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在邯郸战役前线

不管"蒋粉"怎么"粉"，蒋介石就是差一点战略眼光。1945年盛夏之际，当他躲在峨眉山看云海时，绝没有想到，苏联红军的出兵会如此迅速地加快抗日战争的进程。所以，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后，蒋介石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抗战终于胜利了，忧的却是这胜利来得太快了，他的部队都躲在大后方，一时半会很难到敌占区去"接收"，而坚持敌后抗战的共产党的队伍却对"受降"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油水"怎么能让给共产党呢？别看国共合作抗日八年，但蒋介石一直都对共产党如鲠在喉。他多次对他的心腹说"日本人只要我的地盘，不要我的位置，而共产党是既要我的地盘，又要我的位置。" 所以，当共产党在敌后浴血奋战时，他一直都在琢磨着怎么"干掉"共产党。1941年"皖南事变"时，蒋介石就想把江南的新四军"一锅端"了。可惜，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之下，被炒成了"夹生饭"。今天，蒋介石当然知道，日本人交出来的每一点资产、物质都会转化成为将来国共决战的"本钱"，他是不可能让共产党得到的。

蒋介石施出"缓兵计"，来了个"三箭齐发"。一方面，以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布命令，不许共产党军队受降，只能"原地驻防待命"，而国军则"勿少松懈，积极推进"，并与日本人暗通款曲，要求他们只能向国军投降，另一方面，他又让美国人出军舰，出飞机帮助他把军队迅速送到各战略要地，同时，他还摆出"热爱和平"的POSE，一连三封电报，要求毛泽东到重庆商谈"和平建国"事宜。

蒋介石以小人之心猜想，毛泽东不会来。但没想到，毛泽东偏就来了。而此时，蒋介石连一个像样的谈判方案都没有，而且，还暗暗地向自己的部队下发了"剿匪手本"，积极地做着向共产党进攻的准备。可见，蒋介石对和谈根本就没有诚意！所以，"双十协定"墨迹没干，蒋介石就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

在抗战刚刚胜利的版图上，哪个战略区最重要呢？当然是东北！不仅是因为东北受日本人占领时间最长，有较为发达的工业基础，而工业基础就是战争能力。而且其地理位置特殊，共产党占之，则可以背靠苏联，攻防自如，若国民党占之，则对共产党形成了战略包围。于是，作为东北地区门户的华北地区自然就成了国共双方争夺的要点。

华北地区是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毛泽东早就在这里埋下了棋子。抗战时期，无论条件多艰苦，环境多恶劣，共产党的力量出从来没有从这个地区撤退过。著名的"地道战"就发生在这个区域。这也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敌后艰苦抗战的见证。为了夺取这个地方，蒋介石以14个军的兵力分别沿着同蒲路、平汉路、津浦路、平绥路各铁路，成四路向解放区进攻，企图以铁路为壑，割裂各解放区之间的联系，然后再逐一消灭。其中，最具威胁的当然是平汉路一线，它将我整个抗日根据地一分两半。为此，已结束重庆谈判，回到延安的毛泽东决定发起"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迟滞敌人的进攻，掩护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

1945年10月14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的第30军，第40军及新八军，在其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兼第40军军长）、高树勋（兼新八军军长），及30军军长鲁崇义的率领下，从河南北部郑州、新乡沿着平汉路及其以东，齐推北犯我冀鲁豫军区，企图用10天左右的时间占领石家庄。

而高树勋对这场行动却是窝了一肚子火的。原来，高树勋是原西北军的旧部，从来就不是蒋介石的心腹。抗战时期，蒋介石就曾派亲信胡伯翰顶掉了高树勋新八军军长职务，只不过，胡伯翰在1944年的豫西战役中指挥失当，连军部都被打散，胡伯翰本人逃到后方借口养病长期不到职，新八军这只由高树勋一手一脚拉起来的队伍，才仍由高树勋实际控制着。但蒋介石也好，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也好，仍然没有放弃打新八军的主意。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给高部的电报同样是"原地驻防待命"……

高树勋

蒋介石排斥异己的行为，让高树勋部所有官兵皆极为不满，也让高树勋本人感到，蒋介石不值得自己效忠。于是，便生了去意。早在1945年的9月上旬，高树勋就派了自己的参议，我地下党员王定南秘密来到上党战役前线指挥部面见刘伯承、邓小平，商谈和平事宜，双方互定了联络人员，确定了联络方式。所以，刘伯承、邓小平在制定平汉战役作战方针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制定了"武装解决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原则。其中，政治解决，就是针对高树勋的。

这次，高树勋率部北犯，对蒋介石和高树勋来说，都是另有玄机的。蒋介石来是要借八路军之手削弱，甚至消灭高树勋的实力，而高树勋则假借执行命令，想抢先到石家庄、北平等地去受降。

但是，凭高树勋的实力，不可能穿过八路军根据地。高树勋就盘算，何不利用自己与共产党方面的良好关系，借机甩掉40军和30军，自己单独到石家庄去受降，然后去晋察冀呢？

但晋冀鲁豫军区领导人却对高树勋的"借道"要求产生了分歧，一种意见认为，不知道高树勋的真实想法，贸然让开大路，让其进入我后方，存在着很大风险。另外一种意见虽然也拿不准高树勋的真实意图，但认为可以只让高树勋自己所辖的一部按我军制定路线走。刘伯承将情况向延安汇报后，中央来电表示欢迎高树勋脱离国民党阵营，也同意刘邓对高树勋所进行的争取工作，但不同意让高树勋"借道"北上。认为，高树勋希望脱离蒋介石，在目前还不是因为认识到了蒋政权的腐朽性而追求光明，更多是出于与蒋的矛盾，若能争取到高部在战场上的中立，当然是好事一件。但是，高树勋如果过早北进，无论其初衷是什么，都将"在事实上成为接应与掩护国民党军北上，并可能成为冀中、冀东、平津一带伪军伪警的团结中心"，因此，"应以一切办法推迟其北上，而不宜予以北进之方便"。但如果"高部有反蒋行动时，我可予以适当之援助"。显然，党中央站在全局的高度，看得更远、更深一些。

高树勋在天津故居

孙连仲率高树勋、马法五、鲁崇志等三个军沿平汉路北上，终于走到邯郸、磁县一带，进入了我军布下的口袋阵。为了争取高树勋阵前起义，减少战争伤亡，11月27日，刘伯承派军区参谋长李达持自己的亲笔信，冒险穿过火线，来到高树勋的军部，劝说他以民族大义为重，站到人民一边来。

高树勋提出了四个要求：一，部队起义后，扩编为民主建国军，下辖两个军，由他自己担任总司令，直接受延安总部领导，与刘伯承、邓小平同辈，并把此前由豫东最大的伪军张岚峰部反正出来的杜新民、魏凤楼两个师交给他管辖；二，关于驻地问题，他先是提出热河，并暗示由自己担任省主席，后来，又改为希望驻在冀南，以便吸引西北军；三是在宣布起义时发一个通电；四是希望我军帮助把他还留着国统区的家属接出来。对此，李达表示，除了驻地问题和张、魏两个师的归属问题需向延安请示外，其他的要求都可以满足。

当我军已将包括高树勋在内的孙连仲的三个军在磁县以西围得个水泄不通，兵临城下时，还派这么高级的干部在发起进攻之前为高树勋"开小灶"，并基本全部答应了他的要求，这让高树勋很高兴，很感动，立即决定阵前起义。

毛泽东就邯郸战役给晋冀鲁豫军区的电报

10月30日，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其直属新8军及河北民军等部共一万两千余人，在河北磁县马头镇宣布起义，并向全国发表通电，宣布拒绝国民党政府的"剿匪"命令，退出内战前线，站到人民方面来。高树勋率部起义后，使敌军受到很大震动，丧失了作战信心。随后，我军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至11月2日，我军共歼灭国军4万余人，生俘敌40军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等高级将领，取得了平汉战役的胜利。

高树勋起义后，毛泽东、朱德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欢迎他站到了人民的立场上。随后，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部队改编为民主建国军，由高树勋任总司令，王定南为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为第1军军长、乔明礼为第2军军长。

显然，高树勋起义的意义是一个"标志"。他不仅仅在于高树勋转变了立场，更在于展示了一种新的战争形态。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个、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12月15日，毛泽东在亲笔撰写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他再次指出:各地都要大力"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为使此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起见，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各级领导机关，则要给以密切指导。"此后，争取敌人阵前起义，便成为我党在强化军事斗争的同时，积极以和平方式推进解放战争的进程的重要手段。据统计，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歼敌807万人，其中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的就有177万人，占我军歼敌总数的21.9%。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这么多兵！想起来就令人鼓舞！

邯郸战役指挥部成员

可惜，在解放战争初期很复杂的环境下，由于诸多原因，对高树勋部的改造却并没有想象的顺利。

过去，在蒋介石阵营里，西北军是有名的"穷军"。而民主建国军成立后，我军则给予了他们远高于我军水平的生活、物质保障，希望以此感化他们。与此同时，也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整训。为了把民主建国军建设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我军按事前约定，在不改变他们内部组织构架和人员身份的前提下，派了一批政工干部到军中帮助建立政治工作系统，在官兵中开展民主运动，组织了赴延安参观团，成立了建国学校和干训团，培养了大批骨干，部队面貌逐渐发生变化。对此，高树勋本人是完全欢迎，完全支持的。但他下面的一些旧军官却甚为不满：连打士兵、扣军饷等过去习以为常的行为都受到了禁止，甚至还搞出一个什么士兵委员会来监督官长……这在没有改造好的旧军官眼里，简直就是"反了"！在这些军官的怂恿下，一部分起义军士兵军纪比较松懈，驻地的群众多次到军区要求将"民主建国军"迁走。而军区却对其存在着迁就的趋向……另一方面，这支部队毕竟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最早的一支起义部队，我军派去的政工人员，本身就缺乏经验，又出于在敌强我弱的严酷战争环境下的考虑，便对这些起义军官缺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没有对他们耐心教育，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水平，而是简单地采用争取下级，批判上级，发动士兵给军官提意见等方法进行整训……所以，这些政工人员与一部分起义军军官的关系极不融洽。而恰恰是这些人，他们参加起义，并没有像高树勋那样的主动性，而是带有投机心理。所以，当 1947年3月，我军撤出延安，一部分起义军官和士兵便认为又要"变天"了，暗暗地开始利用早先的人脉关系，与蒋军方面进行联系。更有甚者，未参加起义的原新8军副军长马伯言，竟通过这些渠道，将劝降信送到了高树勋手中。虽然高树勋本人大义凛然，立即将信上交，但民主建国军内部已经出现高树勋难以控制局势的苗头。

1947年6月，当晋冀鲁豫主力部队准备南渡黄河时，军区不知从哪里得到"民主建国军"打算利用晋冀鲁豫根据地腹地空虚的机会发动叛乱的情报。而此时正是国民党开始向我发动重点进攻之际，且刚刚发生了另一位在枣庄起义的将领郝鹏举重新叛变的事件，所以，军区的个别领导便宁可信其有，决定对"民主建国军"先下手为强，取消了民主建国军番号，并把高树勋夫妇及其部队排以上军官全部扣留审查。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来电指示：高树勋邯郸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这就把高树勋和民主建国军中尚需改造的部分军官区分开来，进行了保护。

前排右二为高树勋

经过晋冀鲁豫军区近一年的调查，没有发现民主建国军"叛乱"的证据，此事不了了之。被关押人员被释放后，也在1948年春陆续重新分配工作。高树勋被任命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高树勋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交通厅长、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北省副省长等职务。1953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高树勋，对他说:"树勋同志，你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的大忙，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算是对高树勋的贡献作了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我党对高树勋正式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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