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众多分支之一，是地理学与社会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交叉学科。1997年，王振忠受社会史、人类学及社会地理学的影响，在历史人文地理学框架下，提出了历史社会地理的概念，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开拓了新的领域(《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近年来，历史社会地理的理论体系和实证研究不断推进，日臻成熟，逐渐发展成为历史地理学的独立分支。不过历史社会地理毕竟是新兴学科，相较于成熟完备、蓬勃发展的社会史仍有巨大的差距。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等研究方向的理论方法、学术成果对历史社会地理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建构

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建构是一门学科的立身之本。学界主要讨论了历史社会地理的学科性质、脉络及研究对象、内容等。

(一)学科性质、特点和地位。

历史社会地理是介于历史地理学与社会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也是一门综合历史地理学与社会地理学的整合学科，具有区域性、时序性、综合性、社会性和阶段性的学科特点。历史社会地理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社会地理即历史人文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综合性分支。狭义的历史社会地理即历史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部门分支。历史社会地理又是社会地理的时序性分支，与社会史、人类学和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紧密相连(吴宏岐、王洪瑞《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二)学科源流、研究意义。

尽管历史社会地理尚处于初始阶段，但这一学科所探讨的人地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清末民初翻译、引进的西方地理学家白吕纳的《人生地理学发达史》及国内地理学家白眉初的《中国人文地理》、张其昀的《中国人地关系概论》《中国区域志》等论著对社会地理现象尤为关注(王振忠《历史社会地理研究刍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辑)。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比较研究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开拓学术视野，重新认识传统的学术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基层社会的认识，可以去除狭隘的地方主义、消极的民族情感。

(三)研究对象、内容。

社会地理学探究社会活动的规律性，着重探讨人类空间行为，注重研究社会集团的空间活动、具备鲜明地域性的社会文化，研究对象包括社会集团、社区地理和社会问题(李筑、秋平、李岩编译《西方社会地理学有关理论——人类空间行为研究》，《国外人文地理》1986年第2期。吴传钧主编《人文地理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张小林、金其铭、陆华《中国社会地理学发展综述》，《人文地理》1996年增刊)。历史社会地理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各种人群，研究内容包括区域人群的地理分布、形成、发展及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人群的性格与心理差别(王振忠《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吴宏岐、王洪瑞认为，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对象受到自身概念及历史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制约，应为历史时期的社会；历史社会地理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及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时空演变规律、社会行为，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王振忠在此基础之上突破旧说，指出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对象不仅是研究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还应当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影响及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其研究内容则包括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和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后者又细分为人群研究、风俗研究和社会变迁研究(《历史社会地理研究刍议》)。

(四)研究史料。

民间文献是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重要资料。明清徽州地区保留了大量的民间文献，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徽州地区存有大批内容庞杂的村落文书，是研究基层社区自然景观和人文环境的绝佳史料。徽州人遗留的日记、族谱、征信录，对研究徽商的商业活动、慈善事业、生活习俗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此外，徽州、绍兴、海门，以及湖南、上海等地存有大量的日用类书，可以用于探究历史民俗地理，细致考察历史时期民事惯例的地域差异(王振忠《民间文献与历史地理研究》，《江汉论坛》2005年第1期)。要言之，应当重点发掘族谱、民间文书、歌谣、谚语、民间故事、竹枝词、文集、笔记等资料，研究区域人群的渊源流布、地理环境背景、群体性格、心理差别、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家族家庭、衣食住行、婚丧礼俗、文化教育、宗教信仰、迷信禁忌和语言习惯等(王振忠《历史社会地理研究刍议》)。

总之，历史社会地理理论在王振忠、吴宏岐、王洪瑞等多位学者的努力下构建起来，他们在学科的体系建设、研究对象及意义等方面提出诸多见解，认为区域人群、社区等是历史社会地理主要的研究对象。此外，历史社会地理还应当重视人地关系，探讨历史时期人群的社会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历史社会地理区别于社会史的关键之处。

二、明清时期的区域人群

社会史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群体，而历史社会地理则将目光聚焦于历史时期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人群，特别是明清以来因人口压力和生存竞争加剧所出现的地缘性人群。如京畿地区的河间太监、京师妇人、绍兴书办、三河“老妈”、保定“狗腿子”，山西的晋商、大同婆娘、山陕乐户，扬州的盐商、广陵瘦马、“三把刀”，苏州的状元文士、山人清客、苏州戏子、洞庭商人、香山工匠，江西的剃头师、吉水翰林，安徽的徽州商人、凤阳花鼓，浙江的浙江兵、钻天龙游、绍兴刀笔、绍兴堕民、九姓渔户，闽广的疍民、客家人、顺德自梳女、珠江细仔(王振忠《历史区域人群》，收入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近百年来，这些闻名遐迩的区域人群不同程度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历史社会地理”的概念产生较晚，但明清区域人群的先行研究硕果累累。

(一)区域人群兴起的自然与人文地理背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苏州状元、香山匠人、两淮盐商、扬州和苏州的“瘦马”都是其写照。宋代以降，苏州地区长期流传着“潮过夷亭出状元”的谶语，孙景超认为这一文化现象有着深刻的环境变迁背景，是娄江水利形势历史变迁的缩影(《苏州状元谶背后的环境变迁》,《史学月刊》2008年第11期)。至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山温水暖、湖清水秀、河网密布、土物繁雄，成为全国最为富饶的地方；又尚文重教，藏书、刻书、著书活动盛行，读书习文的社会文化氛围浓厚。这一方风土与人情，使苏州一府科甲鼎盛，状元成为苏州“土宜”(胡敏《苏州状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此外，苏州吴县木渎、藏书、枫桥等镇盛产优质花岗石，太湖中西山的石灰石、太湖石更是建筑中不可缺少的材料。这些优质建材为苏州吴县的香山匠人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出色的“道具”。“香山帮”一跃成为三大建筑派系之一(李嘉球《香山匠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江苏东部的淮河入海处，是重要的海盐产区，海盐生产成为历史时期江苏海岸最为重要的人类开发活动，尤其是明清时期两淮盐业长期繁盛。两淮盐场供应了明清王朝最多的盐课，形成著名的两淮盐商群体(韦明铧《两淮盐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两淮盐业的中心在扬州，此地土地肥沃，河汊如织，川泽秀媚，山清水秀。水泽之气，钟于女子。多水的地理环境使得扬州女性大多皮肤白皙，身材健美，性情温柔，举止婉慧。故扬州成为明代富贵之人购妾的首选之地，“扬州瘦马”群体由此产生(韦明铧《“扬州瘦马”》,《读书》1983年第4期)。此外，苏州地区亦因其特殊的自然与人文地理而出现“瘦马”群体(王宁、张静怡《被售卖的美丽——“苏州瘦马”考》,《民俗研究》2023年第3期)。

浙江钱塘江流域内，流动着以舟为家的“九姓渔户”，关于他们的来源，学界由古越族后裔的观点向区域人群观点转向。20世纪60年代，傅衣凌认为水上浮家的九姓渔户和闽粤“疍民”皆是古代越族的遗胤(《〈王阳明集〉中的江西“九姓渔户”(休休室读史札记之一)——附论江西九姓渔户与宸濠之乱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至90年代，赖青寿提出，他们是浙江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孕育出的区域人群，浙东的金、衢、严三府是九姓渔户主要的栖息地，这一带颇具舟楫之利，为水上营运为生的民众提供了有利的谋生条件(《九姓渔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二)人文地理环境对区域人群及其社会风俗的塑造。

地理环境是影响区域人群行为举止、性格心理非常重要的因素。绍兴师爷闻名全国，师爷的产生与其人文地理环境密不可分。浙东绍兴位于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西部，依山阻海，地狭人稠，当地的科举竞争亦相当激烈，因此，绍兴人不得不外出谋生，以砚田笔耕，游幕四方，充任师爷(王振忠《绍兴师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相邻的宁波地区，濒临东海，海道辐辏，遏南北水路要冲，素有浙东门户之称，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陶瓷之道的起航港之一。宁波人正是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泛海兴贩，从事航运，进而名满寰宇，形成了有名的宁波商人群体(林树建《宁波商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同为商贾渊薮的徽州地区则山势陡峭，土壤贫瘠，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山多田少的自然环境不利于农耕，但山林资源种类丰富，这不仅影响着传统徽州人的日常生计，还促使山居生活中徽州人形成了“勤俭甲天下”、坚忍与善于开拓的民风习气(王磊《徽州朝奉》,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李磊《明清徽州山林资源与徽人性格特征》,《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卞利《论徽州本土和域外对徽商形象认同的差异及其原因》,《学术界》2019年第4期)。

西北区域人群性格有自己的特点。陕西地区土田衍沃，水土饶益。李刚、赵晓东认为，天高地远、风刚水寒，养育出陕西掌柜吃苦耐劳、服食简朴的人文性格；原平野旷、土沃山高，造就陕西商人强悍勇猛、狂放豪迈的人格魅力；相间杂厝、产富物饶，成就了陕西商贾豪施侠游、救危济困的仁义风范(《陕西掌柜》,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陕西与山西毗邻而居的地缘优势促使明清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较多地通过建立联合关系互相帮扶，增强彼此实力(王俊霞、曹宇明《明清山陕商人相互关系探析》,《西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三)区域人群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影响，在空间分布、活动地域上呈现明显的特点。

白山黑水间的女真后裔，入主中原后形成了八旗子弟。这些八旗子弟主要分布于京师地区，以及杭州、西安、荆州、绥远和新疆等地的满城。此外，福州、广州等地的旗营也是八旗官兵重要的驻防点(刘小萌《八旗子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陕西刀客依托卤泊滩生产、贩卖私盐，主要活跃于关中土盐分布地，即富平、蒲城、大荔、渭南、朝邑等县域内和各县交界地带(王旭《清代陕西刀客起源考论》，《清史论丛》2018年第2期。程森《光绪初年关中刀客的活动与卤泊滩土盐禁采》，《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4期)。明清时期，地域商人尽管车辙马迹遍天下，但也有各自主要的活动区域。山西票商主要聚集于京畿、三江、两湖、岭表、东西北三口(安介生《山西票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洞庭商人驰骋于运河两岸，频繁出入于南京、淮扬、徐州、临清等地，或沿长江西行，去往江西、湖广，兼及川蜀经商(罗仑、范金民《洞庭商帮》，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马学强《钻天洞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范金民、夏爱军《洞庭商帮》,黄山书社，2005年)。云南马帮足迹遍布中国西南地区，以及东南亚、南亚，主要开辟了三条重要的运输干线：迤东(滇东北)线以昭通为中心，东到川黔，南达昆明；迤南(滇南)线以蒙自为中心，一般出省至广西，省内则至开远、昆明，也有达昆明后经海道下滇西的；迤西(滇西)线则以下关为中心，内联昆明，外通缅甸、老挝、泰国，西入康藏转印度(胡阳全《云南马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云南马帮中以回族马帮规模最大、历史最久，云南回族马帮在滇南、滇中、滇西都有自己的聚集区域与通商路径(姚继德《云南回族马帮的组织与分布》，《回族研究》2002年第2期)。

(四)区域人群的迁移影响侨寓地人文环境的变迁。

传统时代的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恋地情节”，移民进入新的居住环境时，总是竭力保持原先的生活方式。移民群体持续不断地迁居新的侨寓地时，会改变侨寓地的社会风俗。如明清京师地区五方杂处，成为各地人群的聚居之处。八旗子弟不仅给京城带来了草原与山林文化的雄风，而且浸染内地的精致文化，创作出子弟书这种说唱艺术，促进了北京曲艺演出的“票房”活动的兴起(崔蕴华、田耕《子弟书与北京地域文化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苏州士人入京师，出仕京官，将建宅兴园、度曲赏剧，以及喜好苏式的饮食服饰等生活习惯带入京城，乾嘉时期北京昆腔便极为兴盛，市井之间甚至出现了“多少北京人，乱学姑苏语”的新潮流(李嘉球《苏州梨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清代中叶，大批扬州乱弹伶人北上京城，促进了南北声腔的融合与京剧艺术的形成(韦明铧《维扬优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大运河畔的淮扬地区是徽州商人重要的侨居之地。徽州商帮购买田宅、墓地，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重建宗祠，对扬州新城、仪征、淮安河下关厢、苏北滨海市镇等盐业城镇商业的兴盛起到了关键作用，也造就了以风雅、豪侈为特征的“盐商派”“扬气”的生活方式(王振忠《清代两淮盐业盛衰与苏北区域之变迁》，《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4期。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修订版)》，三联书店，2014年。王振忠《清代徽商与扬州的园林名胜——以〈江南园林胜景〉图册为例》，《安徽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两淮盐商不仅推动了扬州城市建设和社会风气的转变，也促进了扬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明代陕西盐商对扬州地区儒学文化、休闲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杜林渊《明代陕西商人对扬州文化的影响》，《北方论丛》2013年第2期)。清代两淮盐商更是造就了扬州学派的兴起，乃至清末学术文化事业的辉煌(黄俶成《论两淮盐业经济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影响》，《江海学刊》2001年第3期)。此外，江南地区也不乏徽商的身影，徽州典商、木商、盐商、布商齐聚江南，开展商业经营，投身慈善活动，推动了江南城镇的繁荣，对明清江南社会文化的塑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翟屯建《徽商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东南文化》1993年第3期。黄彩霞《明清徽商与江南粮食市场》，《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范金民《明清时代的徽商与江南棉布业》，《安徽史学》2016年第2期。王振忠《从徽州到江南：明清徽商与区域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晚清时期，位于长江中游的汉口不仅是重要的国内航运码头，也是最主要的开埠城市之一。陕西商人在商贸辐辏的汉口建会馆，联乡谊，敬神祇，从事货殖、谋生之道，推动了汉口城市经济的繁荣(张博锋《行商汉口：晚清汉口陕西商人之探析》，《湖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综合观之，明清社会地理学者、社会经济史研究者对区域人群，尤其是地域商人群体的研究较为深入，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考察区域人群的兴起背景、活动地域、社会风俗、迁移流动等，重视群体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与影响。

三、明清时期的社区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首次将“社区/共同体”的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历史学者也借用社会学的“社区”概念开展研究。张研认为，清代社区是清人以家庭、家族、宗族、乡族及保甲、里甲、坊厢等形式聚居其中，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产生各种互动关系而共生共存的社会地理空间，可细分为法定社区、自然社区、专能社区、政治社区、经济社区、精神社区和民族社区等(《试论清代的社区》,《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则更强调社区内部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旧中国江南三角洲农村的聚落和社区》，《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历史社会地理学应当着重考察历史时期社区内部的社会活动及人类活动对社区的影响。学界对明清社区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社区内的日常生活。

社区定期举办娱乐活动，让居民消遣放松。清代民间经常以歌舞、杂剧、鼓乐等形式祭神、酬神，成为各地社区重要的文娱活动(宫宝利《清代民间酬神演戏与社区文娱活动》，《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社区也定期组织赈济救灾，开展慈善活动。吴滔认为，清前期江南地区以社区为单位的赈济已广泛存在，只是官方介入较多，从乾隆晚期开始社区赈济民间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咸丰以后由乡镇组织的赈济活动替代了以都图里甲庄圩为单位的小型社区的赈济(《清代江南地区社区赈济发展简况》，《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学界对移民社区的民间信仰活动颇为注目。周保国、吕文涛认为，湖北省南漳县九龙山移民社区的信仰空间经历了从张家佛堂到儒、释、道三教并祭的演变过程(《从家佛堂到三教并祀：移民社区空间的构建——基于清代湖北省南漳县九龙山社区的田野调查》，《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清代以乌鲁木齐、巴里坤为代表的新疆北部汉人社区内部庙宇遍布。黄达远指出，在这些移民社区中，以巴里坤的民间信仰为最盛，号称“庙宇冠全疆”,域内的民间信仰可以分为圣贤型、乡土型、杂类型、技艺型(《清代新疆北部汉人移民社区的民间信仰考察》，《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2期)。

(二)社会活动与社区的发展模式。

学界对古代社会的区域研究提出了“乡绅”“祭祀圈”“市集区”等众多分析概念和理论模式。这些理论也成为探讨社区形成机制和发展模式的参照系。张研、毛立平认为，清代安徽地区存在大量的因市场网络而生的市镇和因水利设施而建的圩，这些经济社区由各家族、宗族组成的乡族组织所统治(《从清代安徽经济社区看基层社会乡族组织的作用》，《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郑振满认为，莆田江口平原的神庙系统和祭典组织，不仅是一种宗教组织，也是一种社区组织。神庙祭典为社区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框架，因而成为社区发展的普遍模式(《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史林》1995年第1期)。美国学者施坚雅以成都平原高店子社区为调查点，认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不是因村庄而是因商品交易自然而然形成的“基层市场社区”(《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郭广辉对“基层市场”社区形成的动力提出异议，认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都平原上的场镇社区是由以官府权力、行用制度和移民同乡关系、精英群体等多方力量共同组成的社会机制所生成，不是因民众参与交易和交际活动而自发形成的(《清代成都平原的场镇及其社区——以简州镇子场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吴滔细致考察了上海嘉定、宝山地区的社区发展模式，认为不可用“祭祀圈”“水利圈”等理论框架来解释，“粥厂”才是整合当地社会最重要的纽带(《清代嘉定宝山地区的乡镇赈济与社区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三)社会活动与社区的变迁及文化认同。

清代改土归流政策深刻影响了鄂西南地区土家族乡村社区的发展。吴雪梅认为，景阳河社区在清初改土归流后从边缘走向中心，及至清代中后期随着国家控制弱化、民族心理意识回归、交通衰落、与经济中心偏离，再次走向边缘化(《清代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乡村社会的边缘化——以景阳河社区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尹阳硕认为，石灰窑社区受到国家权力的渗透，当地民众选择忘记过去的历史，以结构性失忆的方式来重组族群认同和新的集体记忆，乡土权威也在国家与乡土社会之间呈钟摆性选择(《清代的乡土社会与基层治理——以鄂西南土家族石灰窑社区为对照》，《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4期)。移民迁入侨寓地时，会采取各种行动强化内部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清代天津是重要的移民城市，来自各地的商人成立行会、会馆和芦纲公所，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推动了对天津城市社区的认同(原祖杰《清代的天津商人与社区认同》，《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四川地区五方杂处，也是重要的移民地区，民间盛行演剧，这种娱乐活动推动了自然社区与专能社区各自内部和互相之间的认同与整合(吴珂《清代四川地区民间演剧与社区认同》，《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总体上看，学界对历史时期社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既有理论方面的探讨，又有对社区的实证性考察和具体研究。学者广泛搜罗地方史志和民间文献，吸纳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积极开展田野调查，对选定的个案社区进行“深描”。

四、总结与展望

伴随着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历史社会地理逐渐走向成熟，近三十年来无论学科理论建构还是实证研究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学界对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及所需史料均有论述。明清时期的区域人群与社区，无疑是历史社会地理研究最为充足的领域。尤其是区域人群及社区内部社会生活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逐渐走向精细化。总体而言，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聚焦于明清时期，这主要受益于学界对明清方志、文集、档案、碑刻、民间文书的发掘与整理。当然，历史社会地理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新兴分支学科，无论是理论方法、研究内容还是学术对话与争鸣，仍存在继续探讨的空间。

首先，历史社会地理的理论体系仍待完善。历史社会地理是社会地理的时序分支，应当充分借鉴社会地理的研究体系。如西方社会地理注重对城市社会问题的结构性解释，弱势群体地理、福利地理、女性主义地理、疾病与健康地理、犯罪地理、感应地理等城市社会地理学论题方兴未艾(姚华松、薛德升、许学强《1990年以来西方城市社会地理学研究进展》，《人文地理》2007年第3期。李健、宁越敏《西方城市社会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研究的意义》，《地理科学》2008年第1期)。中国社会地理学更具本土特色，城市社会地理学者致力于研究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社会问题、城市空间生活与日常生活、女性地理学，乡村地理学者主要关注乡村社会问题、乡村社区、农民的社会行为空间等(曾文、张小林《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地理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地理研究》2014年第8期)。如此丰硕的社会地理学理论成果必将有益于历史社会地理学理论框架的构筑，拓展和丰富历史社会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其次，明清时期区域人群的研究应当借鉴社会史、区域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实现领域的开拓。历史人类学家对边缘人群，如水上人、绍兴堕民、山西乐户等，展开详细的田野调查。这些研究成果无疑会为区域人群的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内地边缘人群及边疆特色人群是区域人群研究努力的方向。就具体研究而言，可以充分运用族谱，对区域人群的空间活动进行细致、深入的微观研究，并运用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将生活空间呈现于地图之上，更为直观和精确地考察区域人群的空间分布变化。

再次，“社区”的概念有待重新检讨，社区的比较研究尚待展开。笔者以为，“社区”相比“区域”“地区”更加注重内部的一致性与认同感，空间范围应当是城市各类功能区、市镇及乡村聚落。目前学界往往立足于个案社区以回应宏观概念，尽管如此操作能突显问题意识，但所选社区是否具有典型性尚有待检讨。明清时期各地同类社区之间的异同、城镇社区与农村社区的比较等研究尚未完全展开，难以从深层次考察历史时期社区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最后，明清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有待深耕。历史时期灾害、贫困、贪腐、犯罪、贩毒、赌博、偷盗、暴力冲突、偏见歧视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常常发生于特定的地区，带有鲜明的地域性。从空间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不仅能够丰富我们对古代社会的认知，也有助于解决现存的社会问题和预防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同时，明清社会地理还必须加强同区域史、社会经济史及历史文化地理等相关学科的对话，寻求新的突破，不断开拓和深化研究领域，力求成为历史地理学中更受瞩目的分支学科。

按：作者刘永学；胡阿祥。刘永学，淮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明清史等。胡阿祥，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中古历史与文学、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地名学与行政区划、南京地方史等。

原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24年第5期。图片来源于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李佳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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