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对于十分迷信的戴笠来说，颇有些“流年不利，诸事不顺”的意味。自从国共和谈中明确提出要取消特务政治后，戴笠就一直处于莫名的惶恐之中。别说共产党对其恨之入骨，就是国民党内部也早就对无孔不入的特务活动怨声载道，而曾经对戴笠信任、支持有加的蒋介石，更是早就对重兵、重权在握的戴笠心有忌惮，正盘算着怎么借机向戴笠和军统“开刀”呢。这不，1946年3月12日，正在平津地区整饬军统队伍，处置“接收”中的贪腐官员的戴笠接连两次接到蒋介石亲自打来的电话，令他速回重庆，商谈军统组织的撤裁问题。这让戴笠心中非常不爽。有为才能有为，没有了军统，戴笠什么也不是。可是，大势所趋，戴笠也只好忍气吞声，决定返回重庆面见“老头子”。

但是，戴笠没有直接飞往重庆，而是先飞到青岛，准备与即将卸任回国的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科克会见后，再赶往上海，同已先期到达上海的情人胡蝶碰头，帮助她办理与丈夫潘友生的离婚手续，然后再回重庆……不过，当戴笠16日到达青岛时，科克已到上海去了。于是，戴笠于第二天，17日才赶往上海。

阴差阳错中，终于出大事了。

从青岛起飞前，沧口机场就已经收到了上海午后可能会有雷暴的预报。但是，戴笠自恃自己的222号专机是由世界一流的美制DC-3型运输机改装而成，有着最先进的导航设备，性能相当安全可靠，可以全天候飞行，便不顾挽留，坚持让飞机加满800升汽油后按时起飞了。他的打算是，如果上海龙华机场不能降落的话就备降南京或直飞重庆。没想到，平日很难有准的天气预报，这天却偏偏很准。戴笠专机起飞不久，上海地区就大雨滂沱，能见度很低，龙华机场根本无法降落。于是，戴笠便按预定计划飞往南京。中午1时6分，专机抵达南京上空，此时，南京也正下着雨，不过不太大，所以机场勉强同意降落。但此时，正好有一团乌云笼罩在机场的上空。本来，飞机可以在空中盘旋一会，待云团散去后再降落，但驾驶员自恃机上有先进的导航设备，便鬼使神差地在地面的引导下，驾驶着飞机向云团驶去，准备穿云下降……就这样，下午1点13分，南京机场收到一条自称是“222号飞机正在降落”的电讯后，戴笠乘坐的222号专机再无音讯。

接到戴笠失联的报告后，蒋介石最在意的似乎不是戴笠的死活，而是戴笠是否活着落在了共产党的手里。毕竟，戴笠掌握着太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他当即责成在家主持工作的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全力搜救，要求“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接下来，位于重庆市中山二路174号的军统本部大楼里便乱成了一锅粥，毛人凤亲自守在电台旁，指挥各地的军统组织进行“掘地三尺”式的查找，可仍然音信全无。

3月19日，戴笠失联两天后，军统局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人士接到群众报告，一架军用飞机于17日午后在南京南边江宁县境内的板桥镇与西善桥、谷里交界处坠毁。听完报告，李人士心中不禁咯噔了一些，虽然目前还不知道详细情况，但根据坠毁时间和地点，李人士判断，这很可能是戴老板的飞机。

李人士一面向重庆方面报告，一面立即亲自率领人马赶到了现场。只见在海拔不过183米，方圆不过19.6平方公里的岱山半山腰上横七竖八地到处都是飞机残骸和人体肢体。根据还在冒着青烟的机尾翼上依稀可见的“222”字样，和在地里找到的一颗刻有“龚仙舫”三个字的印章（与戴笠同乘一架飞机的军统人事处处长），李人士断定，失事飞机正是戴笠的专机。经过清理，现场总算凑齐了13具尸体，和登机人数吻合。但每一具尸体都被烧得焦黑，像根碳棒，哪一具是戴笠的呢？根据机上13人中，只有戴笠镶了6颗金牙的特征，最后认定，在一条叫做“困雨沟”的水沟里找到的一具缺胳膊少腿的尸体就是戴笠的。

1946年8月12日，已经迁回南京的军统，在毛人凤的主持下，将戴笠埋在了蒋介石亲自在紫金山灵谷寺为其选择的一块墓地上，朝向取子午方向，这也是蒋介石的意思。下葬时，毛人凤深知戴笠作恶多端，“仇家”甚多，就让人用水泥和着炭渣搅拌灌在墓穴内，使棺木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为一个整体，以防被人掘墓鞭尸。同时，毛人凤还在岱山困雨沟旁立了一块石碑，上书“戴雨农将军殉难处”。

一代特工王，怎么会如此死于非命？各种传闻和臆测，并没有随着戴笠落葬而烟消云散，反而愈演愈烈，甚至一时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

戴笠本人是极度迷信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军统内因此就有很多人也痴迷于“命理”，常爱用“天意”来解释世间万物。且看当时的流行说法：

1897年农历5月13日，戴笠出生于浙江衢州江山县保安乡，原名戴春风。据说，出生三天后，就有一位十分出名的算命先生对戴笠的爷爷说：“此儿八字为‘双凤朝阳格’，将来必是大富大贵。然五行中缺水，需在名字中加入含水之字才可化解。”戴笠的爷爷受旧学影响非常深，说话做事不喜欢直来直去，便给孙子起名戴春风，一来希望自己的孙子春风得意，光耀门楣，二来又以春风化雨之意满足了算命先生的要求。

戴春风又怎么改为戴笠了呢？1926年9月，为了喻示自己“三十而立”，即将要开始新的人生历程，戴春风在报考黄埔军校时把名字改为了戴立。但是，戴立落榜了。庆幸的是，仅仅一个月后，黄埔军校开始了第二批招生。再次报名的戴春风因害怕被考官认出，就根据《太平御览•风土记》中“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虽步行卿乘马，后日相逢卿当下”的典故，将“立”改成了“笠”。这也是戴笠雄心壮志的反映。当然，戴春风没有忘记自己“命中缺水”，就给自己起了个字号——雨农。于是戴春风从此名笠，字雨农。

改名后如愿考入黄埔军校，戴笠就更加迷信了。从事特务工作常常需要使用化名，戴笠前后用过近30个化名，绝大部分化名中都有带“水”的字，如金水、波涛、雷云、洪森、沈沛霖、江汉清……等等，用得最多的就是三个字都带水的沈霈霖和江汉清两个名字在讲话、授课的时候，戴笠更是常会植入一些所谓“命理”的内容，甚至不惜高薪聘请“巫婆”、“神汉”给特务们讲授命相、八字之类的课程。解放后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特务时，有人就曾经总结过，军统（保密局）的特务，无论男女，大多都是相貌周正之徒。原来，这也是戴笠迷信脑袋的“杰作”！无论是招聘新人，还是提拔重用干部，戴笠都是要看相的，那些生得獐头鼠脑，眼斜歪鼻的人，很难入得戴笠的法眼。

仅仅改了名字还不够，戴笠把自己的生日也改了。戴笠不喜欢数字13，13给他的感受常常是不爽：13号这一天，家里发生过火灾，自己被野狗咬过……甚至，据戴春风自己统计，他在这一天里受到老师的训斥都会比平日更多……于是，他在填写自己的出生日期时，把13号改成了14号。

尽管千算万算，戴笠最后仍然“在劫难逃”。13日（阴历）13时13分，载有13人的飞机，坠毁在浓（农）雾中的岱（戴）山困雨沟！不仅没有逃脱“13”的魔咒，而且包含了戴雨农三个字！而戴姓又是岱山所在的板桥镇第一大姓，素有“板桥的戴，西善桥的蔡”的说法……而这次，戴笠偏偏使用了一个字中不带水的“高崇岳”！怎么这么巧？“奇谈怪论”很快就在勾栏酒肆流传：什么“戴笠字‘雨农’，而中共的情报负责人叫‘克农’！戴笠安能不死有余辜？”什么“戴笠，戴笠，戴上了斗笠，挡住了雨水，岂不是咎由自取？”……

显然，这些都没有科学依据的“戏言”，姑妄录之，无可信之。

同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戴笠死于蒋介石的猜忌。

蒋介石对军统，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可谓是爱恨交织。一方面，军统为蒋介石铲除异己，巩固其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1932年4月1日成立时只有区区10个人的复兴社特务处，到抗战胜利时便已发展为拥有八处、六室、一所，多达45000人，另外还掌握着15万“忠义救国军”，触角遍及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以及交通运输等各个部门的庞大机构……如此强势的崛起，不能不让蒋介石深感忌惮。

事实上，“圈”内的人都知道，蒋介石看似十分信任戴笠，其实还是留了一手的。戴笠虽然是军统实际掌门人，但却一直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工作，其局长一职由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兼任。虽然，戴笠平时在军统里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历任“局长”也没有干涉他行使职权，但毕竟军衔、职级等因此受到了限制，话语权、影响力也就相应地受到了限制，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随时可以派人前往取代戴笠。有了这个背景，国共《双十协定》签订后，戴笠就感到，自己会是“兔死狗烹”的下场，他对沈醉说：“我将来如果不死于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

戴笠不愿坐以待毙，不仅设计了一个对军统明缩暗扩的方案，企图利用美国人的力量帮助自己谋求海军司令的职务，而且利令智昏地组建了一个为自己个人所掌握的秘密组织“警坛社”。戴笠这次谋求与科克会谈就是为了这事。对此，蒋介石自然震怒不已，早已有对军统进行取缔重组之意。在有些人看来，蒋介石这就算有了“作案动机”。

但是，1948年，由军统改组而来的保密局却向蒋介石报告说，戴笠的坠机事件，即“3•17”空难是军统北平站站长，北平市民政局局长马汉三策划的。

原来，1946年3月21日，深感戴笠提携之恩的军统少将沈醉再次到飞机失事现场调查时，发现了一把只剩下寒光闪闪，削铁如泥的剑身的宝剑。由于鞘和柄都已经被烧毁，沈醉不知这是一把什么剑，但从其“气质”上断定，这剑一定非同凡物。于是，沈醉派人把这把剑送到了北平故宫博物院。没想到，经过专家们的一番考证，其结果让沈醉目瞪口呆：这居然是江湖上声名遐迩，却少有人见其真身的“龙泉剑”！这个重大发现，成为复原戴笠坠机真相的重要线索：

这柄宝剑是乾隆28年春，由新疆各部落联合敬献给乾隆的。当时，乾隆接过这把宝剑一看，只见全剑长5尺，剑柄上雕有9条金龙，象征着“九九归一”的至尊皇权，剑身光华四射、不锈不污。把剑从剑鞘中一抽出，顿时寒光闪闪，满殿生辉，剑光所至，宛若游龙。乾隆龙颜大悦，爱不释手，当即赐剑名曰“龙泉”。从此以后，乾隆便与此剑朝夕相伴，临驾崩时遗命将此剑同葬。后来，因为军阀孙殿英盗掘了乾隆墓，此剑才重现人间。

七七事变以后，本已在青海被“二马”打成了光杆司令，不得不闲居在太原的孙殿英通过收容29军的散兵游勇又拼凑出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为了入编，得到蒋介石的正式认可，孙殿英决定利用从东陵盗来的宝贝，请蒋介石的红人戴笠帮助打通关节。并承诺，事成后定将“龙泉剑”奉上。

戴笠一番运作，终于促成了蒋介石对孙殿英的接见，让孙殿英如愿以偿，当上了新五军军长。戴笠在新五军驻地河南林县收到宝剑后，深感关山阻隔，又是战争时期，随身携带颇为不便，便将此剑交由心腹、即将由军统张家口察绥站站长调任陕坝任工作组组长的马汉三保管，让其择机万无一失地送往重庆。

没料到，因为太过张扬，马汉三不久就在张家口被日本人逮捕了。未及用刑，马汉三就招供了，不仅表示愿意为日本人服务，而且把剑献给了日本特务头子田中隆吉。于是，田中就将马汉三释放了，让他暗中为日本人提供情报。1940年，已经升任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长的田中隆吉因为指挥作战失利被奉调回国。田中担心回国后遭受清算，又在临行前将剑交给了20年代就成为自己情人的川岛芳子。

马汉三被田中释放后，因为无人知道他被捕并叛变了，所以仍然官运亨通，先后任军统兰州站站长、五原办事处主任等要职。因此，马汉三察知了田中与川岛的关系，综合各种情报，很容易就得出了龙泉剑很可能在川岛芳子手里的判断。

这边厢，戴笠催了马汉三好几次，让其把宝剑送到重庆去，马汉三都以关山阻隔，战火纷飞，恐剑被损坏等借口搪塞过去了。可抗战胜利后，这些理由都不存在了。眼看事情就要穿帮，马汉三却“柳暗花明”，被调到北平担任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平津地区肃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行营督查处处长等要职。这让马汉三喜出望外，终于可以“瞒天过海”了。一到北平，马汉三就带人把川岛芳子位于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4号的住宅翻了个底朝天。终于在房后的地窖中找到了龙泉宝剑。就这样，宝剑又回到了马汉三手里。

马汉三原以为，只要把剑给戴笠送去后，一切真相都会被掩盖。没想到，戴笠利用这次到平津地区整饬军统腐败问题之机提审了川岛芳子！不仅知道了龙泉剑这番奇妙的“旅行史”，而且得知，马汉山早就在为日本人服务了！

知道了底细的戴笠虽然十分愤怒，但不动声色，没有对马汉山采取措施，而是准备禀报蒋介石后再做打算。但是，他急切地向马汉三要回了宝剑。马汉山也不傻，眼见戴笠刚提审了川岛芳子就索要宝剑，情知事情已经败露，便决定先下手为强。他一面给戴笠送去了多达十箱的珠宝字画，以稳住戴笠，一面找来心腹死党刘玉珠，命其赶到青岛，设法在戴笠的专机上安置定时炸弹，制造空难事故。马汉三很狡猾，其所以选择在青岛至上海的航线上动手，就是为了撇清自己的关系。

1946年3月17日，刘玉珠获悉戴笠将于上午11时飞往上海后，立即驱车来到机场，利用自己军统华北督导员的身份，以登机检查安全为由，偷偷在飞机上安放了炸弹，并把时间设置在飞机降落期间。这样，更能掩人耳目。由于飞机没能按预定计划在上海降落，所以，直到飞机抵达南京南边的江宁县板桥镇上空时，定时炸弹发生爆炸，失控的飞机一头栽到了岱山的山腰上……由于机上所备油料充足，飞机坠毁后，大火在雨中熊熊燃烧了两个多小时才熄灭，机上所有所以人，所有行李、物品，包括那十箱珠宝字画均灰飞烟灭……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948年9月27日，马汉三、刘玉珠被蒋介石以贪污罪秘密处决，既无涉其汉奸罪行，也没有提到这次“317空难”！戴笠死亡真相就这样掩盖在了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