形象交付给来自外省的一家彩灯公司进行制作，形象历时一个多月完稿。设计师表示此形象突破了传统的昭君艺术形象，加入了“国潮风”等众多元素，该市的部分专家对于此公司制作后的昭君形象表示满意。但在昭君彩灯一经亮相后，受到了该城市本地人的不满，并引发了极大网络舆论，该彩灯被指像“洋娃娃”，特别是头发呈现出欧美人的黄颜色，而非中国古典美人形象。从一定程度看出，政府思维与民众思维发生了碰撞与冲突，这也反映出政府在网络媒体时代城市形象设计的思维方式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在昭君形象设计时缺乏管理与规范，并未向形象设计中投入时间与情感。此案例同时说明了尽管政府相较于品牌策划公司而言，拥有充足的资金与更大的传播力度，但是如果不能对形象进行细节设计，也最终无法有效地获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3.3 中国传统文化人物虚拟形象发展困境

基于对王昭君虚拟形象的现状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人物虚拟形象所存在的发展困境也随之显露。一是王昭君形象设计难以统一化，这是众多目前中国传统文化虚拟形象所面临的难题，原因主要来自史料记载模糊与规制缺失。二是知识产权边界模糊，中国传统文化人物代表国家的形象，企业或政府部门进行制作与发行理应得到法律的授权和保护，而目前包括法律相关部门、研究单位等各个主体普遍缺乏这种意识，例如B日本开发商窃取中国传统文化人物形象产权。三是虚拟形象信息传播路径效益低下，一方面是作为小微公司与企业，由于其资金不足，因此难以实现高端化与科技化的后续产业；另一方面是各地领导部门合作意识薄弱，无法形成联动产业实现共同收益。

4.中国传统文化人物虚拟形象符号提取分类与建构

新整合营销传播认为当今消费者是否购买商品取决于他们所看的、所听的和所感受的，而并非是商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中国传统文化虚拟形象化作为一种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文化符号所构成的媒介，其消费价值恰恰是在满足消费者对其形象的体验感、互动感与满足感中所体现的。同时，将中国传统文化人物赋予虚拟形象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追溯共同的文化根脉，引导国家公民形成休戚相关、命运同宗的“家国共同体意识”[13]。这种“家国共同体意识”以及习俗、传统等能被消费者所感知的特征实则是传统文化虚拟形象文化符号的所指。而文化符号的所指则是中国传统文化虚拟形象外化表现出来的物理特征，是文化符号的物质载体与直接表现形式，它主要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常用于表达情感的传统乐器、服饰、自然景观、生活场景以及工具等。本文基于搜集的现有昭君文化虚拟形象，利用符号学理论将所表现出的文化符号进行分类，共分为四类，分别为地域特征、民族情感、历史载体、外貌特征（表2），以期提供一种设计方法来解决昭君等中国传统文化虚拟形象目前的困境，并为下文开发与转化提供理论基础。

地域特征象征符号。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人物形象来源于不同的地理空间，中国的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地域特征象征符号的复杂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传统文化虚拟形象的开发方法提供了启示。在昭君文化的个案分析中，从不同的虚拟形象中提取到了山川河流、动物等具有地理代表性的事物，并将其概括为地域特征。

民族情感象征符号。这种象征符号是不同的民族在历史文化流动中对其赋予的，是一种文化记忆。文化记忆关注的是记忆的外化，也就是记忆的媒介。在历史文化流动的过程中，文字这种易于传递的载体发挥了巨大作用，比如诗歌中诗人对于植物、水果、金木水火土的描述，都象征性地传递出各种意义与情感，在经过上千年的流传中，这种蕴意得到了世人共同的认可。在昭君虚拟形象中，植物、水果、火焰、波浪等象征符号得到了极大的利用，由于这种象征符号传递着一个民族的情感，因此被概括为民族情感。

历史载体象征符号。历史载体不同于地域特征，它并非是由于地理环境直接所决定的，历史载体体现了人类在历史变迁中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人们通过制造这些建筑物或者生活工具来进行历史的建构，经过岁月变迁，这些载体也变成了文化的载体，通过将恰当的历史载体应用于虚拟形象后续开发背景的构建，将会大大地增加观看者的体验感与沉浸感，因此应该在符号构建中占据重要地位。

外貌特征象征符号。外貌特征象征符号形象的识别是中国传统文化虚拟形象开发尤为关键的一环，这些符号一方面来源于史料、图画记载，例如关于王昭君“鬟髻高耸雾涛起，柳叶细眉入云鬓，美目流盼星光动，鼻如悬胆稳相称，随意朱笔点绛唇，面衬桃花白里红”的史料描写，再比如流传下来的画作中，王昭君身披红袍的形象让人记忆犹新。这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人物形象的外貌特征符号都应有明确的来源，并非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吸睛流量。

5.中国传统文化虚拟形象的开发

通过将符号学运用于现有昭君文化虚拟形象的构建中，为未来传统文化虚拟形象的构建提供了开发思路。从泛娱乐到新文创的转变，最大的特征就是增添了民族性的诉求，深信这种民族性是有利于全球化传播的[14]，因此代表性的传统文化符号的提取与分类存在必要性。从微观角度来看，开发方法在目前并没有得到业界与学界的一致认可，这也是众多传统文化虚拟形象频出不穷的原因，而一个无法持续传播的品牌形象难以获得受众的认可。从宏观角度来看，造成这种现状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良好的开发机制，仅仅通过各家自创、自传的方式从中谋取效益，从短期来看也许会实现传统文化品牌形象的小范围传播，而从长期来看，一种国内区域的“文化壁垒”正在慢慢形成，更不利于实现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

5.1 开发方法

虚拟形象是文化符号的组合系统，它并非是单纯地由符号组成的一个虚拟人物，还同时包括了一系列后续开发与转化的各种营销场景。如何保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人物的真实性、生动性、复现性，下文将参考莫里斯、皮尔斯等符号学理论，提出如何提取及建构的方法步骤：

（1）史料收集分析：对某些传统文化进行文献、历史艺术作品、现有虚拟形象等进行穷尽式收集，描绘人物外貌特征与文化场景分析。

（2）文化符号分类：按照上述提出的地域特征、民族情感、历史载体、外貌特征等类别进行归类。

（3）蕴意抽离分析：将分类完成后的文化符号按照能指与所指进行分离与分析，得出每一个文化符号在此传统文化发展下的现状蕴意。

（4）三元模型符号构建法：符号学家皮尔斯将符号拆分为再现体、对象、解释项，这三元体是相生存在的，不能进行两两拆分，判断一个物体是否能够构成一个符号，则要去看该物体是否存在这种三元关系。并且三种构建符号的方法为中国传统文化构建虚拟形象提供了重要的思路（见图2），将所分类后文化符号通过三分法对其精炼、摒除、创新，进行二次构建，赋予其新的蕴意与形象，并将其再运用于虚拟形象的构建之中。例如，在设计某一个传统文化中人物虚拟形象时，如果无法在其人物所存在时代下找到合适的符号，可以通过R→O→I的构建方式，通过向其他传统文化虚拟形象中寻找合适的象征符号，在不扭曲原有蕴意的基础上并为其赋予新的含义，运用于目前虚拟形象的构建。

在将此方法应用于传统文化人物虚拟形象符号构建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原则：

（1）忠诚型原则。应当符合历史，尊重事实，切勿不能夸大化，同时还原历史人物形象与品质。但这并不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中国其他具有特色的历史文化、故事符号进行结合，助力未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

（2）一致性原则。这里强调的不仅是文化符号的一致性所带来的相同的视觉体验，同时也强调虚拟形象后续开发的不同产品或是互动体验中的一致性，以确保视觉元素的统一性与识别度。

（3）保护性原则。文化符号得到确定后，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政府应当公布重要民间文化遗产的名录并指定保持的方法、保持者享有的相应权利和荣誉、赋有的义务[15]。

（4）适用性原则。开发方法不仅适用于单一传统文化虚拟形象的开发，也同时适用于该虚拟形象后续转化的不同阶段，包括文创产品打造、游戏开发、电视剧创作以及各种技术加持后的场景设计等。

5.2 开发机制

开发方法是一种微观层面的准则，而开发机制则是宏观层面的策略。开发机制反映的是在开创中国传统文化品牌虚拟形象最顶层的问题，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国家政策和方针的贯彻程度。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共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与参考，分别为受众共创、政府注资、区域联合，三种模式之间并不互相排斥，在一些情况下可以交织并进（见图3），为中国传统文化品牌未来实践提供重要社会基础。

受众共创模式。这是一种基于受众广泛参与的开发方法，将受众视为虚拟形象创意的主要来源。在开发标准的制定基础上，受众共创模式可以通过开展虚拟形象创意征集、虚拟形象互动场景设计、社交媒体参与等方式，使观众在创作过程中体验到参与性和主体性，从而提升形象的贴近度和互动性。受众共创模式倡导的是一种价值的共同创造，它是指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在非间接交互中的联动[16]，并且使得虚拟形象的内容更加符合受众需求，增强了观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在这个模式中，受众不再被动地接受形象内容，而是成为创意的贡献者和体验者，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群体中个人意识的觉醒和个人需求的日益高涨[17]。这种参与感强化了用户与虚拟形象之间的情感联系，也使传统文化能够更深入地融入当代的受众文化。

政府注资模式。政府资金的注入在中国传统文化品牌虚拟形象开发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通过国家政府的投资来支持项目的研发和推广。政府的介入不仅可以提供稳定的财务保障，还能够在政策层面上为项目的推动提供支持。文化品牌虚拟形象本身是一种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不会随着人们的使用和投入而损失资源，因此是一种公共产品。政府对于公共产品则可以采用混合模式，即指政府以成本价格为基础，通过政府补贴和向受益人收取一定费用的方式来研发和提供公共产品[18]。这种混合模式可以通过设立文化创意基金、提供直接财政支持、制定优惠政策等途径，为虚拟形象的技术研发、内容创意等方面提供资金和政策保障。

区域联合模式。城市与城市、地方与地方、区域与区域的结合凸显了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理念，表现为地域文化对虚拟形象发展的影响。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目标选择与制定应当是历史的合理性延伸，是地理的合法性塑造[19]，因此短暂的局部创新并不利于这种具有文化地理特性的传统文化的维持与长久发展。在传统文化人物虚拟形象的开发中，区域联合模式可以通过不同的文化研究机构、创意团队的合作，将各地的文化资源、创意元素进行融合和共享，拓展传统文化品牌虚拟形象未来与受众互动的模式，如昭君故乡宜昌市与和亲目的地呼和浩特，两者拥有对于昭君文化的不同资源，这种地理文化差异应当得到有效的结合，两地研究机构的联合才可能是将昭君文化发扬于世的有效捷径。区域联合模式强调的是文化的多样性和跨地域传播，是地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通过地域间的合作与共享，使传统文化在基于一致的虚拟形象的前提下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同时保留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在这个模式中，地域性并不是削弱，而是在合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为其虚拟形象的开发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6.中国传统文化品牌虚拟形象的转化

中国传统文化品牌虚拟形象的开发方法与机制提供的是思想上的创新，而如何将虚拟形象转化为能够带给受众的真实感受更加重要。在昭君文化虚拟形象的代表性研究中，我们应该清楚地认知目前传统文化虚拟形象存在的问题——效益转化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从此问题出发，实现虚拟形象在文化产业中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为了目前需要研究的重点领域。而文化衍生品用户体验会对用户有着深刻的受教体验和情感化记忆，并且具有教化大众的功能[20]。尽管虚拟形象本身可以是一种承载文化的媒介，但是它的传播仍然需要其他媒介作为载体，因此将传统文化虚拟形象的转化问题归根于两个方面，一是体验型转化，二是信息化转化。

6.1体验型转化

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利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技术，用户可以穿戴设备进入虚拟世界，以故事的形式与传统文化虚拟形象进行互动，从而影响个人视觉感知、听觉感知以及触觉感知（见表3），这是一种由观赏性到体验性的转型[21]。由于传统文化人物虚拟形象这一载体具有较强的适配度，通过借助不同开发机制研发虚拟形象的不同场景，一方面可以极大地开发传统文化中未经利用的资源，加大文化的传播力度；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收费来进行文化产业的创收，进而实现文化产业所具有的经济属性。

增强现实技术的应用。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技术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叠加虚拟元素，丰富用户的体验，对事物进行注释或者提供额外的信息内容[22]。增强现实技术所具有的虚实结合、虚实同步、交互自然等底层逻辑为传统文化虚拟形象的铸造提供了技术支持(见表4），所表现的轻便、真实等优势更加适合于三维虚拟形象的设计与互动。在传统文化虚拟形象与增强现实技术结合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现实世界场景的适配度，因此需要通过打造以传统文化为背景的真实环境，真正地让人们感受到虚拟形象带来的体验感与沉浸感。

受众情感共鸣的营造。虚拟空间的沉浸式体验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体验，更需要在情感层面建立共鸣。而声音在情感调节中的作用不可忽略，Hatfield和他的同事通过研究，指出情绪与语调、声音质量、节奏等具有关联[23]。因此我们应当对传统文化虚拟形象人物的声音以及场景背景音乐进行设计，语音交互（Voice Interaction）技术为此转化过程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通过与用户的实时情感反馈，营造出接近于与真人交流的虚拟环境，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使其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情感内涵。同时，也可以设计情感化的情节，让用户在虚拟空间中产生深刻的情感连接，有助于实现未来经济效益的转化。

6.2 信息化转化

媒介选择策略。成功的媒体策略就是在分析目标顾客特点、产品特点和媒体特点的基础上求得三者的统一[24]。传统媒体如电视、报纸和杂志可以覆盖不同年龄和兴趣的群体，例如，推出传统文化虚拟形象播报AI主持人，展示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并通过新闻这一载体连接不同的群体。而新媒体平台如社交媒体、视频分享网站和在线博客则更能吸引年青一代受众，比如在微博、Facebook等社交媒体打造虚拟形象专属博客，以第一人称的形式与网友进行交流，引发用户分享和讨论。同时可以在新媒体上借助传统媒体机构以公益广告的形式传递传统文化，年轻人对于潜移默化的宣传方式较少产生反感。可以说精准的媒介选择，是将中国传统文化虚拟形象传播给目标群体的必由之路。

情感共鸣策略。媒体传播不仅仅是内容的传递，更是情感共鸣的营造。人们的情感系统是由三个不同但相互联系的层次组成，分别为本能层、行为层和反思层，并同时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体验[25]。在关于动物特性的第一本能层上，例如昭君完美的虚拟形象十分契合用户的情感系统，在使用产品过程中的第二行为层上，媒体传播要注重内容的一种情感体验，比如传授双方的互动与交流，可以通过AR、VR、H5等形式来进行信息传递，有助于用户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在基于用户文化、理解的第三反思层上，则可以通过创意的广告、短片或故事性宣传，从而唤起观众的好奇心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比如制作一段感人至深的虚拟形象宣传短片，通过情感化的故事展现人物的生平经历，引发观众的共鸣。

平台跨越策略。媒体传播需要跨越不同的平台，以便最大限度地覆盖受众。这与上述分析的媒介选择策略有相似之处，但这必须是基于良好的媒介决策才能实现，此处分析的是如何在确定好的媒介中分配传统文化虚拟形象品牌的传播内容。例如，在快手、抖音等具有创作功能的社交媒体上发布虚拟形象的原创舞蹈，引发用户分享和二次创作。同时，在博客上分享虚拟形象创作的纪录片，让受众从整个开发流程不同角度了解和接触虚拟形象，从而提升品牌认知度。这样的一种策略机制可以有效提高传播效率，避免因为受众重合带来的一些资源浪费。

互动共生策略。媒体传播不应仅仅是单向的信息推送，更需要与受众进行互动和参与。基于一种社群的互动共生模式成为当前善用的品牌传播策略，互联网变迁所形成的消费社会造就了新的人际关系[26]，因此人们乐于基于群体进行分享与互动。虚拟形象在媒介传播的过程中，势必会集成一群追随的粉丝群体，他们也愿意通过接触新形式来理解虚拟形象所蕴藏的内涵。作为研究机构、相关部门等创作方，应当合理利用当代网民的群体心理，引导他们进行文化交流与反馈，同时也为虚拟形象与传统文化更好的融合提供思路与建议。

7.虚拟形象赋能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与反思

本文深入探讨了昭君文化虚拟形象的发展、开发和转化等关键问题，通过文献分析和案例研究，尝试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与价值传递提供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策略和思考。虚拟形象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其在时代变迁中的作用愈加重要，而昭君文化的虚拟形象正是这一发展趋势中的璀璨之一。

本文不仅仅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人物虚拟形象的现状，更试图通过洞察现状来开拓一种搭建传统文化虚拟形象的符号学思想与实现途径。通过对开发思想和机制的探讨，本文强调了规范性与创新性的双重重要性，以确保虚拟形象能够在充分传递文化内涵的同时，能够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潮流。在虚拟形象的转化方面，强调虚拟时空的文化体验与信息传递的关系。通过沉浸式技术和交互式体验，可以将用户带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让他们与之互动、融入，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其内涵。而在信息流传播中，多层次、多平台的传播策略的提出，以确保传统文化虚拟形象能够触达更广泛的受众，激发情感共鸣，产生持久的影响。

然而，在虚拟形象赋能中国传统的转化环节中，由于采用了大量的新兴技术，因此资金、人才等社会问题产生了许多新的困境，“虚拟形象赋能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会带来技术差异的文化鸿沟？”“如何缩小新兴技术所带来的文化鸿沟？”“如何培养中国传统文化虚拟形象的建构者？”“优化后的虚拟形象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的研究解决，基于虚拟形象的营销新形式的影响因素还有待理论的探讨和实证的检验。总之，通过本文的研究，期望能够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一份微薄之力。希望这些探讨和思考能够为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创新注入新的动力，让历史文化中的人物故事在当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芒，共同为中国传统文化虚拟形象的未来发展构筑更加美好的前景。

本文系山东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智媒时代下的创新创业课程建设与平台搭建”（项目编号：XYJG202305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佳，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贺庚龙，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及注释】References & Annot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