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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于1935年底控制了察哈尔省长城以北地区之后，1936年1月4日德王便紧接着以蒙地政委会的名义下令设置所谓察哈尔盟，成立盟公署，任命卓特巴札布为盟长。

2月12日，德王等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背着广大蒙族人民，在苏尼特右旗德王府秘密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在成立大会的会场上竖起了所谓蒙古旗，大会决定从此改用成吉思汗年号，德王在就任“蒙古军总司令”的誓词中把这种仰日本鼻息所进行的分裂活动，称为要“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

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就是伪蒙古军政府的雏形。

1、蒙疆自治的图谋

为了削弱德王等分裂活动的力量，国民政府决定设立“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1月25日公布有关暂行组织大纲，并任命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沙王）为委员长。2月23日，“绥蒙政会”在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成立。

在此前两天(21日)，百灵庙蒙地政委会保安队官兵千余人起义，后来归附于绥蒙政会。国民政府令百灵庙的蒙地政委会专理察哈尔省内盟旗事务，而将绥境乌、伊两盟旗事务划归绥蒙政会；4月8日下令百灵庙蒙地政委会迁到察哈尔省境内，但伪蒙军拒不迁走，德王等且进而在分裂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4月24日到5月1日，德王等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秘密召开所谓蒙古大会，参加者主要是锡盟及察哈尔省境内察哈尔部各旗的王公，而绥远省境内各盟旗或者仅派了个别代表，或者未派代表参加。

在日本特务和德王的操纵下，大会通过了“蒙古建国案”等议案，决定成立“蒙古军政府”，“整军经武，收复蒙古固有疆土”，以便将来建立以内外蒙古和青海为一体的“蒙古国”。关东军的长远侵略计划在此得到充分反映。德王为了便于号召，在会上安排“推选”乌盟盟长云王为军政府主席，锡盟盟长索王、伊盟盟长沙王为副主席，他自己以总裁名义，独揽大权。

伪蒙古军政府于5月12日在化德正式成立，其重要部门都由日本顾问通过“内部指导”掌握实权，此外还安插有日本翻译、书记等，对该政权加以监视。这实际上是一个傀儡政权，是关东军侵略内蒙地区的工具。

关东军从1936年4月即着手扩充伪蒙军，到8月大致编制完成两个军共9个师，其中李守信的3个师为旧有兵力，其余多为在察哈尔省内盟旗强征的壮丁以及伪满统治下蒙古东部盟旗收集的土匪、兵痞、流氓等组成。

关东军向伪蒙军提供武器、装备和经费，并极力控制它为自己的侵略服务。

日本扶植德王等建立伪政权，扩充伪军，完全是为了利用这个民族分裂主义的力量在内蒙扩展自己的势力。察哈尔省长城以北既已在它的势力之下，下一个目标当然就是绥远。伪蒙军的编刚接近完成，8月初就在关东军的驱使下骚扰绥东。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所部军队击退了伪军，加强了防御措施，并于8月13日围歼了绥远境内梅力更庙的伪蒙武装。

中国军队对于蒙伪等盘踞的百灵庙，形成包围态势。于是在内蒙地区，日本支持的伪蒙军与中国军队处于对峙状态，战争阴云越来越密。

2、侵华新方针

恰在此时，日本广田内阁在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华关系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指导性文件，并相继付之实施，这很快使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发展。

8月7日，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裁相组成的五相会议制定了《国策之基准》，明确规定日本当前的“根本国策”是“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从这个“根本国策出发”，对大陆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希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和日、满国防的巩固，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同时防备英美，具体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遵循上述国策并为贯彻该国策，同一天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组成的四相会议又决定了《帝国外交方针》，其中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是力求实现“以共存共荣为基础的日华合作”，而当前对华施策的重点应是“首先使华北尽快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区，并且一面获取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备，一面使整个中国反对苏联、依靠日本”。

根据这个《帝国外交方针》，8月11日政府有关各省又制定了《对支（中国）实行策》及《第二次北支（华北）处理要纲》，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明确地规定了具体的政策和措施：

第一，对华北：要“援助”其“完成分治政治”（这是一个新词，用以代替前此使用的“自治”)，这是处理华北的“主要着眼点”。这种“分治”的目的是“使华北政权在财政、产业、交通等方面行使实质性的权限”，并在政治、经济各项措施中“不受南京政权及其他排日工作的影响”。

“分治”的范围“最终以华北五省为目标”，而“首先全力以赴地”实现冀察两省的经济开发并“完成分治”；对山东、山西、绥远三省，避免操之过急，应“采用以防共、亲日和进行日满华经济合作为重点的各种工作，使之与（日本)帝国的联系更加密切”，同时要“尽可能注意排除南京政权及其他方面的妨碍，以使将来的分治容易进行”。关于开发华北经济，应运用日本民间资本，扩充日本权益，形成一种“日华不可分割的事态”，以便“无论在平时战时都能有利于使华北保持亲日态度”；“特别是国防上必要的军需资源（铁、煤、盐等）的开发以及与此有关的交通、电力等的设施，如有必要，即用特殊资本，迅速促其实现”。

为实现以上目标而应施行的策略是：对华北地区的政权进行“内部指导”，同时使南京政权确实承认华北的特殊性，对华北分治不采取牵制行动”。

第二，对南京国民政府：要使其逐渐采取反苏态度，接近日本，“特别是应采取措施，使该政权不能不自行进一步努力改善华北的事态”。

应要求南京政府与日本缔结“防共军事协定”及“军事同盟”，解决中日间的“悬案”，主要有：使其聘用日本人担任“最高级的政治顾问，参与国民政府内政、外交等机要的策划”；聘用日本人为“军事顾问及军事教官”；尽快实现日华航空联系，除设立华北航空公司外，还要建立台湾、福建间的通航及上海、福冈间的试航；缔结日华“互惠关税协定”，等；此外还要以促进日华“经济提携（合作）”以求形成“日华不可分的关系”。

第三，对其他地方政权：基本方针是使其亲日，借以扩展日本权益，并由此使南京政权改变对日态度。具体说来，对福建、广东、广西等华南各省进行资源开发，对四川、甘肃、新疆、青海等边远各地派遣资源调查队，对内蒙“指导以亲日满为准则的蒙古人建设蒙古”。

3、成都事件

日本政府在厘定上述各项文件时，本来设想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种种施策不一定和对华北的施策同时进行，应根据情况的缓急次第实施。但正巧8月间发生一个成都事件，日本便抓住时机向国民政府进逼了。

成都事件的根源在于日本要在成都强行重立领事馆，这是6月间日本政府未经与中国协商而擅自决定的，并以其驻华大使馆书记生岩井英一代理驻成都领事。成都不是通商口岸，没有日本侨民，日本要在成都设领事馆完全是出于侵华战略的考虑。

它看到，四川不仅是国民党政府“围剿”红军的基地，而且将是“中国对日长期抵抗作战”的“最后的抵抗战略要点”，在成都设立领事馆便于搜集这方面的情报；成都附近地区有资源开发的潜力，要把成都当作将来日本在这一地区扩张经济势力的基地。

岩井于7月19日离开东京来华，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和中国政府的多次反对，于8月17日乘船到达重庆，打算率两名警官乘飞机入成都，造成设领的既成事实。这个计划由于中国航空公司拒绝卖机票给他而受挫，但与他同行的四名日人（记者身份的两人，满铁职员和商人各一)于23日晨乘汽车到了成都。24日晚，被日本强行设领的蛮横作法激怒的成都群众涌入日人下榻的大川饭店，痛打四名日人，其中两人死亡。

事件发生后，南京政府明令主管机关迅速处理。9月1日，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往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表示中国政府对事件不回避负责，川越则说“问题在贵方是否有调整国交之决心”，这表明日本要利用此事件大做文章。9月5日，外相有田八郎向川越发出密令，说明日本准备要南京接受的种种条件，除应就成都事件本身要中国政府道歉、惩罚负责官员、严惩凶犯、赔偿外，还应使之根绝一切排日活动，要把重点放在“根本解决”上。

9月8日和10日，日本通过驻南京总领事兼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须磨弥吉郎向中国外交部长张群提出了日本的要求，主要内容如下：

（1）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2）在华北设立特种制度；（3）彻底禁止“排日”；（4）政治、军事各机关聘用日本顾问；（5）与日本缔结关税协定，降低税率；（6）福冈与上海之间建立航空联系；（7）成都开埠，中日合作开发四川经济。

这些要求大多与成都事件毫不相干，而是8月11日《对支实行策》有关条目的具体化。接着，从14日起，张群与川越以及高宗武与须磨相继举行会谈。张群主张先谈成都事件，不要与调整国交混为一谈；川越则认为“蓉案不难解决，但仅解决蓉案，仍不能缓和日方空气，须先解决若干政治问题，始可商谈蓉案”。

这样一来，成都事件一时被撇开，中日之间引发了一次调整国交的谈判。而这个所谓调整国交，完全是日本对中国全面勒夺。

中国方面对于日方第3、4、5各项要求表示原则上不反对或大体上接受。日本不满足，19日须磨在会见高宗武时，要求中方在22日以前对日本所提各项要求作出明确答复。23日张群向川越宣读了一份反映中国立场的书面答复，指出：在华北，不反对与日本协商“共同防共”，但范围应限于山海关、古北口、张家口、归绥、包头连线以北，并应以防御为主；同意以冀察两省为范围与日本“经济合作”，但不同意在华北树立独立或半独立政权；关于聘用日本顾问、福冈与上海间建立航空联系、降低关税、禁止排日等，同意逐步采取措施。

另一方面，中国向日本提出五项“最迫切之问题”，要求日方“切实答复，迅予解决”：

一、取消塘沽协定和上海协定；二、取消冀东伪政府；三、停止日机在华北的不法飞行；四、停止走私并不得干涉缉私；五、消灭察、绥伪军及匪类。

川越拒绝讨论这些问题，继续压张群全面接受日方要求，会谈陷入僵局。

日本统治集团对于如何打开谈判僵局意见不一。海军方面主张用武力迫使南京屈服；事实上，它已经利用若干事件向中国派遣兵舰和特别陆战队进行威胁，陆军方面基于对苏战备的考虑，对于马上用兵中国颇为犹豫，9月26日，日本陆、海、外三省局长会议决定：敦促行政院长蒋介石回南京，由川越直接与他交涉；如果蒋拖延不回，则向其下最后通牒；如果仍不照办，就动用武力。两天以后，日本向南京提出由川越和蒋介石“直接交涉”的要求，蒋同意会见川越。

10月2日，日本首相、外相、海相和陆军次官会议决定了：

“川越与蒋介石谈判方案”，当天外相有田就此向有关驻外机构发出秘密训令，并决定派东亚局局长桑岛主计到南京向川越详细传达日本统治核心的意图。

日本统治者一心想迫使南京政府接受其全部主要要求，甚至拟好了《防共协定案》、《关于五省特政会的日华协议案》等文件，准备强加于中国政府。

在日本外交官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这一段时期里，中国驻屯军也在加紧对冀察当局的逼迫。9月10日到10月4日之间，宋哲元在天津与驻屯军司令官田代晤谈数次，田代极力策动他反对蒋介石，催促成立冀察自治政府。这期间，他与田代就所谓“中日经济提携”达成谅解，在经营航空事业，敷设铁路（首先是天津-石家庄铁路)，开采煤矿、铁矿，修筑新港口，发展电力、通信以及振兴农业、渔业等各方面都承诺给日本以参与之利。

宋哲元还在原则上同意成立冀察自治政府，但他的部下多不以为然，10月8日的干部会议决定暂予拖延，看看南京政府与日本的谈判如何发展。

同日，行政院长蒋介石在南京接见川越茂。蒋对成都事件等表示遗憾，但指出外交问题应由外交部办理。川越毫无所得，只得又回到与张群的谈判上去。

4、绥远抗战的胜利

从10月19日到11月10日，张群与川越会谈数次，彼此分歧很大，症结在于“共同防共”和华北特殊化问题。双方都想尽快结束谈判，11月13日夜，高宗武与须磨拟定了一份“共同试案”。但就在此时，关东军策动的伪军进犯绥远的事件发生，中日谈判陷于中辍。

9月间，在日本对南京发动外交攻势的同时，关东军批准了其参谋、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起草的《绥远工作实施要领》，并委任田中负责其实施。

田中隆吉的打算是：派不属于伪蒙军系统而由日本豢养的所谓“谋略部队”打头阵进攻绥远，如果顺利，则德王、李守信的伪蒙军随即加入进攻，首先占领绥东四旗，然后麾兵向归绥或大同进攻；如果“谋略部队”失利，则将该部队解散，或者与中国军队妥协，一起“讨伐”该部队。

这个计划显然带有武力侦察性质。

11月15日，作为日本“谋略部队”的王英伪“大汉义军”在日机配合下，向绥远省境内红格尔图发起攻击。中国军队固守阵地，伪军连续进攻3日不能夺取该地。18日凌晨，中国军队主动出击，奇袭伪军，将其击溃。田中隆吉重新部署伪军，并派日机轰炸中国军队，准备再次进攻。

日伪侵绥的消息震动了全中国，各界人民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援绥抗日活动，在人民的支援下，傅作义军于11月23日夜袭蒙伪在绥远北部的据点百灵庙，激战10小时，将盘踞该地的号称精锐的伪蒙军第七师击溃，并一鼓作气收复百灵庙。日伪方面企图挽回败局，派王英残部1000多人于12月3日进攻百灵庙。然而伪军一交锋便败退下来，接着于12月8日夜王英属下两个旅在锡拉木伦庙起义，消灭了集结在该庙的伪蒙军第七师残部，并处死日本军官和特务29人。

关东军一手导演的侵绥战争的惨败，使日本在内蒙的侵略遭受重大挫折，它本来想假手伪军向绥远扩张势力，结果反而丧失了原在绥远的据点。中国绥远抗战的胜利，给予全国上下以极大鼓舞；国民政府坚决支持了这场抗日斗争，并计划乘胜收取察省商都等地。在对日外交方面，国民政府也日趋坚定。

12月3日、日本借口镇压工潮，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张群立即向川越要求日军撤退，并要求制止日人参加侵绥战争。国民政府还决定不再与日本继续谈判，7日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绥远事件妨得了外交的进行。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以间接的形式否定了田代与宋哲元关于“中日经济提携”的谅解，至于在华北建立冀察自治政府之类的半独立政权之议，更是无从谈起了。第二十九军官兵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昂，宋哲元服从中央政府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日本在华北的逼压和挑拨与在南京的外交讹诈一样都一无所成。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才回过头来处理原来的具体事件，不久成都事件等得到解决。

5、西安事变的影响

日本统治集团对于如何改变在华不利的局面意见不一，关东军一再请求允许其在内蒙直接出兵干涉，陆军首脑部不予批准，日本政府和军部尚在彷徨莫决，12月12日因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中国内部形势突然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

日本统治集团对西安事变感到突然，日本政府决定采取不干涉方针，静观事态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又在进行武装干涉的准备，其海军第三舰队加强警戒，并于17日增派陆战队300人分赴上海和汉口，使两地日军人数分别达到2400人和300人；其国内部分舰队、航空队和3个大队的特别陆战队进入临战状态。

日本还决定暂时停止侵绥战争，整顿伪蒙军，巩固在察哈尔省内的地盘。18日，德王以察境蒙政会名义发出通电，痛骂张学良，表示“为使中央无后顾之忧，专心讨逆，暂时终止对绥军事行动”。日本显然盼望中国爆发大规模的内战。

然而西安事变的结局与日本侵略者的愿望背道而驰。早在5月5日，中共即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共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种政治形势的变化，放弃了“抗日反蒋”的口号，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政策，1936年，中共多次致书蒋介石国民党，促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派周恩来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蒋介石不得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日本侵略者分裂中国的妄想落空。

日本内部正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困境，这是因为大力扩充军备加重了经济困难，随之又带来社会危机及政局动荡。1937年1月下旬，广田弘毅内阁辞职，2月初林铣十郎内阁成立，而新内阁，仅维持了4个月，就为近卫文麿内阁所取代。

在林铣内阁期间，日本对华政策做了一些修订，4月16日外务、大藏、陆军、海军4相制定新的《对支（中国）实行策》及《北支（华北）指导方策》，里面所规定的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施策不再要求与日本缔结“防共军事协定”和“军事同盟”，而对华北的施策则强调“主要依靠经济方面的工作，而不进行谋求华北分治或可能扰乱中国内政的政治工作”。

这时佐藤尚武任外相，日本对华外交步骤有所缓和，中日外交关系一时呈现出前所少有的平和、宁静，但在这个相对平静的表象下，战争势力在不停地活动，战争因素在滋长。

5月底，日本军部发表重要产业五年计划要纲，6月，陆军省相继制定关于实施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的试行政策大纲及军需物资生产五年计划概要。这些着眼于大规模扩充战争物资生产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着苏联的，而进攻中国正是进攻苏联的一个步骤。

1937年6月9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军部提出：

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看，如果日本的军力许可，应“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以“对华一击”来改变局势正成为军部中观察中国动向的多数人的共同主张。

在华北，表面上中日关系虽也显得平静，但日本对宋哲元的威逼仍有增无减，特别是继续不断要求筑路开矿，对宋造成很大压力。4月，日军开始在平津近郊演习；从6月起，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一带的演习日益频繁，里面好像在酝酿着什么东西，这时在日本首都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中私下盛传起一个谣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当这个夜晚到来时，谣言果然成了事实。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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