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古近代战略思想史的基本问题：中国战略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影响战略思想发展的主要因素、中国古近代战略思想的发展、中国战略思维的特点和战略智慧的价值，阐释了中国传统战略智慧对当今国家安全与军事问题依旧具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中国战略思想史 中国战略思维 中国战略智慧

作者简介：钟少异，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原研究员。

文章出处：《孙子兵法研究》2025年第1期

战略是全局性的方略，是全局性的方向和路径选择。在军事领域，战略思考和战略谋划的基本内容是关于国家安全、国防和战争的全局性重大问题。战略思想是战略思考和战略谋划的智慧结晶，其基本内容就是关于国家安全、国防和战争的全局性指导思想，它既体现于军事理论，也体现于战略规划和战略方案。中国战略思想史必须把中国五千年来关于国家安全、国防和战争的全局性指导思想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进行研究，探讨、总结其发展历史，揭示中华民族特点及中国战略思想史传承、发展和创新的历程。

一、中国战略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在中国古代，“战略”一词是“战争谋略”“战争方略”的简化，与之相近的还有“兵略”（用兵方略）、“武略”（军事谋略）、“将略”（将帅谋略）等词，可以通用。在西方，strategy（战略）一词的历史语源是“将道”或“为将之道”，军事谋略、战争方略是其主要内涵，东西方可谓不约而同。在近现代军事学中，“战略”概念被界定为关于战争全局的方略，进而又被拓展为关于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全局的方略。与此同时，“战略”概念也被不断泛化，成为全局性方略的代名词，在现代社会中被广泛运用于非军事领域，由此产生了诸如经济战略、产业战略、外交战略、文化战略、体育振兴战略、教育发展战略，等等。受这种泛化潮流影响，军事领域也产生了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军事科技创新战略、武器装备发展战略、军事人才培养战略等各种各样的用法。现代对战略概念的这些用法，如果按“战略”一词的古义追究，都是语法不通的，但语言的规律就是约定俗成，只能顺其自然。因此，我们今天使用“战略”这个概念，无论在军事领域还是非军事领域，普遍是取其“全局性方略”的泛化意义。

中国战略思想史以关于国家安全、国防和战争的战略思想为研究对象，包括三个基本内容：

第一，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统筹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指导国家安全全局的战略思想，如关于内外关系、文武关系、富国强兵、联盟战略、多极斗争等方面的思想。

第二，国防战略思想。关于国防建设的战略思想，是国防建设和发展的全局性、总体性指导思想，如关于国防力量建设（包括军兵种构成、军事制度设计等）、国防体系和布局（包括都城布局、边海防体系、军事交通干线网络等）、国防经济和军事技术发展等方面的思想。

第三，军事战略思想。关于战争的战略思想，是战争全局的方略、战争总体的指导思想，如历代统一战争战略、内外战争战略、平叛战争战略、农民战争战略、近现代反侵略战争战略、革命战争战略等。关于军事战略的定义，当代学术界有两种代表性意见。一种狭义，定义为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一种广义，定义为关于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全局的方略。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都有合理性。本文把军事战略限定为战争方略，把军事力量建设的内容放在国防战略中论述，主要是为了便于处理历史资料，有利于古今对接。

上述三者紧密联系。国家安全战略思想是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总体认识，影响着国防战略和军事战略；国防战略和军事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思想指导下的军事总方针，国防战略着眼于军事力量建设，军事战略着眼于军事力量使用，二者是一体两面，互相依存，反过来又对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产生影响和制约。比如，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根基是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农业区，保持中心农业区的长治久安是其安全思想的核心，其国防战略和军事战略都以此为总体目标，战略取向总体上内敛、重防守；此外，在一些王朝的前期，国力军力强盛，军事战略积极主动，安全思想也趋向于积极开拓进取，而到了王朝后期，国力军力衰败，军事战略上消极防御，安全思想也变得被动消极甚至于偏安苟安。总之，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国防战略思想和军事战略思想，三者存在密切的关系，互相依存、相互影响和制约，共同构成了指导国家和民族军事活动的顶层思想体系。

二、影响战略思想发展的主要因素

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国防战略思想和军事战略思想，构成了国家和民族军事和战争活动的顶层指导思想，其形成和发展主要受如下因素的影响。

（一）地理

地理是文明的胎腹、历史的舞台。一个国家和民族，必有其特定的地理活动空间，这个空间的自然特性和周边环境，是决定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第一因素，也是决定其战略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第一因素。

（二）技术

技术是人类能力的延伸和强化，是人类能力的倍增器，技术进步能够拓展人类的活动空间，导致国家和民族的活动空间扩大，周边环境改变，以致国际和世界地缘格局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国家和民族战略思想的发展变化。而且，技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手段和战争方式，进而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思想。重大的技术革命一般会引发军事变革，并引起战略思想的发展变化。

（三）国家力量

国家力量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统一，是物质资源和精神力量（意志力、组织力）的统一。它是国家和民族战略思想的基石，决定了国家可以动用多少资源投入于国防建设和战争行动，从客观基础上影响着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国家力量因国家发展状况而起伏波动，这使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思想也会呈现同步变化。

（四）时代潮流

国家和民族是世界体系的组成分子，世界历史发展在各个时代形成了不同的区域性或全球性潮流，不可避免地对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和发展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国家和民族战略思想的发展变化。而战略思想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认识和把握时代潮流，指导国家和民族正确地加以应对。这种内在的思想动力，促使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思想更加紧密地与时代浪潮相联系。

（五）历史和文化

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塑造了独特的文化，其核心是民族共同的精神和观念取向，它深刻影响着民族因应安全威胁时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着国家和民族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时，战略思想的发展也参与民族文化的塑造，战略思想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恒久不变的追求、理念和战略思维特点，本身也成为民族文化积淀和民族传统的组成部分，这就是战略文化、战略传统。

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思想是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复杂思想体系，又因这些因素的作用而发展变化。战略思想史研究，既是探讨战略思想发展变化过程的历史研究，也是探讨战略传统及其形成过程的战略文化研究。

三、中国古近代战略思想的发展

中国古近代战略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一）华夏文明的开辟和中国战略思想的奠基（距今约5000年前至公元前221年）

中国的地理区域在古代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其中心是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平原，东临大海，北、西、南三面为大漠荒碛、高山巨岭、热带丛林所环绕。华夏文明就在这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中孕育成长，从距今约5000年前的炎黄时代，到夏、商、周王朝建立，再到春秋战国时代的风云激荡，华夏文明开辟了自己的基本地理空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面貌。在此过程中，中国人关于战争、国防及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和战略思维也逐渐发育。

距今5000年前的炎黄时代留下了诸多传说，结合考古发现，可知当时正处于原始社会晚期向文明时代过渡、国家孕育诞生之际，中华大地上部族林立。黄河中下游的关中地区、晋南地区、河洛地区，拥有广阔的平原和发达的水系，肥沃富饶，交通便利，四方辐辏，许多部族迁徙汇聚于此，融合形成了较强有力的早期国家，开启了华夏文明的源头。在炎黄时代之后先后建立的夏、商、周三个王朝，逐步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构建起了以东西两京——洛京（今洛阳附近）、镐京（今西安附近）为中心的国防体系。“中国”的概念由此诞生，这是处于天下中心的都城，也是处于天下中心的国家。中国战略思想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天下的中心和国家的根基，“宅兹中国”，经略四方，统治者安定天下的普遍目标也由此确立。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是广义的中原，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又被概称为“中原王朝”，争夺中国的政权被称为“逐鹿中原”，取得中国的政权被称为“入主中原”。

华夏文明发源于农耕地区，以农业社会为基础，其开发也以宜农区域为重点。经过春秋战国时代周朝各诸侯国的持续开拓，华夏文明的区域不断扩大，完全覆盖了华北平原并向北扩展到辽东地区和长城沿线山地，向南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覆盖了淮河流域、江南地区、巴蜀地区，影响到了岭南地区、云贵地区。这时候由于周朝中枢力量的衰落，周天子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力，各诸侯国互相争霸、互相兼并，战争频发，战乱不断，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也经常乘机南下攻侵。在此局面下，如何实现华夏文明区域的统一和安定、如何保护华夏文明区域的安全、如何处理华夏文明与周边部族的关系、战争和军事具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正确地谋划国防指导战争，日益成为先哲殚精竭虑思考的重大问题。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浪潮应运而生，不同流派的思想家（儒家、法家、兵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围绕这些重大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主张，形成了战略思想的大爆发，中国战略思想的大部分重要理念在这时都得到了理论概括和明确阐述，从而指导或影响了当时的实践，并为后世的思想发展和实践应用奠定了基础。

比如儒家孔子提出“大一统”思想，认为周天子是天下的宗主，周朝各诸侯国都应遵从周朝的制度，这实质上是主张对华夏文明区域进行统一，形成“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局面，以结束诸侯纷争的乱象，安定天下。这个思想推动了中国逐渐走向统一，并为秦以后的大一统体制奠定了思想基础。

兵家孙武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主张从国家整体利益的高度慎重思考谋划战争问题，在充分掌握敌我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周密决策，以达成“安国全军”（安定国家保全军队）的目标，坚决反对轻率地、情绪化地、盲目地、无节制地使用武力，确立了中国军事思想、战略思想理性慎战的根本取向。

法家商鞅提出中央集权、以法治国、富国强兵思想，主张以中央集权统一国家意志，以法制规范民众行为和社会秩序，重视农业以富国强兵，重视战争和军事，以富国为基础大力加强军力建设，重奖军功以培植勇于为国而战的尚武风气，为秦国崛起并统一中国开辟了现实路径，也为秦以后历代王朝实现国家富强、巩固国防提供了基本的战略思路。

（二）大一统的确立和中国战略思想的发展（公元前221年至1840年）

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在诸侯混战的乱局中，儒家希望统一于周天子的理想难以实现。秦国贯彻法家思想，经过数代努力，于公元前221年终由秦始皇攻灭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推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统一政令和法律，统一经济和交通标准，统一文字，建立统一的国防体系，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大一统的局面。秦朝虽然二世而亡，但随后建立的汉朝继承了秦的制度，使大一统的体制在中国得到了确立。“百代都行秦政法”，此后直至明清时期，中国历代王朝都遵行大一统的体制。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王朝历史呈现出周期性的兴衰震荡，当王朝衰落时，国家便再次陷入分裂和战乱，但即使在大分裂大动乱之中，中国的仁人志士总是前仆后继，竭力挽狂澜于既倒，坚定不移地追求重新实现统一。而每一次分裂动乱之后，中国历史总是能够奇迹般地重归统一，并使大一统体制达到更高水平。因此，从秦汉到明清两千多年中，统一和分裂的斗争是持续的历史主题，也是主导战略思想发展的基本矛盾，在统一和分裂的反复激烈斗争中，中国战略思想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和发展。

大一统的确立，使国家安全面临更加宏大复杂的局面，使国家安全问题和统一问题紧密相联，不能维护国家统一就不能保卫国家安全，反之亦然。两千多年来，中原历代王朝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上始终面临内外两个方面的压力。内来自于内部的动乱因素和分裂割据势力，外则主要来自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这两个方面的威胁又经常交织在一起，互相激荡，形成“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为应对这两个方面的威胁，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达成长治久安的理想，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在继承往圣先哲特别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战略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主张和战略构想。在其指导或影响下，历代王朝在国防和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大规模建设，进行了一系列战争，有成功，也有失败，交织着成功的收获和失败的血泪，又不断在总结经验教训中对思想和实践进行调整。但万变不离其宗，两千多年来中国战略思想始终围绕大一统的历史轴心不断发展、丰富，并以自身的不断丰富、完善促进大一统体制不断完善、加强。两千多年中，什么时候大一统的体制稳固，国家就安全，社会就安定，人民就比较幸福；什么时候大一统的体制动摇，国家就危险，社会就动乱，人民就遭殃。这是基本的历史规律，也是基本的历史经验，正是有鉴于此，对大一统的追求和维护自然成为中国战略思想的根本基点。

在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珠江流域都纳入了中国的版图，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广大的统一农业区。在其北面，则是世界上最广大的草原游牧区，从蒙古草原一直连通到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当秦汉王朝实现一统的时候，匈奴也统一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形成强大的游牧武装集团，不时南下攻侵，对秦汉王朝构成严重威胁。此后历朝历代，草原霸主此衰彼兴，先后从匈奴到柔然、突厥、契丹、蒙古，始终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威胁。所以中原历代王朝都把应对这个威胁作为战略上的重点，将战略重心放在北方。与此相比较，东部海上方向始终没有大敌，通常只有一些海盗式的小规模武装袭扰，所以历代王朝对海防都不够重视。这决定了从秦汉时期到明清时期，中国战略思想都具有重陆轻海、重北轻南的特点。

在这两千多年间，中国历代王朝的战略视野始终局限于亚洲东部地区，形成了恒久不变的“天下观”：中国是世界的主体和中心，中原是中国的中心；世界是以中国为主体和中心，包括周边众多部族邦国的同心圆体系；中国的责任是保持自己的统一和安定，形成长治久安的局面，进而发挥影响力，“协和万邦”，促进天下的和平安宁。这个“天下”，这个“世界”，基本上就是东亚地区。这种天下观在根本上是受限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技术水平，它决定了这两千多年中国战略思想的基本取向和内容，也决定了其根本局限性，这就是看不到15世纪后欧洲发生的一系列历史性变化。当明清时期欧洲殖民者东来时，中国一直视之等同于周边的部族邦国，对他们即将带来的历史巨变毫无意识。

（三）从救亡图存到民族解放：中国战略思想的转型和突破（1840年至1949年）

从15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初，当中国明清两朝依然在传统农业文明的轨道上按着固有模式缓步而行时，在欧洲先后发生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大航海和殖民扩张、资本主义兴起和工业革命，开启了工业文明的大幕，把世界带入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时代，打破了世界不同区域历史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资本主义列强携工业文明之优势对中国展开了大规模侵略，中国历史的相对独立性从此被打破，时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百来年，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再到日本大举侵华，中国在列强的围攻侵略下一步步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身处这样的历史大变局，面对时代大潮的猛烈冲击，中国的仁人志士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进行了艰难探索、不懈奋斗，中国战略思想因而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变化。

近代世界格局、内外关系和中国社会的剧变，对中国自古以来的安全观念产生了严重冲击。在新的安全环境和新的安全形势下，传统安全战略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自古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都自视为天下的中心，秉持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致力于通过文、武两手的综合运用，来构建周边部族邦国“万方来朝”的理想局面。即使在能力有所不及的时候，也一贯保持其“天朝上国”的优势意识。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列强的大举入侵下，清政府失地丧权，传统朝贡体系土崩瓦解，“天朝上国”的心理优势被彻底摧毁。国人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走出，逐步认识到新的世界格局和潮流，逐步对国家的状况有了真实的体认，于是从追求理想化的朝贡体系逐步转向对国家地位的现实估量，开始谋求正常国家关系下的国家安全。与此同时，鸦片战争以来与列强打交道的辛酸史，又使人们深刻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实力就没有正常的国家关系，就没有国家安全。因此，“变革图强”理所当然成为近代以来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主轴。

鸦片战争的失败首先使国人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是其取胜的直接原因，因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其核心内容就是学习、引进西方的近代军事工业和军事技术，改善武器装备，从而加强军力和国防。这个主张经过19世纪晚期的洋务运动而趋于普及，并逐渐由单纯发展军事工业扩展为发展近代工业和科技，增强国家的整体实力，包括国防实力。这标志着晚清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走出了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单纯重农的局囿，开始把工业和科技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

晚清鸦片泛滥，白银外流，民气萎靡，使人们看到贸易也有动摇国本的作用。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对资金的巨额需求，增强了国人对“振兴商业”的重视。有识者进而认识到，晚清国防的衰弱，深层原因还在于国家经济不发达；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根本目的是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这不断加剧了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因而主张与西方进行“商战”，发展和维护本国的经济。郑观应的主张“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逐渐形成思潮，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中国古代，传统观念通常把商业和农业相对立，认为商业的发展必然会损害对农业的重视，动摇国家的根本，因而主张“重农抑商”；甚至把手工业及其技术与商业一并视为“末业”和“末技”，与作为“本”的农业相对立，主张“重本抑末”。晚清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商战”等主张的推动下，逐渐走出了这个误区，看到了工业、科技和商业经贸对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

历史上中原王朝所受到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武装集团，因此历代王朝都把军事防御的重心放在北方，致力于构建塞防。从秦汉至明清，在北部边疆实行多层次、大纵深防御的思想日趋完善。相对于北部塞防，东南海防一直不太受重视，但晚清西方列强却从东南海上攻破了中国的门户。自鸦片战争开始，东南海防告急，威胁与日俱增。而与此同时，沙俄和日本又从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大肆入侵，对传统的塞防构成严重威胁。面对这个局势，晚清关于塞防和海防孰轻孰重发生了激烈争论，最终形成了塞防、海防并重的较为一致的认识。在此过程中，近代中国的军事安全视域和国防战略取向逐步发生了转变。

晚清中国的战略思想，总体上在变革中不断发展，逐步近代化。但由于国家政权的日益腐朽、没落，许多有益的思想，最终都难以实现或收效甚微，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危机反而一步步加剧。身处于灾难深重的晚清中国而苦苦求索的民族先行者们逐渐认识到，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建立自主自强的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强大和安全。在20世纪上半叶风起云涌的中国革命浪潮中，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先行者们成功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来的王朝帝制。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国家进一步衰败，民不聊生，外敌环伺，特别是日本乘机不断扩大对华侵略。在此内忧外患中，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了全国政权，但国民党政权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反而背离群众，倒行逆施，在安内和攘外、坚持抗战还是求和苟安、团结建国还是独霸天下等重大战略问题上首鼠两端、顾此失彼，最终陷于彻底的失败，体现了其战略胸怀的狭隘、战略眼光的短浅、战略思想的局限和错误。

从清末到民国，中国在军事上先后把日本、德国、美国作为学习对象，译介了大量西方和日本的军事著作（其中译自日文的军事著作有许多是日本翻译的西方著作，此外就是反映明治以来日本学习西方进行改革的成果）。在西方近代军事思想和战略思想影响下，民国时期以国防问题为中心形成了中国近代战略思想的体系，总体而言，学习、效法有余，紧密联系中国实际不足，基本上是对西方近代战略思想的搬用，缺乏创新发展，有一些智慧闪光和真知灼见，但缺乏能够有效解决近代中国纷乱复杂问题的系统对策。

马克思主义的传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特别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和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使中国近代战略思想在艰难的探索转型中取得了突破，从而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指引了走向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正确道路，也使中国战略思想的发展在融合中西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经过曲折探索确立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事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按其形成发展的脉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毛泽东战略思想包括：土地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1927—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1937—1945年）、解放战争的战略思想（1945—1949年）。其基本精神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研究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情况，着眼于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以求解放、求独立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形成其战略思想的过程中，毛泽东阅读了大量军事理论著作，特别是有关战略问题的书籍，包括当时翻译过来的西方军事著作，还研读了《孙子兵法》以及中国古代众多经典战争战例的史料。毛泽东战略思想是融会古今战略智慧、贯通中西战略思想、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的伟大创新，其超凡卓越的思想洞见和战略构思为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领导人民创建军队进行武装斗争、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强大的内外敌人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提供了系统的方法和策略，因而形成了具有全新时代特点的宏大战略思想体系，最终以中国革命的成功、新中国的成立、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得到了历史的验证，并对此后中国和世界范围的军事斗争和战争活动产生持久而深刻的思想启迪。

四、中国战略思维的特点和战略智慧的价值

战略思维是战略的系统化思考方式，它与战略思想并行发育和发展，既决定着战略思考的取向和战略思想的发展，又积淀和体现于战略思考的思想成果之中。纵观中国战略思想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中国战略思维具有如下鲜明特点。

第一，理智性。战争关乎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是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对待战争的态度，是衡量人类理性的重要标尺。中华民族素以理智而著称，在战争问题上更是如此，这决定了中国战略思维具有鲜明的理智性特点，孙子是杰出的代表。《孙子兵法》对战争问题的论述，通篇洋溢着理智、冷静、审慎的态度，从中看不到任何简单、轻率、粗暴的言论。《孙子兵法》中虽然没有讨论战争观的专门篇章，但当孙武论述其战略、战术思想时，却体现出慎重对待战争的基本精神。《火攻篇》中的一段话，集中反映了这一倾向：“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子不仅看到了战争的重要性，而且清醒地认识到了战争的代价、战争的危险性和危害性，他一再强调战争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也多处谈到了战争对社会的扰动、对国家的耗损，以及给百姓造成的灾难。这种理性和良知使孙子坚决反对情绪化地处理战争问题，而力主审慎地对待战争，从而对人民的生命和国家的安危负责。正是基于这种态度，孙子主张应认真研究和深入了解战争，在《孙子兵法》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也正是基于这种态度，孙子提出了“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的著名原则，主张把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兴师用兵的根本前提，把战争手段作为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同时，孙子还对为将者提出了“静幽正治”的要求，强调将帅必须具备冷静、理智的品质。唯有保持冷静和理智，才能够做到审慎。正因如此，中国历代政治家、军事家都极其强调思考和谋划重大战略问题时，一定要保持高度的冷静，“每临大事有静气”“泰山崩于前而不乱”，冷静思考，沉着应对。

第二，内敛性。中华民族世代生息繁衍的华夏大地，是一个天然屏障环绕、区域广大且内部结构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它西北方耸立着帕米尔高原，西南方横亘着喜马拉雅山脉，东、南两面为万顷波涛，北部是一望无际的荒漠草原。中华农耕文明发源于这个区域中心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并不断向适宜农业的周边地区扩散，从关中平原、华北平原、江淮地区，再扩展到四川盆地、珠江流域和东北平原。从主体上看，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农耕文明的发展史、延续史。封闭的地理环境、发达的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祈求安定、注重秩序、崇尚和谐的民族心理趋向，培育了重视自身安全、强调防御自守的战略思维特性。作为封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产物，重视和谐、关注民生、提倡仁爱，强调以德立国，主张施行德政教化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并影响和感化天下，反对侵略扩张和穷兵黩武，强调在施行德政的基础上慎重、合理地使用武力，反对滥用武力，逞暴天下。这是内敛性战略思维的突出表现，深刻影响和塑造了中国军事文化的品格。如秦汉以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宜农区域基本上得到了开发和统一，主流思想认为“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只要把内部治理好了，国家安定强大，周边的部族邦国自然就会顺服，对外用兵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耗费国家、危害安定的行为。更多的时候，中原王朝统治者按照儒家“修德怀远”“德化天下”的政治理想，对周边地区采取怀柔抚绥的温和政策，对来自外部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则主要采取大规模筑城屯守的办法来进行防御，有限的主动出击也总是在消灭敌人力量或将之驱向远方消除威胁后即收兵内撤，重又恢复到依凭筑城进行防守的通常状态。从这个层面也可以说，世界历史上最浩大的古代军事工程——中国长城，正是内敛性战略思维的物化体现。

第三，总体性。中国人在思维上善于抽象和概括，惯于从事物的大面和总体上进行观察和把握，这为着重于把握全局的战略思维的发育提供了天然条件，因此中国的战略思维发育和战略思想成长都是非常早熟的，在中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战略理论体系，这就是《孙子兵法》。“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是关于战略思维总体性特点的精辟总结。在思考战争问题时，表现为并非简单地就事论事，或仅仅局限于狭窄的作战范畴，而是以广阔的宏观视野审视战争，谋求从全局和总体上把握战争。比如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军事家都非常强调对决定战争胜负的多方面因素（道、天、地、将、法）进行综合评估和运筹；强调把战争手段和国家实力培植、外交联盟斗争相结合，通盘谋划，以最低代价达成“全胜”目标；强调通过国家内外多方面的努力，综合运用政治、军事、外交等手段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先胜而后求战”；强调在“安国全军”的总目标下把握战争，把战争视为达成国家安全的一个手段，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等等。中国战略思维突出的总体性特点，使中国战略思想在理论上呈现出高屋建瓴的非凡气势，具有罕见的宏观洞察力。中国战略思想史上的两座高峰——孙子战略思想和毛泽东战略思想，都得到了世界的盛赞。一些西方战略学家甚至认为，今天没有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孙子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世界格局的把握和塑造能力更无人能及毛泽东。

第四，灵活性。中国人很早就观察认识到，世界是在不停变化的，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在中国历史上，以《易经》为标志，很早就形成了辩证地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在其影响下中国战略思维也形成了辩证地看待事态发展的灵活性特点。自古以来，中国军事家思考研究战争，总是以战争中的对立矛盾为核心而展开，从2500年前《老子》和《孙子兵法》两书诞生开始，就广泛涉及了战争各个方面大量的矛盾对立现象，如力量的强弱、人数的众寡、军队的治乱、将帅的贤愚、士卒的勇怯、谋算的得失、部署的虚实、兵力的专分、人员的劳佚、战势的奇正、战法的攻守、时间的速久、道路的迂直、地形的死生、处境的安危，等等。老子和孙子都极其强调从矛盾的双方研究问题，兼顾事物的对立面，并关注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主张变化地、动态地把握战争，这种思维方式通过一代代的传承发扬，深入中国文化的骨髓血脉，使中国战略思维充满了辩证的灵性和智慧。比如，孙子既高度重视“五事”“七计”等客观因素对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又极其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伐谋伐交，灵活用兵，积极争取胜利；一方面认为“兵者，诡道也”，强调巧用智谋出奇制胜，另一方面又提出“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一方面认为“胜可为也”，主张能动地争取战争中的主动权，积极争胜，另一方面又提出“胜可知，而不可为”。这些表面看似矛盾的观点，实质上都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体现了思维的高度复杂性、辩证性和灵活性，绝非简单的机械唯物论和故弄玄虚的神秘主义所能够企及。

任何形式的战略思想或战略理论，都是基于战略实践的战略思维的产物。战略思维的发达程度及其合理性和独特性，体现了战略思想、战略理论的品质，反映了一个民族战略文化的底蕴，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战略活动（维护国家安全、进行国防建设和处理战争问题）的行为模式。从战略思维到战略思想再到战略活动，其所表现出的基本倾向必然是有机联系的，有着内在的统一性，这也是民族的基本战略取向。中国数千年的战略思想史反映出的四点基本战略取向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战略智慧的集中体现。

一是“重根本”。战略的根本是实力。没有实力，再有智谋也无用武之地；没有实力而高谈谋略，无异于自欺欺人，结果更加适得其反，只能贻笑天下。有鉴于此，中国战略智慧首先强调自身实力培植。《孙子兵法》说“善战者先为不可胜”（先谋求不可被战胜），“不可胜在己”（不可被战胜关键在于自己）。后人常说孙子“尚智贵谋”，但孙子自己却说“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因为善战者之胜，“胜于易胜”。什么叫“易胜”？就是自己形成强大的实力，而敌人却处于衰败状态，自己还没出手就已经处于胜势，取胜非常容易。这才是孙子的大智所在。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其实，“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易胜”之极，在根本上必然是以强大的实力为基础，而不可能仅仅依靠“奇谋妙计”。正是基于对实力这个根本的重视，中国先哲很早就提出了“富国强兵”的思想，揭示了大国强盛的根本途径在于以“富国”来支撑“强兵”，以“强兵”来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通过“富国”和“强兵”的互相促进作用来实现国家的安全巩固和持久兴盛。

二是“贵有备”。中国战略智慧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突出的预备观念。《周易》中就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箴言。《司马法》明确指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先哲从无数惨痛的历史教训认识到，军队可能“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因而主张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始终在国家安全上保持警惕性，“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而且要针对可能的安全威胁，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无恃其不来，恃我有以待也”，“无备，虽众不可恃”，“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明太祖朱元璋曾经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此做了鞭辟入里的论述：“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时，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后可言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若晋撤州郡之备，卒召五胡之扰；唐撤中国之备，终致安史之乱。此无备之验也。夫当天下无虞之时，正须常守不虞之戒。然则武备其可一日而忘哉！”

三是“求全胜”。中国战略智慧对待军事和战争问题，从来都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或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看问题，而总是首先从国家整体利益的高度进行审视，把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追求“安国全军”的“全胜”目标。这种宏大的战略视野使先哲看到，军事力量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必须将之与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因素相结合进行综合运用，相辅相成，才能够达到良好的效果；单纯依恃武力或简单地使用武力，其结果往往是“破军疲国”，使国家陷入“四面楚歌”的危机。中国古人把军事和战争手段称为“武”，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非军事手段称为“文”。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在当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与硬实力”理论的两千多年前，中国思想家其实就已经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文武并用、刚柔相济的明确主张：“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因此说：“文武并用，长久之术”。只有持久的、可靠的胜利，才称得上是“全胜”。

四是“忌轻发”。中国战略智慧对待军事和战争问题，一贯秉持理智、冷静、慎重的态度。中国先哲坚决反对情绪化地、轻率地处理战争问题，而力主理性地、慎重地谋划和指导战争，“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而且，中国先哲普遍对武力的运用设置了严苛的界限。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孙子说“非危不战”，都把战争手段作为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千百年来，这些观念深入人心，使慎战成为民族的普遍意识，因而说“从古知兵非好战”。

中国战略智慧的上述基本取向，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国家力量博弈本质关系的独特把握，这就是重力量而绝不轻率使用力量，极其强调慎重、合理、有节制地运用力量！这正是中华民族理性智慧特点的重要表现。浩浩乎如大海之广，嵬嵬兮如珠峰之高，中华先哲历数千年积淀而形成之卓越的战略智慧，是中华民族一份永恒的财富，对思考、筹划国家安全和国防军事问题具有恒久的借鉴价值。